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正如周济所云:“不过桃花人面,旧曲翻新耳。”(《宋四家词选》)孟棨《本事诗·情感》记崔护于清明在长安城南村庄艳遇故事,作诗云:“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再结合周邦彦的身世和政治生涯来看,词中的“刘郎”当系以自己比刘禹锡而言。刘禹锡是唐代顺宗时的革新派人物,后遭贬放,又曾返京师。写有《再游玄都观绝句》,诗云:“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周邦彦倾向新政,曾为宋神宗所赏识,后神宗逝世,高太后听政,任用司马光等,周邦彦外出为庐州教授,羁旅荆江,游宦溧水。直至哲宗亲政,罢黜旧党,周邦彦才得返都。但在当时执政的新党实已变质,他的抱负仍然不得抒展,所以这首词当是暗寓这些情节的。
此词,字面上的重见桃花、重访故人,有“还见”、“重道”之喜,但只见“定巢燕子,归来何处”“旧家秋娘,身价如故”,自己则“探春尽是,伤离意绪”。空来空去,落得“断肠院落,一帘风絮”。此词,大开大合,起句突而又平。又其云在“章台路”上,不写眼前所见,却说“还见”云云,梅桃坊陌,寂静如故,燕子飞来,归巢旧处,全系写景,但以“还见”贯之,人之来,人之为怀旧而来,人之徘徊踯躅,都从字里行间露出,景中含情,情更浓烈,可见此词的沉郁处。中片本为双拽头,字句与上片同。以“黯凝伫”之人的痴立沉思写起,不写他所访求之人在与不在,而只“因念”云云,表面上描绘其昔时情态笑貌,实则追想从前的交游欢乐,但不明说,实是词的顿挫之处。下片则铺开来写,加深描绘“前度刘郎”“旧家秋娘”,一则“事与孤鸿去”,一则“声价如故”,对照写来,顿挫生姿。“燕台句”写空有才名,而今只留记诵。“知谁伴,名园露饮,东城闲步”,清游何在?真是沉郁之至。一结以“飞雨”、“风絮”,景中含情,沉郁而又空灵。这首词以“探春尽是,伤离情绪”为主旨,直贯全篇。从时间上说,是以今昔情节对比写来。上片之“章台路”、“坊陌人家”均写今日之景。中片之“因念个人痴小”云云都是写昔人的情况。今日之景是实写,昔日之人是虚拟。一实一虚,空灵深厚。“还见”字犹有过去的影子。“因念”字徒留今天的想象,又是今中有昔,昔中有今。下片则今昔情事交织写来,“前度刘郎重到”有今有昔。“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则是昔日有者,今日有存有亡。“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露饮东,东城闲步。”又是昔日之事,而今日看来,一切皆“事与孤鸿去”。最后又写念日情况,是在“官柳低金缕”的风光中,“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风絮。”有今而无昔。今之惆怅和昔之游乐成一鲜明对照。词在时间上就是这样似断似续,伤春意绪却是联绵不断。词又是一起写景,一结写景。一起静景,一结动景。花柳风光中人具有无限惆怅,是以美景衬托出感伤,所以极为深厚。加以章法上的实写、虚写、虚实穿插进行,显出变化多端,使这首词极为沉郁顿挫而得到词中之三昧。
这里描绘了一个恋人初逢的场面。上片前二句写景,渲染环境气氛。后一句由景转到人,写的是男子看到恋人时微妙的心理变化。下片紧接上片,对相逢场景进行描绘,写的是相逢后乍喜乍悲,心绪慌乱的复杂情感。全词描摹细致入微,表达感情真挚动人。
上片前两句“容易浓香近画屏。繁枝影著半窗横”,主要是通过前面的景物,渲染当时的气氛。有了前面两句的铺垫,接下来的第三句“风波狭路倍怜卿”,才真正切入正题,描写两个人初见时的情景。
下片写两个人见面后的情景。前面两句“未接语言犹怅望,才通商略已懵腾”,通过两个细节,表达了两个人相见后那种乍喜乍悲、慌乱无绪的复杂情感。
结尾一句“只嫌今夜月偏明”,既是写景,更是抒情,用今夜的“月偏明”之景,表达出了“偷恋”者那种矛盾而复杂的心理状态。
或者天不从愿者太多,在爱情里波折的纳兰,连见恋人一眼都需要扮成僧人偷偷入宫、其实曾经的两小无猜、兰窗腻事,都因鸳鸯零落不复存在了:但是情难忘却,恋人被选人宫,纳兰仍然抱着她会被放出来、他们能够团圆的希望。而此次与恋人的会面又更坚定了他的信念。这就加深了他后来的苦痛。
