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首诗体裁不一，一首五古，一首七绝，内容也有部分重复。第二首诗流传很广，曾被选入小学语文教科书，题作“望庐山瀑布”。
第一首诗是五言古诗。此诗共换四次韵，前八句为一韵；中间八句每四句各一韵；末六句为一韵。诗意也可按韵分为四层。前三层基本上是摹写瀑布的壮观奇姿，属景语；只有末一层言志抒怀，属情语。前三层也各有重点：第一层从正面描写瀑布的主体实景；第二层从虚处更深更细地描绘瀑布；第三层，从上下四旁来烘托瀑布之动态。最后一层先擒后纵，收束得自然平易。首二句交待“望庐山瀑布水”的立足点和所“望”的方向。接着十四句用各种形象从不同角度形容瀑布的壮伟气势和诗人的赞叹。所谓“挂流三百丈”，“初惊河汉落”，亦即第二首的“飞流直下三干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之意，但不如后者的简练和生动。末六句抒写诗人的志趣和愿望。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李白思想中孤傲遁世的一面。
五言古诗讲究兴寄，直抒胸臆，质朴真切，气象浑成。诗人的感情起伏与诗的节奏同步，由此形成感染人的力量。李白善于乐府和歌行，常以他横空出世，骏马绝尘的非凡才力，将乐府、歌行作为表达他飞腾的想象，纵横的才思，不羁的思想，奔放的情感之最合适的艺术形式，这些诗写得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这首五古正是如此。李白把庐山瀑布写得壮美阔大。诗人寄情于山水，从“西登香炉峰”到“流沫沸穹石”都是写景，而最后三句是抒情之句。“海风吹不断，江月照江空”中的“空”字更说明诗人寻求的是一种“闲”情，也体现李白的飘逸之风。在庐山美景之下，诗人借景直抒胸臆，语言质朴真切，但仍能感染读者。第一首虽是古诗，其中却有不少对仗。古今读者多谓此首不如第二首绝句写得好，但也有不少人指出此诗自有妙句。如《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四：“然余谓太白前篇古诗云：‘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磊落清壮，语简而意尽，优于绝句多矣。”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二：“以余观之，银河一派，犹涉比类，未若白前篇云：‘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凿空道出，为可喜也。”韦居安《梅硐诗话》亦谓此二句“语简意足，优于绝句，真古今绝唱”，并认为“非历览此景，不足以见诗之妙”。
第二首诗是七言绝句。运用了比喻夸张的手法。此诗中的香炉，即第一首诗开头提到的香炉峰，“在庐山西北，其峰尖圆，烟云聚散，如博山香炉之状”（乐史《太平寰宇记》）。可是，到了诗人李白的笔下，便成了另一番景象：一座顶天立地的香炉，冉冉地升起了团团白烟，缥缈于青山蓝天之间，在红日的照射下化成一片紫色的云霞。这不仅把香炉峰渲染得更美，而且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为不寻常的瀑布创造了不寻常的背景。接着诗人才把视线移向山壁上的瀑布。“遥看瀑布挂前川”，前四字是点题。“挂前川”，这是“望”的第一眼形象，瀑布像是一条巨大的白练高挂于山川之间。“挂”字很妙，它化动为静，惟妙惟肖地表现出倾泻的瀑布在“遥看”中的形象。第一首诗说，“壮哉造化功！”正是这“造化”才能将这巨物“挂”起来，所以这“挂”字也包含着诗人对大自然的神奇伟力的赞颂。第三句又极写瀑布的动态。“飞流直下三千尺”，一笔挥洒，字字铿锵有力。“飞”字，把瀑布喷涌而出的景象描绘得极为生动；“直下”，既写出山之高峻陡峭，又可以见出水流之急，那高空直落，势不可挡之状如在眼前。然而，诗人犹嫌未足，接着又写上一句“疑是银河落九天”，真是想落天外，惊人魂魄。“疑是”值得细味，诗人明明说得恍恍惚惚，而读者也明知不是，但是又都觉得只有这样写，才更为生动、逼真，其奥妙就在于诗人前面的描写中已经孕育了这一形象。巍巍香炉峰藏在云烟雾霭之中，遥望瀑布就如从云端飞流直下，临空而落，这就自然地联想到像是一条银河从天而降。可见，“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一比喻，虽是奇特，但在诗中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在形象的刻画中自然地生发出来的。它夸张而又自然，新奇而又真切，从而振起全篇，使得整个形象变得更为丰富多彩，雄奇瑰丽，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给人以想象的余地，显示出李白那种“万里一泻，末势犹壮”的艺术风格。
