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1137年4月9日—1181年9月9日),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为与伯祖吕本中相区别,亦有“小东莱先生”之称。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原籍寿州(治今安徽凤台)。南宋著名理学家、文学家,出身“东莱吕氏”,为吕夷简六世孙、吕大器之子。淳熙八年(1181年)卒,年四十五。宋宁宗时,追谥“成”。嘉熙二年(1238年),改谥“忠亮”。吕祖谦博学多识,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他所创立的“婺学”(又称“金华学派”),也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派,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著有《东莱集》、《历代制度详说》、《东莱博议》等,并与朱熹合著《近思录》。 ▶ 116篇诗文
这是一首和诗,诗人闲话家常,回答友人刘遗民的提问,并对其表示安慰和劝勉之意。
在陶渊明的众多诗文中,《和刘柴桑》向来被人们认为是讨论陶渊明与佛教关系的重要作品,而有人认为历来将其与陶渊明“雅不欲予莲社”相联系得出陶渊明反佛之说实为误读。清代吴瞻泰《陶诗汇注》谓“此诗为庐山无酒而发”,张玉榖看作是“别刘归家和刘之作”(《古诗赏析》),方东树《昭昧詹言》却说是“和刘即自咏”。见仁见智的理解中,却折射出这首诗歌的潜在容量与张力。题材上,这是首田园交游诗,融田园诗、交游诗于一体,首四句、末八句畅叙交游,中间八句共话田园。
诗歌前四句组成一个独立整体。“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为刘柴桑的问语,“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是陶渊明的答语,二者浑然地融于一体。援引他人的问语入诗,一问一答,是陶诗的新创。陶诗《饮酒二十首》(其九)“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直接镶田父语入诗;《九日闲居》“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直接援引旁人的规劝语入诗,而不是陶渊明的自述语。前两句“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相问,后两句“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作答。陶渊明以“爵”、“虚罍”自比,表示不愿受尘垢的沾染;“寒华”比喻入仕的营苟之人,“徒自荣”表明陶渊明不愿效仿他们,人各有各的操行。从这四句一问一答的方式看,可能在此之前曾有人劝仕过陶渊明(如《归去来兮辞》序云:“亲故多劝余为长吏”),陶渊明作了这首诗表明长期归隐的心迹,算作回答。这种问答体的写作范式,对后来杜甫 “三吏三别”的创作影响很大。
“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是兴来之笔,半空劈面而至;“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陡然作答,前句淡然,后句紧促,奠定了全诗的内容基调。下句“良辰”、“奇怀”紧承“未忍言索居”而来,是“未忍”的落脚点;“挈杖”、“西庐”展现的是隐居之人、之境的惬意、悠然。整体构筑而出的是一幅人、物交相而织的静穆画面。这种静谧随着一“入”一“还”,顿时洋溢着的仿佛满是动感,微微起伏着,荡漾着。这一“入”一“还”,带着鲜明的方向感,仿佛由画面的一个小角边缘向中央延展。“入”动作轻快敏捷,“还”行动缓慢蹒跚,在同一组动态的画面中构成鲜明的比照。一急一缓,朝着同一方向进发,目标的指向上传递而出的是同一种浓郁的归宿感,一种自然、温馨、心灵的归宿。“良辰”给人的是扑面而来的自然春光,下句“新畴”、“谷风”、“春醪”的田园风光,就围绕着“良辰”而展开。“良辰”成了中间八句田园写景的“诗眼”。“奇怀”情意深长,耐人寻味。陶渊明嗜奇,爱读奇书,好采“奇”字入诗。“奇翼”、“奇文”、“奇歌”、“奇光”、“奇姿”、“奇绝”、“奇踪”等意象,在其笔端层出不穷,铸造奇幻纷纭的精彩世界。