正是,往事不可再来,袖口香寒。
《石壕吏》是一首杰出的现实主义的叙事诗。它以“耳闻”为线索,按时间的顺序,由暮——夜——夜久——天明,一步步深入,从投宿叙起,以告别结束,从差吏夜间捉人,到老妇随往;从老翁逾墙逃走,到事后潜归;从诗人日暮投宿,到天明登程告别,整个故事有开始、发展、高潮、结局,情节完整,并颇为紧张。诗的首尾是叙事,中间用对话,活动着的人物有五六个之多,诗人巧妙地借老妇的口,诉说了她一家的悲惨遭遇。诗人的叙述、老妇的说白,处处呼应,环环紧扣,层次十分清楚。
诗人虚实交映,藏问于答,不写差吏的追问,而只写老妇的哭诉,从哭诉中写出潜台词、画外音,将差吏的形象融入老妇的“前致词”中,有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诗人写老妇的哭诉,语言朴实无华,一个典故也不用,很切合老妇的口吻,且随着内容的多次转韵,形成忧愤深广、波澜老成,一唱三叹,高低抑扬的韵致,使沉郁顿挫达到极致。
全诗述情陈事,除“吏呼一何怒”二句微微透露了他的爱憎之外,都是对客观事物的描述。在这里,诗人通过新颖而巧妙的艺术构思,将丰富的内容和自己的感情融化在具体的形象里,浇注于客观的叙述中,让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让故事本身去显露诗人的爱憎。这种以实写虚,以虚补实,虚实相映的艺术手法,使全诗显得简洁洗练,而又蕴涵丰富。
前四句可看作第一段。首句“暮投石壕村”,单刀直入,直叙其事。“暮”字、“投”字、“村”字都需玩味,读者不能轻易放过。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社会秩序混乱和旅途荒凉等原因,旅客们都“未晚先投宿”,更何况在兵祸连接的时代。而杜甫,却于暮色苍茫之时才匆匆忙忙地投奔到一个小村庄里借宿,这种异乎寻常的情景就富于暗示性。他或者是压根儿不敢走大路;或者是附近的城镇已荡然一空,无处歇脚。总之,寥寥五字,不仅点明了投宿的时间和地点,而且和盘托出了兵荒马乱、鸡犬不宁、一切脱出常轨的景象,为悲剧的演出提供了典型环境。浦起龙指出这首诗“起有猛虎攫人之势”,这不仅是就“有吏夜捉人”说的,而且是就头一句的环境烘托说的。“有吏夜捉人”一句,是全篇的提纲,以下情节,都从这里生发出来。不说“征兵”、“点兵”、“招兵”而说“捉人”,已于如实描绘之中寓揭露、批判之意。再加上一个“夜”字,含意更丰富。第一、表明官府“捉人”之事时常发生,人民白天躲藏或者反抗,无法“捉”到;第二、表明县吏“捉人”的手段狠毒,于人民已经入睡的黑夜,来个突然袭击。同时,诗人是“暮”投石壕村的,从“暮”到“夜”,已过了几个小时,这时当然已经睡下了;所以下面的事件发展,他没有参与其间,而是隔门听出来的。“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两句,表现了人民长期以来深受抓丁之苦,昼夜不安;即使到了深夜,仍然寝不安席,一听到门外有了响动,就知道县吏又来“捉人”,老翁立刻“逾墙”逃走,由老妇开门周旋。
从“吏呼一何怒”至“犹得备晨炊”这十六句,可看作第二段。“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两句,极其概括、极其形象地写出了“吏”与“妇”的尖锐矛盾。一“呼”、一“啼”,一“怒”、一“苦”,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两个状语“一何”,加重了感情色彩,有力地渲染出县吏如狼似虎,叫嚣隳突的横蛮气势,并为老妇以下的诉说制造出悲愤的气氛。矛盾的两方面,具有主与从、因与果的关系。“妇啼一何苦”,是“吏呼一何怒”逼出来的。下面,诗人不再写“吏呼”,全力写“妇啼”,而“吏呼”自见。“听妇前致词”承上启下。那“听”是诗人在“听”,那“致词”是老妇“苦啼”着回答县吏的“怒呼”。写“致词”内容的十三句诗,多次换韵,明显地表现出多次转折,暗示了县吏的多次“怒呼”、逼问。读这十三句诗的时候,千万别以为这是“老妇”一口气说下去的,而县吏则在那里洗耳恭听。实际上,“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不仅发生在事件的开头,而且持续到事件的结尾。从“三男邺城戍”到“死者长已矣”,是第一次转折。