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首章写开疆拓土，开篇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人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区。在诗人看来，这畿内的大片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出来的。毛传训“甸”为治，而郑笺则落实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划分中的两个等级。《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因而郑笺等于坐实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郑笺之说，谓“是则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则丘甸之法，禹之所为”。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调法，虞夏之制未有闻焉”（孔疏引孙毓说），但郑、孔之说也不无参考意义。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此诗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横纵）其沟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吕氏又引长乐刘氏说云：“疆谓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经界之也。理谓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以疏导之也。”刘氏之说当是依据《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此句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南指其田陇为南北向者，东则为东西向者，此即《齐风·南山》所云“衡从其亩”。郑笺释曰：“‘衡’即训为横。韩诗云：东西耕曰‘横’。‘从’……韩诗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左传·成公二年》载：晋郤克伐齐，齐顷公使上卿国佐求和于晋营，晋人要求“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也就是使齐国的陇亩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晋国一旦向齐国进兵，就可长驱直入。国佐回答晋人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国佐引此篇为据，说明先王当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据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的田陇，如今晋国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强令齐国改变田陇的走向，是违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见诸其他典籍，但情节上有些出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晋文公伐卫，东其亩。”《吕氏春秋·简选）云：“晋文公东卫之亩。”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第二章写风调雨顺。天上彤云密布，瑞雪纷纷，加之小雨如酥，润泽大地，五谷丰登。
第三章写酒食祭祖。地界整齐，庄稼茂盛，曾孙收获，酿造美酒，敬祭神主，厚待宾客，静享清福，万寿无疆。
第四章写瓜菹献祭。田中有庐，地畔种瓜，剥削干净，腌渍上供，敬献先祖。曾孙长命百岁，都是受上天佑护。
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庐”，说者也以为与井田有关。《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邱氏说云：“公田百亩内，除二十亩为八家治田之庐。”又引董氏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亩半。”按《孟子·公孙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榖梁传·宣公十五年》称：“古者三百步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范宁注：“此除公田八十亩，余八百二十亩。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除二十亩，家合二亩半为庐舍”，“八家共居”。《韩诗外传》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以上诸说大同小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庐舍二十亩。