如果说“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展示更多的是幽雅、闲适,那么“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就顿然衰败不堪了。“荒途”、“无归人”、“时时”、“废墟”,字字用力,着墨狠重。显然前后两组镜头有着天壤之别,但却又都是真实的描绘,是诗人“挈杖还西庐”途中所见的真实写照。诗人所处的江州为东晋军事重镇,屡经桓玄、卢循叛军的蹂躏掳掠。诗人也不止一次地描绘过这种衰败:“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垅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归园田居》其四)、“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还旧居》)。回看这些诗,语气外似平淡,但一个个狠重、密集的衰败意象攒集,其力透纸背的力量也绝不逊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平淡之中,却足以穿透时空,传响于古今。这种“诗而史”的写法,表明诗人在欣赏着“良辰入奇怀”的惬意与飘然时,并未忘怀现实。他依然还在回答着“未忍言索居”中“未忍”的理由,亲旧固然是一方面,“良辰”也是一方面,但他最“未忍”忘却的恐怕要算是触目惊心的废墟了。留下来整饬这些时时可见的“荒途”与“废墟”,就成了他不“见招”于“山泽”的最大原由。“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清晰地展示着诗人整饬一新的景象;“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一种整饬后的劳累与欢愉溢于言表,跃然纸上。四句既是自然田园风光的描绘,也是一种社会风光的象征性写照。陶渊明并非真的忘却世事,在百事凋敝、儒业失传的年代里,他牢记“先师”遗训:忧道不忧贫,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着本分的事。弃官归隐后,他从事讲习之业(《感士不遇赋》序),传授门生。所以诗中“茅茨”、“新畴”,就不是简单的自然物象,而是如屈原《离骚》中“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一样,兰、蕙、留夷、揭车、杜衡、芳芷,不仅仅是香草之名,而且成了诗人培养下人才的代名词。所以这四句写景之中,又暗蕴着比兴之体。
“栖栖”以下六句,作者又从大处上进行劝勉,回想尘世中的事,忙忙碌碌,而现在岁月已使人们彼此越来越远。耕田织布,只要自己够用,也没有过高要求。百年之后,身体与名声是都会被淹没的啊!这种人生苦短的思想自然有消极的成分,但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浮云富贵,敝屣功名的观点也好似一副清凉剂,对那些热衷于刀口上舔血的如蝇小人也是一篇极好的醒世之文。
全诗语言朴素,平白如话,娓娓道来,亲切感人,给人一种情真意切,平易随和之感。
上片写春天让人寂寥落寞,情思涌起,于是慨然高歌,暗自垂泪。词以疑问语气开篇,“那能寂寞芳菲节,欲话生平”。在芳菲时节,姹紫嫣红、满城春色的胜景。但是此篇中,词人的心情似与佳景甚不相合一“寂寞芳菲节”。一边是莺啼燕语、百花盛开,—边是茕然独处,形影相吊,两相比衬之下,词人的内心确实是寂寞惆怅。因此,在这个时候,“欲话生平”自然是再也不能了。词人自二十二岁起,便担任康熙侍卫,扈从銮驾南巡北征。侍卫一职十分辛劳,容若“性耐劳苦”,恪尽职守旦夕不懈,但是让词人痛苦的并不是辛劳,而是违背理想和本性。他在八年的光阴中,熟练的弓马只能用于担任警卫和奉陪狩猎,杰出的诗才也只能用于涂写那些言不由衷的应制篇章。值此如水春夜,他却独自不成寐,想到这乏味的人生唯有“泪暗零”而已。