可以想见,这是针对县吏的第一次逼问诉苦的。在这以前,诗人已用“有吏夜捉人”一句写出了县吏的猛虎攫人之势。等到“老妇出门看”,便扑了进来,贼眼四处搜索,却找不到一个男人,扑了个空。于是怒吼道:“你家的男人都到哪儿去了?快交出来!”老妇泣诉说:“三个儿子都当兵守邺城去了。一个儿子刚刚捎来一封信,信中说,另外两个儿子已经牺牲了!……”泣诉的时候,也许县吏不相信,还拿出信来交县吏看。总之,“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处境是够使人同情的,她很希望以此博得县吏的同情,高抬贵手。不料县吏又大发雷霆:“难道你家里再没有别人了?快交出来!”她只得针对这一点诉苦:“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这两句,也许不是一口气说下去的,因为“更无人”与下面的回答发生了明显的矛盾。合理的解释是:老妇先说了一句:“家里再没人了!”而在这当儿,被儿媳妇抱在怀里躲到什么地方的小孙子,受了怒吼声的惊吓,哭了起来,掩口也不顶用。于是县吏抓到了把柄,威逼道:“你竟敢撒谎!不是有个孩子哭吗?”老妇不得已,这才说:“只有个孙子啊!还吃奶呢,小得很!”“吃谁的奶?总有个母亲吧!还不把她交出来!”老妇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只得硬着头皮解释:“孙儿是有个母亲,她的丈夫在邺城战死了,因为要奶孩子,没有改嫁。可怜她衣服破破烂烂,怎么见人呀!还是行行好吧!”但县吏仍不肯罢手。老妇生怕守寡的儿媳被抓,饿死孙子,只好挺身而出:“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老妇的“致词”,到此结束,表明县吏勉强同意,不再“怒吼”了。
最后一段虽然只有四句,却照应开头,涉及所有人物,写出了事件的结局和作者的感受。“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表明老妇已被抓走,走·时低声哭泣,越走越远,便听不到哭声了。“夜久”二字,反映了老妇一再哭诉、县吏百般威逼的漫长过程。“如闻”二字,一方面表现了儿媳妇因丈夫战死、婆婆被“捉”而泣不成声,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诗人以关切的心情倾耳细听,通夜未能入睡。“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两句,收尽全篇,于叙事中含无限深情。前一天傍晚投宿之时,老翁、老妇双双迎接诗人,而时隔一夜,老妇被捉走,儿媳妇泣不成声,作者只能与逃走归来的老翁作别了。老翁的心情怎样,诗人作何感想,这些都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余地。
诗的前四句写因匆促南行而不能从容欣赏嘉州龙岩风光。“系舟”表明是“舟行适楚”(苏轼《南行前集叙》)。征,远行。南征,沿岷江、长江南行。“日夕事南征”,从早到晚,整天都在忙于南行。“日夕”二字已充满怨气。往意,前行之意,而缀以“纷何速”,特别是缀一“纷”字,进一步抒发了勉强南行的不快之情。“空岩”指嘉州龙岩。“幽自明”的“自”字用得很精,它表明龙岩虽幽静明丽,“号小桃园”,可惜却无人欣赏,只是“自明”而已。前三句是因,后一句是果,遣词造句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色彩。
中四句写嘉州知州盛宴招待他们父子,而诗人因心情不快,兴致索然。使君,汉代指刺史,汉以后作为对州郡长官的尊称。此指嘉州知州,姓名不详。高会,盛会,指嘉州知州为他们举行的盛大宴会。余情,富有感情。前两句表现了苏洵此时虽为布衣,但社会地位已有显著变化。
苏轼《钟子翼哀辞》说,1047年(庆历七年),苏洵应制科试不中,到庐山等地游览,“方是时,先君失为时所知,旅游万里,舍者常争席。”这次南行是在1056年(嘉祐元年)苏洵父子名动京师以后,情况大变,沿途都有地方官吏,亲朋好友迎送。除嘉州知州为之“高会”外,过泸州,有老友任遵圣相侯,苏轼兄弟都有《泊南井口期任遵圣》诗;经渝州(今重庆),有渝州知州张子立“谒我江上”(见苏洵《答张子立见寄》);至丰都(今属重庆),有“知县李长官”迎候(见苏洵《题仙都山麓并叙》);苏轼《入峡》诗说:“野宿荒州县,邦君古子男。放衙鸣晚鼓,留客荐霜柑。”至江陵,他们父子更成了王荆州的座上客。可见,“高会有余情”,并不止嘉州一地,它充分说明了苏洵社会地位的提高。
