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题为《山行留客》，它的重点当然是留客。但是，因为这不是家中留客，而是“山中留客”，留的目的无疑是欣赏山中景色，所以又不能不写到春山的美景，不过写多了又会冲淡“留客”的主题。诗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正面描写山景只用了一句诗：“山光物态弄春晖”。因为只有一句，所以诗人就不去描绘一泉一石，一花一木，而是从整体入手，着力表现春山的整个面貌，从万象更新的气象中，渲染充满目生机、引人入胜的意境。严冬过尽，春风给萧瑟的山林换上新装，万物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中，生机勃勃，光彩焕发，争奇斗艳。这一“弄”字，便赋予万物以和谐的、活跃的情态和意趣。“山光物态弄春晖”，写得极为概括，但并不抽象，山光物态任你想象。你想的是那青翠欲滴的新枝绿叶吗？是迎风招展的山花送来阵阵的芬芳吗？是花叶丛中百鸟的欢唱吗？是奔流不息的淙淙溪水吗？……它们全部囊括在这一句诗里了。这是一个极富启发性和鼓动性的诗句。诗人把它放在诗的开头也是颇具匠心的。
因为只有把这一句写得很浓，而且先声夺人，形成一种压倒的优势，“留”才有意义，客人所担心的问题才显得无足轻重。所以这开头的一句在表现上、在结构上都是值得细味的。由于第一句蕴含丰富，很有分量，第二句“莫为轻阴便拟归”，虽然是否定了客人的想法，但却显得顺流而下，毫不费力。是的，面对着这美不胜收的景致，怎能因为天边一片阴云就打算回去呢？
光劝说客人“莫为轻阴便拟归”还不够，还必须使客人真正安下心来，游兴浓起来才行。怎样才能达到这一步呢？说今日无雨，可天有不测风云，何况“轻阴”已见，这种包票恐怕不一定保险，未必能解决客人心中的疑虑。诗人琢磨着客人的心理，他不是不想欣赏这春山美景，只是担心天雨淋湿了衣服。既然如此，诗人就来一个以退为进。你是怕天雨湿衣吗，天晴又怎样呢？“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沾衣”虽是难免，可那空山幽谷，云烟缥缈，水汽蒙蒙，露浓花叶，……却也是另一番极富诗意的境界啊！然而，这可不是远在一旁所能见到的。它必须登高山、探幽谷，身临其境，才能领略。而且细咀那“入云深处”四字，还会激起人们无穷的想象和追求，因为“入”之愈“深”，其所见也就愈多，但是，此“非有志者不能至也”。可见诗的三四两句，就不只是消极地解除客人的疑虑，而是巧妙地以委婉的方式，用那令人神往的意境，积极地去诱导、去点燃客人心中要欣赏春山美景的火种。
客人想走，主人挽留，这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不过要在四句短诗中把这一矛盾解决得完满、生动、有趣，倒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诗人没有回避客人提出的问题，也不是用一般的客套话去挽留，而是针对客人的心理，用山中的美景和诗人自己的感受，一步一步地引导客人开阔视野，驰骋想象，改变他的想法，从而使客人留下来。事虽寻常，诗亦短小，却写得有景、有情、有理，而且三者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其中虚实相间，跌宕自如，委婉蕴含，显示出绝句的那种词显意深、语近情遥、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很有想法。（赵其钧的评价）
这首诗的字面意思便是上边所说，其实可以有另一种理解。世界如此美好，天地万物都展现着美好的姿态。但是不要因为一点挫折便觉得受挫，丧失信心。你看，就算是万事如常，也会有看不见的矛盾会使你受伤。山中留客，不是在山中留，而是在人生中留；客，不是作者的朋友，而是在人生中遭受挫折的朋友们。
这一“弄”字，便赋予万物以和谐的、活跃的情态和意趣，又把山中之景细致精确的表达了出来，这是因为“弄”的本意是卖弄，而在此却加以引申了，有“起舞弄清影”中的“弄”之意。
“沾衣”虽是难免，可那空山幽谷，云烟缥缈，水汽蒙蒙，露浓花叶，……却也是另一番极富诗意的境界啊！首先，春天雨水多，山中云雾缭绕，空气湿润，山中的游客从“云”中出来时衣服就已经变的湿润润的了。其次，是在对客人进行挽留。你怕下雨吗？下雨不过是把你的衣服打湿而已，在这山中，即使是晴天也不会让你的衣服干着，那么你又何必害怕下雨了？留下来吧！何不欣赏欣赏这雨中美景呢，可是别有一番风味啊！
这组诗共两首，第一首诗表达了一位投笔从戎多年的老战士因功业志向难酬而产生的一时懊悔之情。前八句主要写傍晚边塞的荒凉景象，写得情景交融，凄凉孤寂。最后，诗人借用典故，抒发了功业难成，歧路彷徨的矛盾心情。“悔”虽是一时激愤之语，但细细体味，亦在情理之中，传达出更多的辛酸与无奈。
第二首诗主要描写的是边塞征战中的思归之苦。诗人用凝重的色彩描绘了战争的惨烈与悲壮及边塞萧索荒凉的风光景物，在景物描写中寄寓了长年戍边征战的将士们的思乡情结，写得苍劲旷远，意蕴深长。语言的锤炼，更是炉火纯青，在一系列极意铺陈之后于篇末点出戍卒的思归之情，读来更为撕心裂肺，凄怆感人。
其一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针对当时的社会背景，王安石歌颂明妃的不以恩怨易心，具有现实意义。当时有些人误解了他的用意，那是由于他用古文笔法写诗，转折很多，跳跃很大，而某些人又以政治偏见来看待王安石，甚至恶意罗织之故。清代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千方百计地替王安石辩解，但还未说得透彻。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
其二
首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