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的上片写作者感怀亡国的愁恨和梦回故国的痛苦。
起首二句由悲叹、感慨而入,用直白的方式抒发胸中的无限愁恨。“人生”句是一种感叹,也是对生活的一种抽象概括,既是说自己,也是说众生,其“愁恨”自有一番别样的滋味,“愁”是自哀,也是自怜,是自己囚居生活的无奈心情:“恨”是自伤,也是自悔,是自己亡国之后的无限追悔。也正因有如此“愁恨”,作者才“销魂独我情何限”,而句中“独我”语气透切,词意更进,表现了作者深切体会的一种特殊的悲哀和绝望。正如俞陛云《南唐二主词集述评》中所云:“起句用翻笔,明知难免而自我销魂,愈觉埋愁之无地。”第三句“故国梦重归”是把前两句关于愁恨的感慨进一步的具体化和个人化。李煜作为亡国之君,自然对自己的故国有不可割舍的情感,所以定会朝思夜想。可是事非昨日,人非当年,过去的欢乐和荣华只能在梦中重现,而这种重现带给作者却只能是悲愁无限、哀情不已,所以一觉醒来,感慨万千、双泪难禁。“觉来双泪垂”不仅是故国重游的愁思万端,而且还有现实情境的孤苦无奈,其中今昔对比,抚今追昔,反差巨大,情绪也更复杂。
词的下片续写作者往日成空、人生如梦的感伤和悲哀。
“高楼谁与上”是无人与上,也是高楼无人之意,进一步点明作者的困苦环境和孤独心情。所谓登高望远,作者是借登高以远眺故国、追忆故乡。故国不可见,即便可见也已不是当年之国,故乡不可回,此恨此情只能用回忆来寄托。所以作者的一句“长记秋晴望”,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哀鸣。现实中的无奈总让人有一种空虚无着落之感,人生的苦痛也总给人一种不堪回首的刺激,作者才有“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的感慨。在现实中,“往事”真的“成空”。但这种现实却是作者最不愿看到的,他希望这现实同样是一场梦。“如一梦”不是作者的清醒,而是作者的迷惘,这种迷惘中有太多的无奈,以此作结,突显全词的意境。
全词以“梦”为中心,集中写“空”,笔意直白,用心挚真。全词八句,句句如白话入诗,以歌代哭,不事雕琢,用情挚切。全词有感慨,有追忆,有无奈,有悲苦,这一切因其情真意深而感人不浅,同时也因其自然流露而愈显其曲致婉转。
“翠叶轻笼豆颗均,胭脂浓抹蜡痕新”,写“未开海棠”的形态色泽。“豆颗”,豆子,此处借指花蕾。海棠花未开时,花瓣对合如豆状。像豆颗一样饱满的、小小的花蕾匀称地点缀在护惜着它们的翠叶之中。“轻笼”的“轻”,状写翠叶的欲笼未笼的情态,贯注了诗人对未开海棠的轻怜蜜爱。
“胭脂”,一种红色的颜料,常用来形容花的颜色。杜甫《曲江对雨》诗“林花著雨胭脂落”。此处以“胭脂浓抹”来形容海棠花蕾的红艳。恰如浓施胭脂的美人那样娇艳可爱,光采夺目。“蜡痕”,指海棠的花蒂,其状如蜡。梅尧臣《海棠》诗有“胭脂色欲滴,紫蜡蒂何长。”这里以“蜡痕新”来突出海棠花蒂的光泽,就像上过了蜡那样光泽闪烁。“轻笼”“浓抹”相对照,一写情,一描色,使未开海棠不仅有了人的感情,而且有了浓妆艳抹的美人的容颜。
“殷勤留著花梢露,滴下生红可惜春”,转而抒情。诗人殷勤地嘱咐新生的海棠一定要把花梢上的露珠留住。倘若把那美丽的红色滴下来,就真要为春天而感到可惜了。
“生红”,指花朵鲜活的红色。王安石《咏秘诗》“一撮生红慰不平”,元好问也常用“生红”来指代花,如“一树生红锦不如”,“生红点点弄娇妍”等。此处,以“生红”来呼应“胭脂”。诗人害怕晶莹欲滴的露水溶解了花上的胭脂,表现了诗人爱美的心情,同时把海棠花苞那红艳欲滴的景象写得十分生动传神。元好问还有一首《清平乐·杏花》说:“生红闹簇枯枝,只愁吹破胭脂。”和这首诗的用词相类,意旨相似。“殷勤”“可惜”,抒情色彩浓烈,充分表达了诗人珍爱美好事物,惟恐芳菲易尽,“惜春只恐春归去”的深挚情感。
这首诗用笔细腻独到,写景设色富有情韵;抒发了作者惜春的情怀,不仅包含着对含苞欲放的海棠花蕾的怜爱,更隐含着对岁月倏忽、青春易逝的人生感叹。
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