苏洵被雷简夫誉为“王佐才”、“帝王师”(见邵博《闻见后录》卷十五),他本人也自称“有志于当世”(苏洵《上富丞相书》),但他不会满足于虚名。他对朝廷不能破格重用自己深感失望,1057年(嘉祐二年)返蜀后,已决心不再入京:“自蜀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师,又沙行数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驱,与凡事之不得已者,孰为来哉!洵老矣,恐不能复东。”(《上欧阳内翰第三书》)朝廷召他试策论于舍人院,他更感到是对自己的不信任:“昨为州郡发遣,徒益不乐耳。”(《答雷简夫书》)这就是“酌酒何能饮,去乡怀独惊”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整个南行途中情绪低沉的原因。
最后四句是申说前句之意。“山川随望阔”切合地势,嘉州是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水汇聚之地,冲积成辽阔的平原,苏轼《初发嘉州》诗也有“旷荡造平川”语,因此,这一“阔”字正把握住了嘉州龙岩的特征。“气候带霜清”切合时间,苏洵父子于1059年(嘉祐四年)十月初启行,正是深秋初冬时节,“霜清”二字准确地交待了时令。“佳境”,指故乡山水,苏轼《初发嘉州》诗所谓“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青衣江)清可怜”,正好作这一句的注脚。结句“何时休远行”,更集中抒发了诗人勉强赴京的抑郁之情。苏洵《游凌云寺》诗,描写了凌云大佛的壮观,歌颂了夏禹、李冰治水的功绩,抒发了壮志不酬的苦闷:“今余劫劫(忙碌貌)独何往,愧尔前人空自咍(自嘲)。”他在《和杨节推见赠》中也说:“予懒本不出,苦为人事劫。相将犯苦寒,大雪满马鬣。”南行途中的这些诗句都可与“何时休远行”互证。
这首诗虽题作《游嘉州龙岩》,但并不以写景胜,而是以抒情胜;对龙岩的描写着墨不多,用语也比较抽象。全诗感情沉郁,格调苍凉,集中表现了这位饱经风霜、名满天下而前程渺茫的老人的抑郁之情。
《登金陵凤凰台》是唐代的律诗中脍炙人口的杰作。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开头两句写凤凰台的传说,十四字中连用了三个凤字,却不嫌重复,音节流转明快,极其优美。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市凤凰山。相传,南朝刘宋元嘉年间有凤凰集于此山,乃筑台,山和台也由此得名。凤凰是一种祥瑞。当年凤凰来游象征着王朝的兴盛;如今凤去台空,六朝的繁华也一去不复返了,只有长江的水仍然不停地流着,大自然才是永恒的存在!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由眼前之景进一步生发,联想到六朝的繁华。三国时期的吴以及后来的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先后在金陵定都,故金陵有“六朝古都”之称。六朝时期,金陵达到空前的繁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绵长的秦淮河横贯城内,两岸汇聚六朝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以及市民的居住中心,其繁华可见一斑。可是,六朝虽繁荣却也短命,每个王朝的寿命平均大约55年,轮转之速,令人恍惚。如今看来,吴国曾经繁华的宫廷已经荒芜,东晋时代的风流人物也早已作古,六朝的繁华也如凤凰台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淘浪中。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两句由抒情转为写景。诗人并没有一直沉浸在对历史的凭吊之中,而抽出思绪将目光投向了眼前的河山。