宋人魏庆之说：“七言诗第五字要响。……所谓响者，致力处也。”（《诗人玉屑》）这个看法在这首诗里似乎特别有说服力。比如一个“生”字，不仅把香炉峰写“活”了，也隐隐地把山间的烟云冉冉上升、袅袅浮游的景象表现出来了。“挂”字前面已经提到了，那个“落”字也很精彩，它活画出高空突兀、巨流倾泻的磅礴气势。很难设想换掉这三个字，这首诗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中唐诗人徐凝也写了一首《庐山瀑布》。诗云：“虚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场景虽也不小，但还是给人局促之感，原因大概是它转来转去都是瀑布，瀑布，显得很实，很板，虽是小诗，却颇有点大赋的气味。比起李白那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有形有神，奔放空灵，相去实在甚远。苏轼说：“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唯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戏徐凝瀑布诗》）话虽不无过激之处，然其基本倾向还是正确的，表现了苏轼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也是一位颇有见地的鉴赏家。
五言古诗因篇幅无限制，所以诗人任意挥洒，写“海风”，写“江月”，写“穹石”，写得大起大落，大开大阖，转折如意，挥洒自如，一气呵成。七言绝句因篇幅较小，诗人用夸张的比喻把景物升腾到更高的境界，达到写瀑布的极致，极为夸张，但又清新自然，浅显生动，同时具有动荡开阔的气势，飞动流走的章法，跳跃腾挪，纵横捭阖，亦有歌行的气势和特点。
两首诗都是李白之作，同是写庐山瀑布之景，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在庐山秀丽的山水之中，更显诗人标名之灵气。其想象丰富，奇思纵横，气势恢宏，感情奔放，似江河奔腾，又自然清新，似云卷风清，其诗歌的审美特征是自然美、率真美和无拘无束的自由美。这两首诗歌都具有这样的审美特征。
词中写思妇对于生活的要求，已经低到了不能再低的限度：不敢想真的与征夫重逢，只希望能够在梦中多见几面；不敢想人归，只希望书归；不敢想回信之速，只寄希望于来年。哀惋至极。在它的背后，正不知有多少个幻想变成过泡影，多少次热望化作了灰烬。显而易见，这样写，比直接去写思妇盼望征人早早归来深沉千万倍。
然而该篇的好处还不尽于此。其哀惋的笔调之下，更潜藏着对于封建统治者的一定程度的谴责。按古代诗歌中写思妇、征夫互通音讯之困难的篇章本不在少数，如南朝梁刘孝先《春宵》诗曰：“敦煌定若远，一信动经年。”唐刘希夷《捣衣篇》曰：“缄书远寄交河曲，须及明年春草绿。”贾岛《寄远》诗日：“身征辽海上，家住锦水边。十书九不到，一到忽经年。”皆是其例。但它们所强调的，往往还是空间距离的遥远，属于客观因素，只好“怨天”。而本篇于“边堠远”三字之下又添了“置邮稀”一句，这就道出了执政者们对于征人及其家属苦痛的熟视无睹，在主观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分明是在“尤人”了。苏轼写那专供帝王、后妃们享用的新鲜荔枝、龙眼如何不远万里、及时贡进，也有“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荔枝叹》）之句。虽咏前朝之事，实刺当代的类似情形。用它来反衬贺词，愈见“置邮稀”三字于轻描淡写中有微词在焉，不可等闲看过。
近代著名学者夏敬观指出：“观以上凡七言二句，皆唐人绝句作法。”（手批《东山词》，未刊稿）是的，它们确实不类宋调，其丰神直追唐音。试观唐入同题材的七绝，陈玉兰《古意》日：“夫戍萧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一行书信干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陈陶《水调词》曰：“长夜孤眠倦锦衾，秦楼霜月苦边心。征衣一倍装绵厚，犹虑交河雪冻深！”张泫《怨诗》曰：“去年离别雁初归，今夜裁缝萤已飞。征客近来音讯断，不知何处寄寒衣。”贺词与之相较，正不多让。
