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赋分六段，第一段追述少年时志向，第二段回顾前凉之盛业，第三段概括前凉亡后河西衰弱不振景象，第四段写作者于危难之际创建西凉之业，第五段抒发思贤若谒之情，第六段瞻望未来东西奋勇出征的前景。全赋辞采清赡，篇章疏朗，气势峻拔，情挚言恳。
第一段追述自己原本崇尚老庄思想，希企隐逸无为。
第二段解释自己“弃玄览，应世宾”，改变人生态度，入仕任官，乃是出于匡整时局，希图再建虞夏之世的愿望。这段的核心，在于辩白作者自己并没有任何个人荣利追求、权位野心。
第三段分析前、后凉政权灭亡给地区社会带来的丧乱，以及权力真空造成的争夺厮杀的可能与众人“逐鹿之图”、“雄霸之想”的虚妄性，向各路实力派发出告诫。
第四段描述西凉创基的艰难，上下“冥合而一往”、“执同心以御物”的团结精神，广延人才的政策。敞开大门，招揽英雄，向实力派人物表示诚心的加盟邀请。
第五段呼吁各位隽哲，不分出身，不分先后，追踪张良、孔明、曹操、关羽、张飞、韩信、樊哙等豪杰俊彦之迹，把握人生机会，建功立业，共图创建、维护汉家天下。
第六段畅想将来的蓝图，企盼有像当阳长坂坡赵云那样的忠勇之士，拯救西部战局。进而再一次以自己“遗餐而忘寐”的渴念，呼唤人才们上应天意，下审时机。尽早来归。
全赋以个人经历为经，以河西政局衍变为纬，前三段历述西凉建立之前的形势变迁，后三段细评西凉建基以来的惨淡经营，其中表达的志向，是在河西长期纷争动乱中逐步形成的，是面对重重困难不屈不挠要尽力去实现的，统一河西、建功立业，是作者不容推辞的责任所在，面对挫折失败，此志弥坚。
本传所载著作于西凉建初元年（405年）、三年（407年）两次奉表给东晋王朝，前表所云“叩心绝气，忘寝与食，雕肝焦虑，不遑宁息”，后表所云“抚剑叹愤，以日成岁"，反映的也是作者有所作为的急切心情。一赋两表，同期先后写成，相互参照，不禁令人击节称赏。
全赋通体骈偶，辞采清赡，篇章疏朗，气势峻拔，骨力开张，情挚言恳，名曰“述志”，实为一篇政治招贤宣言，体现出作者念念不忘匡复晋室、统一国家的大业，尽管日月流逝，江南无音，但壮怀激烈，情笃意切。
这篇文章悼念欧阳修的祭文，文章列举欧阳修生平大事颂扬其功业气节，结合叙述、议论、抒情，中肯实在，令人感佩欧公之气度。文章结构一气呵成，段落衔接自然流畅，且善用比喻，运用生动，句式骈散错落，造语奇崛，文采斑斓。并注重音韵变换，平仄迭换，前有浮声，后用切响，读来声调起伏顿挫，加之以缠绵幽婉的情思，充分展现哀痛缅怀的气氛。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价：
一，文章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
欧阳修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有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在文中，作者以一系列的排比对偶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欧文的精妙之处，也点明了欧氏在当时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国近百年，还承袭五代文章的陋习，文式骈偶，文风委靡。欧阳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至欧阳修，始师法韩愈，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史·欧阳修传》评论：“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赞欧阳修的政治道德。
欧阳修自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2年）退休，其间约四十年。在政治上，欧氏“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仁宗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先识人士主张新政的呼声很高，得到了欧氏等青年官员的支持，纷纷抨击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贬谪，司谏高若讷攻击颇力，欧氏“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当时被斥为朋党，一时无人再敢言事。这时，欧氏又挺身而出，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认为君子有朋党，小人则无，呼吁君主应毫无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党。此后，又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直至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等执政，欧阳修主持谏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次年，范仲淹被构陷，引退出朝，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等也先后被贬出朝。本文褒扬其仕途虽然崎岖，但不畏不屈，忠于国事，敢于公论，代表了当时先进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为世人所共仰，而“终不可掩”，最终得到重用。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作者不也是锐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吗？这几句出自肺腑，同声共鸣，铮铮有声。
三，彰扬欧阳修的事功。