下片写秋日落叶春日繁花年复一年地催促着人逐步迈向衰老,抒发世俗的感慨。“须知秋叶春华促,点鬓星星。”词人风华之年,尽在枯燥的鞍马间度过,然而时光荏苒,秋叶飘零,春花盛开,年复一年地催促着人由少到老,除了徒增白发之外,了无生趣。“遇酒须倾.莫问千秋万岁名。”结篇处,词人宕开一笔,说遇到美酒当前,就应该一醉方休,不要戮力去追求千秋万岁的俗世功名。既然理想渺茫,人世如风,等不到“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时候,那么何妨有酒就干,任诞放达,身后名定不如生前一杯酒。结处化李白《行路难》中名句: “且乐生前酒一杯,何须身后干载名。”颇得太白逍遥超脱之风。
全词虽写春,感慨人生,轻叹岁月,但意境苍凉,抒发了人生无常,转瞬即逝,年华似水,不胜今昔的慨叹。
开头两句写年复一年,眼见秋花凋落,春花盛开,自己却劳碌奔波,在马背上度过。今天又见春风送暖,不知不觉中,春天已悄然来临。目睹这美好的春景,诗人却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感叹人生如梦如醉,流年似水,岁月也正在悄然逝去。一种急于盼望为国建功立业的感情溢于言表。
“短发”两句,感叹岁月无情,人生易老。诗人长期离开家乡,宦游在外,倏忽间,已到五十岁上下,头发已经稀疏变白,苍白衰老的容颜也只能借助酒力才泛出一点红润。古人不剪短头发,“短发”的“短”在这里是少的意思。头发稀疏,所以只能“轻梳”,头发本不多,又千缕皆白,至于诗人是怎样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辛苦操劳,以致身心憔悴而早衰的情形,也就可见一斑了。
以上四句充分表现了诗人忠于职守、勤于国事,多年为民奔走效力的情况;后面四句则表现了作者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不谋私利,赤心报国的高风亮节。
“离家”二句紧承前面的内容而发,说明“离家”的目的正是为了“报国”,然而离家多年却寸功未建,又深感羞惭。于谦24岁中进士,刚三十岁时,就到江西处理积案,释放了很多被冤枉判罪的百姓。从明宣宗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到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即诗人三十三岁到五十一岁期间,他又做了长达十八年之久的山西、河南巡抚。“离家自是寻常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更何况诗人的感情又是那样的丰富细腻,目睹异乡的春日美景,他又怎能不想念故乡,产生惆怅之情呢?但好男儿志在四方,要想为国有所作为,离乡的悲愁也只能是“寻常事”了。“报国惭无尺寸功”,这固然是作者的自谦之辞,却又表现出他严于律己的人生态度。其实,多年来,作者又何尝“无尺寸功”。他辛苦劳碌,关怀百姓疾苦。灾年里,他下令打开官仓救济灾民。他为到处流浪没饭吃的百姓痛心,为严冬里还穿着破旧单衣的儿童难过。他希望引来天上的银河水灌溉人间的土地,还让老百姓到他的衙门里去控告贪官污吏。在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里,他像冬夜里的火把,给人们带来了温暖,所以老百姓称他为“于青天”。这两句话,实际上正是衰颜白发的诗人壮心不已,深感时光易逝,而急切盼望为国建功的心情的剖白,这正像屈原所说的:“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萧涩”两句,诗人请求不要笑他多年为官而囊中空空,表明他只有报效祖国的长剑一柄,倚青空而立。尽管诗人多年位居高官,却一生清白自守,两袖清风,行囊羞涩。以至于这位始终保持高风亮节,“只留清白在人间”的民族英雄遇害时,朝廷派人去抄他的家,也只发现他“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这在当时贿赂成风的黑暗官场里,难得可贵。那独倚青空的耿耿长剑,正是忧国忧民,顶天立地的诗人胸中的赤胆忠心和凌云壮志的象征。
这首诗平仄协调,颔、颈两联对仗工稳,语言清新自然,明白如话,风格浑然淳厚,质朴刚劲。
讽刺当时的一些官员,只顾着自己享乐,而不管百姓死活,就如同故事中的这个庸医一般。