说诗者多从其说，但笺疏别有所解。郑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于田中种谷，于畔上种瓜，所以便地也。”按笺疏之说，田中的庐舍成了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的临时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旧说，以为庐与瓜为对文，庐也当为植物，故庐为芦之假借，正如“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台、莱、瓜、壶均为植物一样。郭氏别出心裁，也可聊备一说（参见《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第五章写清酒牺牲。先以清酒祭献，继之以红色雄牛作牲，一并敬献先祖享受。曾孙作为主祭之人，手执带鸾铃之刀，剥开皮毛，取出血脂，干干净净敬献先祖。
第六章写祭典礼成。冬祭进享，祭品芬芳。祭祀隆重，先祖光彩。回报子孙大福大贵，万寿无疆。
该词从当涂的名胜古迹写起。开头两句概括了当涂的山川风物。缀以“青青麦”三字，引发读者“黍离麦秀”的联想。《史记·宋微子世家》写到殷商旧臣“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遂作《麦秀》之诗，诗云：“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青青麦”字面上又是用《庄子·外物》所引的逸《诗》：“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昔时高台离宫，而此时麦苗青青，透露出世事沧桑的无限感慨。呈孰本是当涂县的古名，呈孰溪流贯其中，呈孰堂凌驾溪上，颇得山水之胜。所谓“馀翰墨”，实即感叹昔人已逝，只留下了佳篇名章。这两句寄寓了山谷宦海浮沉的无尽感慨，无论是称雄一世的帝王，还是风流倜傥的词客，都已成历史的陈迹，只有文章翰墨尚能和江山共存，垂之久远。接下来两句写出知太平州。经过迁谪的动荡磨难，忧患馀生的作者已把做官一事看得十分淡漠，所以他把此事只称为“管江山”、“分皂白”。再加上一个“暂”字，一个“稍”字，更突出了这种淡然超脱的态度。
下片开头两句概括了九日罢官的戏剧性变化，与上两句适成对照，大有物是人非之慨。“江山”承上而来，山川形胜，碧天浮云，着一“空”字，是因为“昨日主人今日客”，本来要“管江山”、“分皂白”的主人，一下子成了“诸公”的客人了！这一句集中揭示了政治生活的反常和荒廖，它运用当句对，一句之中既构成今昨主客的鲜明对比，语气斩截，强调了变化之突兀，其中有感叹、不平、讥讽、自嘲，内涵颇为丰富。最后两句则展现了作者自我解脱的感情变化。新妇石是千百年来历史的见证，阅尽了人世沧桑，但见人间的升沉荣辱都只如过眼烟云，本无须有是非彼此之分。“谁分宾主”句，看似作者劝大家无分宾主，尽欢一醉，深乃用“万物之化，终归齐一”的老庄哲学来作自我解脱。
这首词旷达超然之中发泄了牢骚不平，最后仍归结为物我齐一，表现出作者力图老庄哲学中寻求解脱的思想倾向。一个“暂”字表现出作者不以进退出处萦怀的超脱。变化的万物本来只是“道”运行中表现出的一种暂时形式，故宜随形任化，淡然自若，不入于心。但一夜突变，毕竟难堪，所以还是不免有牢骚，最后又用齐物论否定牢骚，达于解脱。
秋天是草木凋零的季节．相对于人生来说，又象征着壮盛之期的逝去，垂老之年的到来。所以尽管秋光也很美，却很少有入能像唐人刘禹锡那样豪迈高唱：盯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康熙三、四年间，担任“江西参议”而分守“湖西道”的施闰章年交四十七、八，正将进入老年之期。“顷年在官，引疾不许”，在这样的年龄遇上阴沉的“立秋”天气，自不免要悚然畏警了：回想当年来到临江府，芷是东风骀荡的春日。倘说那时还曾满怀ff春风骑马到江城，正值繁花照眼弱”的由衷喜悦和勤于民事的几多热望的话；那么秋风数度，当诗人又在“萧水、章门三日路”的公务往返中迎来衰飒秋日的时候，却再没有多少令他欣慰的事了——岁月蹉跎，年光如流，壮盛有为的四年多，就这样，逐水”逝去。眼看就要临近老年，怎能不感到深深的怅惘?此诗开篇以“垂老”映对“秋”节，引出“年光一逝去的幽幽慨叹，正表现着许多仕人步入衰秋时共有的苦涩之情。
而且诗人又是在孤舟客宦之中。如果遇上的是“秋风兮婿姻”的晴和之日，则船行江河之间，鸥飞白帆之上，虽说也难免会感到“水阔孤帆影，秋归万叶声”的清寥，毕竟还有青峰黛峦可眺、麦气豆香可赏．现在却是“阴云”沉沉、“急雨”敲篷，诗人所见副的，便只有岸草的瑟瑟偃伏和滩舟的颠荡乱雨之景了。“阴云沈岸草，急雨乱滩舟”二旬，即从眼前实景落笔，勾勒了一幅令人犯愁的动态画面。作为诗人孤消身影的黯淡背景，恰可有力地点示，诗人此刻的心境已变得怎样阴郁和纷乱。
施闰章是一位优时悯乱之士，他的思绪，无疑要比寻常的羁旅之客深沉得多。这些年来，国家时局仍处在动荡不安之中：晚明桂王虽已被吴三桂征平，郑成功、张煌言领导的义师，却依然坚持着悲壮的抗清斗争。为了安靖东南，清政府调动重兵，屯驻江浙皖赣一带。康熙三年秋七月，还发动了钲台湾”之役。施闰章对动乱的时局颇为担忧，在《中秋对月》诗中，即发出了“好酌清尊满，休教恨白头。不知今夜月，几处战场秋”的叹息。但身为一介饱读“诗书”的文士，他对安定苍生又能有多大作为？“时事诗书拙，军储临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