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借歌颂热海的奇特无比以壮朋友行色的送别诗，是诗人在北庭，为京官崔侍御还京送行时所作。此诗或写于交河郡，或写于轮台县。热海即伊塞克湖，又名大清池、咸海，今属吉尔吉斯斯坦，唐时属安西节度使领辖。岑参虽未到过那里，但根据传闻和自己长期在荒远之地的体验，把它写得有声有色、神奇无比。
岑参的边塞诗独具特色，将西北荒漠的奇异风光与风物人情，用慷慨豪迈的语调和奇特的艺术手法，生动地表现出来，别具一种奇伟壮丽之美。他的诗突破了以往写边地苦寒和士卒劳苦的传统格局，极大地丰富拓宽了边塞诗描写题材和内容范围。而《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则是其中一篇很有特色的边塞诗，它巧妙地把写景与送别结合起来，却又没有丝毫的矫柔伤感之请，代之以热情澎湃，在边塞送别诗中闪出耀眼的光彩。
全诗十六句，以夸张的手法写热海无与伦比的奇热。读罢全诗，令人如临其境，仿佛感受到蒸腾的热气。
开头两句，概括出热海的特点。“西头热海水如煮”虽是夸张，但比喻贴切，用滚烫开水作比，使人很容易想象热海的水热的程度。
热海其热无比，所以第三句说“海上众鸟不敢飞”，但这并不足为奇，奇的是“中有鲤鱼长且肥 ”，在滚烫的热海水中，居然有鲤鱼存活，而且长得又长又肥，这就很使人诧异了。
以上是“侧闻阴山胡儿语”，所用语言通俗形象，如同口语。接下去写当日亲眼所见。由所闻转入所见，过渡自然，衔接紧凑。所见情景，诗人抓住与海水密切关联的几种具体物象；岸旁青草、空中白雪、沙石虏云和浪波汉月。岸边的草木非但没有被热水灼伤而萎枯，反而青青常绿；但空中的白雪，却在很远的地方遇到热气旋就化为乌有。上有云天白雪，下有绿叶青枝，中间夹着热气腾腾的热海，风光奇异。“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两句十四字中，用了蒸、烁、燃、沸、炎、煎六个动词，夸张地描绘出热海的威力：蒸热了沙子，熔化了岩石，点燃了天边云朵，煮沸了细浪，烤热了波涛，煎烫了高空明月，充分显示出诗人炼字之工和大胆而奇异的想象。
“阴火潜烧天地炉”四句，诗人突发奇想，发出喟然之叹：蕴藏在地下的火，以天地为炉，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常燃不息，为什么偏偏把这西边一角烧得这么热？高处，它吞食月窟，侵及星辰；远处，它的气焰越过西方的赤坂，一直威逼更远的单于。诗的十三、十四句，交代吟诗的环境和原由。吟诗是为了为友送行；地点在天山脚下的城郭；时间是夕阳西下将于海边沉没之际，触景生情，引起一番对热海的赞叹。
诗的最后两句，诗人用风趣的语言，作了临别赠言：“柏台霜威寒逼人，热海炎气为之薄。”意思是说：侍御大人自京师御史台来边陲视察，尽管您威严如霜，但为这热海般的将士赤心所感化，您那冷若寒霜的威严也会淡薄的。
岑参的这首诗 ，在写作手法上以“侧写”标新，全诗写热海 ，由水中到地面到空中，处处炎气逼人，除了“侧闻”的“水如煮 ”外再没有出现一个“热”字，而是通过鱼、鸟、草、雪、沙、石、云、浪、波和月等景物的描写，表现出热海之热，使全诗真实可感。
此诗寄情出人意表，构思新奇。诗人巧设回环，在极力描述了热海之奇景，让读者陶醉于热海风光之时才宛然一转，表明自己吟诗的环境和缘由，“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见夕阳海边落”。在天山脚下的城郭，在夕阳西下将于海边沉没之时，与朋友送行，无尽的离别之情用一“醉”字消融于无形，豪放不羁。“柏台霜威寒逼人，热海炎气为之薄”这最后两句，用热情洋溢的语言盛赞崔侍御的高风亮节，连热海的炎威也为之消减。
上片，怀古伤今，嘲讽“俗耳”者们对传统乐曲的低级欣赏水平。“定场贺老今何在。”以发问的句式，感叹为群众喜闻乐听的圈场乐声到哪里去了？高级的琵琶演奏师贺老而今安在哉？“几度新声改，怨声坐使旧声阑”，进一步写传统的高雅“旧声”被改得面目全非了。这些所谓的“新声”而今成为“怨声”了。“今何在”写今非昔比，“几度”写改“新声”没有限度，“旧声阑”写传统乐曲衰落的命运。“俗耳只知繁手，不须弹”，“俗耳”者们占领了当时的乐坛，“繁手”乱拨，谈不上用什么演奏场了。“只知”、“不须”，无情地嘲笑了传统乐风日下，到了“无知”和“低微”的程度。
下片，弃怨转赞，以古论今，优秀传统的乐曲是会永存的。“断弦试问谁能晓，七岁文姬小”，从辨声者的角度说，真正知音者幼如文姬。“试教弹作辊雷声，应有开元遗老，泪纵横”，进深一层，从欣赏者的角度说，真正知音者还有老如开元遗老。“试问”，实是不须问，知音者们谁都能晓，“试教”，实是不须教，高手一弹必然发出“辊雷”之声。“开元遗老”是传统乐曲的继承者和传授者，是民族极为宝贵的社会财富。“旧声”竟能使他们感动得“热泪纵横”，会为民族的传世经典乐曲而自豪。
全词，名写琵琶，实有寓意。批判了“俗耳”、“繁手”的“新声”，肯定了“贺老”、“文姬”、“开元遗老”的“旧声”，是借以对变法重新作出自己的评判。“几度”“繁手”的新法改革，导致一些合理的政治策略和治国方略也一并“阑”败衰落，“贺老”、“文姬”、“开元遗老”式的苏轼们“怨声”载道？如若有此寓意，对弘扬传统治国之策不无借鉴意义，但一味反对变法则是不可取的，这也反映了苏轼思想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