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
徐惠的《进太宗》又名曰《妆殿答太宗》,是在皇帝屡召不赴情况下写就的一首难得表现作者“女儿性”的作品。
“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前两句虽然不着一墨写作者如何梳妆,却让佳人对镜的优雅美态如在眼前,颇见功力。在数以千百计的后宫妃嫔中,得到君王的宣诏,本应喜悦之极应命而至。就封建文化要求女子“柔顺”、不得违抗君命的“角色规范”而言,更应该立即应诏。可徐惠却偏要君王等一等,“妆罢”后久久不去应诏,反而要在镜台前徘徊不前,故意要引逗得君王着急。等到君王真的因急生怒,她似乎又早料到了,慌不忙的借“千金一笑”的典故,戏谑地反问太宗:“古人千金买美人一笑,陛下传召我一次,我能来吗?”
徐惠的问句,不但平息了君王的火气,也向读者呈现了一位体态婀娜、不胜罗绮的艳丽宫妃,在君王面前不屈己、不媚人的独立形象。“后妃宫女拂逆君主的行为,并非完全出于手段,出于自觉意识,多数因性气所致。”由此可见徐惠的机智活泼的女儿性情,以及太宗与她之间亲昵深厚的情思。
徐惠以轻松的笔调写下了她和太宗之间这段富于情趣的小插曲,在强调庄严又玄妙的“后妃之德”的后《诗经》时代,突然冒出“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这样充满灵性的诗句,是徐惠的天性和才华使然。后人曾作诗赞这首《进太宗》:“拟就离骚早负才,妆成把镜且徘徊。美人一笑千金重,莫怪君王召不来。”
蓬莱宫,即唐大明宫。唐代宫城位于长安东北,而大明宫又位于宫城东北。兴庆宫在宫城东南角。公元735年(开元二十三年),从大明宫经兴庆宫,一直到城东南的风景区曲江,筑阁道相通。帝王后妃,可由阁道直达曲江。王维的这首七律,就是唐玄宗由阁道出游时在雨中春望赋诗的一首和作。所谓“应制”,指应皇帝之命而作。
“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诗一开头就写出由阁道中向西北眺望所见的景象。首句写渭水曲折地流经秦地,次句指渭水边的黄山,盘旋在汉代黄山宫脚下。渭水、黄山和秦塞、汉宫,作为长安的陪衬和背景出现,不仅显得开阔,而且因为有“秦”、“汉”这样的词语,还增强了时空感。诗人驰骋笔力,描绘出这样广阔的大背景之后,才回笔写春望中的人:“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因为阁道架设在空中,所以阁道上的皇帝车驾,也就高出了宫门柳树之上。诗人是回看宫苑和长安。这里用一个“花”字渲杂繁盛气氛,“花”和“柳”又点出了春天。“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这两句仍然是回看中的景象。经过三四两句回旋,到这里再出现,就更给人一种高峰突起的感觉。云雾低回缭绕,盘亘在广阔的长安城上,云翠中托出一对高耸的凤阙,像要凌空飞起;在茫茫的春雨中,万家攒聚,无数株春树,在雨水的沐浴中,更加显得生机勃发。这是一幅带着立体感的春雨长安图。由于云遮雾绕,其他的建筑,在视野内变得模糊了,只有凤阙更显得突出,更具有飞动感;由于春雨,满城在由雨帘构成的背景下,春树、人家和宫阙,相互映衬,更显出帝城的阔大、壮观和昌盛。这两句不仅把诗题的“雨中春望”写足了,也表明了这个春天风调雨顺,为过渡到下文作了铺垫。“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古代按季节规定关于农事的政令叫时令。这句的意思是说,这次天子出游,本是因为阳气畅达,顺天道而行时令,并非为了赏玩景物。这是一种所谓寓规于颂,把皇帝的春游,夸饰成顺天道之举。
古代应制诗,大多是歌功颂德之词。王维这首诗也不例外,但诗歌的艺术性很高,王维善于抓住眼前的实际景物进行渲染。比如用春天作为背景,让帝城自然地染上一层春色;用雨中云雾缭绕来表现氤氲祥瑞的气氛,这些都显得真切而自然。这是因为王维兼有诗人和画家之长,在选取、再现帝城长安景物的时候,构图上既显得阔大美好,又足以传达处于兴盛时期帝都长安的风貌。
此词写女主人公晨起之后,登阁望远思念心上人的惆怅思绪。前三句从视听的感觉描写清晨景象。天刚晓时许多星星都隐没了,天空只剩下少数星星,故觉“星斗稀”。“钟鼓歇”是说清晓报时警夜的钟鼓声已经停歇。首二句从高远处写起,“帘外”句落到近处。用星斗、钟鼓、晓莺、残月等一系列表示时间的意象,点明时间是在清晓,在景物描写中已暗含人物。次三句继续描写景物,写露重风斜、落月满院,显已为暮春时节。不仅感到其中有人,而且隐约似见其有活动,从室内移步至庭院。上片名为写景,则已见情。主人公由室内转向庭院,满目萧索之景,满耳凄清之音。则其所感自不待言。作者抓住暮春与黎明的特点布景,展示出清冷凋零的画面,烘托出孤寂惆怅的气氛。这里虽然人未露面,景象中却已透出主人公的怨情愁绪。尤其画面中的“残月”、“落月”,蕴含人的情思更明显。
下片着重写主人公的活动心情。头三句写主人公登高望远,引起的无限惆怅之情。“虚”字既表物象,也表人情。虚的感觉因空空无人产生,从实境的空虚导致心情的空虚。“倚阑望”是下阕的关节,一切内心活动俱由此句的“望”引出。“还似去年”四字可见其惆怅时日之长。次三句点明惆怅之因,是惆怅之际的深入思索,表现主人公的活动心情。说惆怅“还似去年”,道旧欢“如梦中”,不仅写出主人公登高望远的一时心境,而且揭示出主人公相思的苦况,闺怨的深沉由来已久。“春欲暮”暗示青春已逝,美人迟暮的忧惧,“思无穷”则见其所欢仍然是遥不可及。因此结句点明旧日的欢乐如今只有在梦中追寻了。末句语调似甚轻淡,而表情极为深刻。“旧欢”是“思”的中心,两性欢爱是深闭闺中妇女的至愿,尤其是芳春月前月下的亲昵。而今芳时一再虚度,旧日欢乐益令人追思不置。过往之事,恍如梦逝,可思而不可即,而思念的迷惘之状,于此句则表现得淋漓尽致。
此词意蕴丰富,既可作思妇念人之看。亦可作人臣失位之想。全词语淡情浓,把主人公的怀人之情写得千转百回,缠绵不尽。这在温词中也可谓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