仁宗后期，欧阳修渐登要枢，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与韩琦等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作者对此事以豪健的笔法予以肯定，认为欧氏在紧急之机从容建立了千古功勋，封建社会建储立君毕竟是第一等大事。“功名成就，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欧氏力求引退。过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这里以此相誉。英宗时期，欧阳修任执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诽四起，欧氏不自安，曾上书请退不获，又为蒋之奇构陷，神宗即位后，信以为真，“欲深谴修”，欧氏闭门不出，请求调查推究，后虽然得以昭白，但以风节自持的欧阳修年已六十，已无意仕宦，于是辞职请退。在作者的笔下，欧阳修是一个守节气、知进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灵气不随出仕隐处、进升退黜而挫磨变化，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存于箕山颍水之间。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上古时，尧欲传位许由，不受，逃往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许由因此成为高士的代表人物。颍水、箕山，宋时在颍州一带，欧氏曾任颍州知府。古来文士好于林泉之乐，欧阳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在作者来说，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渊明所言，“托体同山阿”，对死者是一种敬思，对生者也是一种慰藉。这几句不同于前文赞颂欧氏文章的对偶句，句式长短参差，节奏张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
这首诗内容赞扬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展示了军阀必趋灭亡的下场。
“血沃中原肥劲草”，是说军阀杀害人民的鲜血灌溉了祖国大地，先烈们壮烈牺牲的精神培育了广大人民，使他们成长为劲草般的坚强战士。“血沃中原”，揭露了军阀屠杀政策的残酷程度，使共产党人，革命人民的鲜血洒遍了中国原野。当时，在国民政府“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反共政策下，仅雨花台一处被害的革命者就有二十万左右。“肥劲草’’，比喻革命力量在鲜血灌溉的土地上成长壮大。一个“肥”字突出了革命力量壮大的声势。这一句点出了革命力量是剿不尽、杀不绝的，军阀的屠杀、“围剿”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促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加速他们的灭亡。
“寒凝大地发春华”，是说大地虽然一片冰寒，但只要春天一到，烈士播下的种子就会怒放出复仇的春花。“寒凝大地”，主要是写国民政府在国统区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使中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象严寒禁锢着大地，没有一点生气。“发春华”，不仅是对当时英勇作战的革命文艺战士的高度赞扬，也是鲁迅坚信革命必胜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真实写照。一个“发”字，描写出革命文艺不可阻挡的发展形势，正如鲁迅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中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这一句是诗人的预言，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光辉前景。
“英雄多故谋夫病”，直接写国民政府内部的勾心斗角。他们多方借故，称病离职，丑态百出。在日寇压境的局势下，国民政府顽固坚持不抵抗政策，整天忙于派系争斗。他们或因失势，或因分赃不匀，忽而出现在幕前，忽而退居于幕后，这一句是国民政府政治集团内部尔虞我诈、分崩离析的真实写照，既写出了他们内部斗争的丑象，又反映了他们在抗日前笼络人心的拙劣表演。
“泪洒崇陵噪暮鸦”，承接上句，这帮“英雄”、“谋夫”们并不想“合作”、“抗日”，他们貌合神离，暗斗不休。“噪暮鸦”点出了国民政府内部吵吵嚷嚷，恰似黄昏时分一群乱叫的乌鸦，暗示国民政府统治日暮途穷的境地。这一句揭露了国民政府色厉内荏的纸老虎本质，揭示了国民政府政权摇摇欲坠的必然趋势。
此诗热情地赞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者坚韧不拔的对敌斗争精神，愤怒地控诉了国民政府消极抗日反革命“围剿”的罪行，揭露了国民政府的虚弱本质与相互倾轧的丑恶现象，展示了革命势力的锦绣前程，指出了他们统治的崩溃局势。
诗人因文成名，也因文惹祸，酿成了轰动一时的“清风”诗案，这首诗因此成为诗人的断头诗。
徐骏因风吹乱了他的书页，引发诗兴，吟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便招致了杀身之祸。清朝当权者认为，“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是诗人在嘲讽清朝统治者不识书，不适合统治。这“清风”诗案，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封建专制统治下，文字是极易招祸的。
当时清朝盛行文字狱，凡清统治者认为有碍于专制集权统治的著述、文字，必兴起大狱，肆意株连。其中比较突出的康熙二年的庄氏明史案、雍正六年的吕留良案等等。清朝大兴文字狱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族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其后果极其严重，极大地摧残和钳制了思想文化的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