六朝诗至南齐永明而一大变,世称“永明体”,代表诗人则是谢朓,他上承晋宋,下开唐风,前人多以他与谢灵运相比。明人钟惺称二谢诗均多排语,“然康乐排得可厌,却不失为古诗。玄晖排得不可厌,业已浸淫近体”(《古诗归》)。明人许学夷也说:“元嘉体虽尽入俳偶,语虽尽入雕刻,其声韵犹古”,至沈、谢则“声渐入律,语渐绮靡,而古声渐亡矣”(《诗源辩体》)。一古一近,判然有别。小谢的“新变”即使从这首短短的送别诗中也可窥其端绪。
理解这首诗,一上来就碰到一个颇费斟酌的问题:题面上是“还远馆”,而开头第一句即是“高馆临荒途”,那末两个“馆”字所指是一,抑或是二?若此“高馆”即题中之“远馆”,则所写为悬想之词;若否,则是实写送别之地的景色。揣摩全诗,细绎词意,毋宁作后一解为是。
首联分别从高、远两个方面描写了送别的场景:荒郊野途,高馆孤峙,清流映带,长路迢递。馆,即客舍,安顿宾客的馆舍,可能江水曹暂寓于此,如今他又要到更远的馆舍去,诗人将与他举袂相别。荒凉凄清的景物渲染出一种离愁别绪。此处着一“带”字尤为传神:那潺湲的清流仿佛将眼前的道路带向了遥远的地方,在离人的心上更添一层渺远迷茫的情思。次联则交代去者的怀归之情。“流思”,即思绪飘忽不定,流荡无住之意;“怀旧望归客”则为“流思人”之同位语。“怀旧”,怀念旧邦或亲故之意;“望归客”,渴望归去之人,是为偏正结构,非动宾结构。此联透露出江水曹的游宦生涯,此行所去,只是远馆,而非故乡,故而客中作客,无慰“怀旧望归”之情,只能更增羁旅情怀。但是诗的第三联并未循此而生发开去,而是重又转回写景。诗人为读者展现出一片明丽的景色,那池塘春草、花树相间、红白掩映的风光确乎令人陶醉。面对如此赏心悦目的景色,人不应该离别,而应该流连忘返,尽情享受自然的赐予,但偏偏这正是离人分手的时刻。如果说首联的写景正与离情相契合的话,那么此联的写景则以强烈的反衬突现出离别的情怀。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这是无可如何的现实,尾联重又归结到送别之意。“日暮有重城”,时光的流逝暗示出依依惜别的深情,而高城暮色的景物又加浓了伤别的情绪。天色将晚,已到了不得不分手的时刻,故主客双方只得在“何由尽离席”的感慨中分道扬镳,诗的最后留给人的是无可奈何的感喟。离席将尽而又不欲其尽,结句将惜别之情发挥得非常充分。
离别是古诗中一个陈旧的主题。这样一首主题平平的短诗,究竟透露出一些什么“新变”来呢?最突出的一点是诗人通过景物描写而抒发感情、构造意境的创作方法。汉魏古诗多胸臆语,直抒所感,古朴质实,情语多于景语,景物描写仅仅是抒情的附丽。而到了谢朓,则注意在写景中寓情,让情感蕴含在景物之中,二者不是游离之物,而是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成为富有情韵的意境,避免对感情作直露的、正面的表述。即以此诗而论,诗人以清词丽句描绘出一个凄清悠远而又富于色彩的境界,对别离之情几乎未作铺陈,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种惜别的氛围,情绪的熏染,情感的表达是含蓄蕴藉的。这就是后人所说的“风调”、“神韵”。正是在这一点上,小谢的诗成为唐诗的先声。试看王维的《归嵩山作》:“晴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右丞此诗就是正从小谢诗中有所借鉴的。谢灵运也模山范水,但精雕细刻,失之板重,刻意写形,而乏情韵。玄晖则刊落繁缛,以清俊疏朗的笔调将景物构造为富有情韵的意境。于是朴拙质厚的古诗一变而为清新俊逸的近体风格。唐诗那种简笔传神的写景,情韵流动的意境,风神摇曳的格调,正是在小谢这里肇其端的。
其次,在诗歌的格律上也表现出其新变。自沈约倡“声律说”以来,诗人排比声韵,约句准篇,成为一时的风气,标志了五言古诗向近体律诗的过渡,谢朓也是这场声律化运动中的健将。严羽说:“谢朓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沧浪诗话》)除风格而外,格律之新也是其一个方面。即以此诗论,除去押入声韵之外,其他各方面均近似一首律诗。首联对偶工切,但平仄不协,第二联不对,而第三联又成工整的对偶。这在律诗中称为“偷春格”,颔联的对仗移至首联,恰如花儿偷得春光,先春而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