最后把这一组词《捣练子》纳入唐宋词发展史的范围内来作一考察。像这样以思妇口吻、借捣衣寄远以表达怀念戍人之情，并讽谴封建统治者的题材，在早期民间词里是屡见不鲜的。“孟姜女，杞梁妻，一去燕山更不归。造得寒衣无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词牌正是《捣练子》，艺术上是粗糙些，反苛政的思想内容却很强烈。后来到了某些文人手里，此长彼消，向着否定的方向发展。文人词中最早的一首《捣练子》系李煜（一说冯延巳）所作：“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写作技巧提高了许多，内容却换成了写封建知识分子夜听寒砧的悲秋情绪，真是“维鹊有巢，维鸠居之”（《诗·召南·鹊巢》）了。至于贺铸这组词，又来了个否定之否定。它们标明是“古捣练子”，五首中且有三首用韵与上引《捣练子》相同，显然，词人是有意汲取了早期民间词中的营养并向其复归。不过，他在学习和继承民间词的同时，扬弃了它那质木无文的弱点，益之以文入词的成熟技法，做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写出了新的水平。唐宋文人词中，这种题材的作品非常少见，达到和贺铸同样水准的那就更难寻觅。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对于这组词的价值，当作如是观。
本文是一篇跋文，是苏轼读完黄子思诗集后写下的。文章用书法来比喻和评论诗歌，指出那些疏淡朴雅之中寓意深远的诗才是好诗。作者对苏武、李陵的“天成”、曹刘的“自得”、陶谢的“超然”、李杜的才气，以及柳宗元、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都做出了高度评价。尤其对自然天成、“美在咸酸之外”的诗，苏轼似乎更加推崇。他认为艺术的法度应符合自然原则，文理自然，这样才会姿态横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韵外之致。全文言简意丰，洗练明畅。
首先，苏轼认为：书法艺术以“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为在最高境界。尽管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能够集古今笔法的大成，成为天下人师法的宗师，但还是未能恢复钟繇、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神韵。接着，苏轼运用类比推理，认为诗歌艺术与书法相通。诗歌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自然天成，富于神韵，像苏武、李陵、曹植、刘祯、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歌那样，出于性情的真切流露，超然物外，淡泊远神，富有韵味。
尽管李白、杜甫取得了“凌跨百代”的集大成成就，但是，李杜诗歌还是缺少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韵味。此后的诗人尽管追求远韵，但是才不逮意。这就自然过渡到对韦应物、柳宗元山水诗的经典评价。苏轼认为他们的诗歌“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于此相应，晚唐司空图又提出了妙在咸酸之外的“神韵”说。最后，苏轼将黄子思的诗歌接在追求远韵神味的诗歌艺术传统上，发现并赞扬了黄子思诗歌艺术成就。
这篇短跋的价值，并不在于评价了黄子思诗歌，而在于苏轼提出的新的诗歌理想。与当时复古思潮不同的是苏轼要求诗歌恢复汉魏古诗的萧散简远境界，并不是欧阳修等人追求的古朴苍劲的格调。值得指出的是，苏轼自己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实践这一艺术理想，即使那些刻意模仿陶渊明的和陶诗，也没有陶渊明诗歌那种冲淡闲适的风格，而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化如适如其意中所欲岀”（沈德潜《说诗晬语》），显露的仍然是他豪迈洒脱的个性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