“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三峰并列,矗立在缥缈的云雾之中,若隐若现,好似落在了青天之外;秦淮河西入长江,被白鹭洲横截,江水一分为二,形成两条河流。此二句气象壮丽,境界阔大,为末联“不见长安”作铺垫。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两句诗寄寓着深意。长安是朝廷的所在,日是帝王的象征。李白这两句诗暗示皇帝被奸邪包围,而自己报国无门,他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不见长安”暗点诗题的“登”字,触境生愁,意寓言外,饶有余味。相传李白很欣赏崔颢《黄鹤楼》诗,欲拟之较胜负,乃作《登金陵凤凰台》诗。《苕溪渔隐丛话》、《唐诗纪事》都有类似的记载,或许可信。该诗与崔诗工力悉敌,正如方回《瀛奎律髓》所说:“格律气势,未易甲乙。”在用韵上,二诗都是意到其间,天然成韵。语言也流畅自然,不事雕饰,潇洒清丽。作为登临吊古之作,李诗更有自己的特点,它写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把历史的典故,眼前的景物和诗人自己的感受,交织在一起,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怀抱,意旨尤为深远。
李白是天才诗人,并且是属于那种充满创造天才的大诗人。然而,惟独李白临黄鹤楼时,没能尽情尽意,“驰志”千里。原因也很简单,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因而,“谪仙诗人”难受、不甘心,要与崔颢一比高低;于是他“至金陵,乃作凤凰台诗以拟之”,直到写出可与崔颢的《黄鹤楼》等量齐观的《登金陵凤凰台》时,才肯罢休。
这虽然是传言,但也挺恰切李白性格。《登金陵凤凰台》博得了“与崔颢黄鹤楼相似,格律气势未易甲乙”的赞扬。其实,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崔颢的《黄鹤楼》,它们同为登临怀古的双璧。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其中所回荡着的那种充沛、浑厚之气。气原本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从先秦时代起就被广泛运用。随着魏晋时期的曹丕以气论文,气也就被当做一个重要的内容而在许多的艺术门类里加以运用。虽然,论者对气的理解、认识不完全相同,但对所含蕴的思想性情、人格精神与艺术情调,又都一致认同。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明显地充溢着一股浑厚博大之气,它使李白观古阅今,统揽四海于一瞬之间,且超然物外,挥洒自如。浑厚博大之气使李白渊深的思想,高妙的见解,阔大的心胸,成为编织巨大艺术境界的核心与精神内含。就像透过“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的巨大立体时空,可以感受到历史的脉搏跳动与诗人的呼吸一样,通过李白的举重若轻,从容自在,以浩然雄大之气充塞整个诗歌境界的努力,也能更进一步感受到他整个诗歌以气夺人的艺术特点。
李白此诗的艺术特点,又在于对时空观念的完美表达。这既体现在对历史与自然的认识上,也体现在他构造时空艺术境界的表达方法上。李白强调的自然永恒不朽,一方面是宣传他的以自然为中心的“物我为一”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揭露历史上的统治神话。因为从古而来,几乎所有的统治者他们都宣扬自己的世代永存与精神不灭,并且还把这样一种模式灌输到人们的意识形态当中,使人深信不疑。但是,李白则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即或是极为强有力的统治者,就像秦始皇,他可以“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然而他终归也要“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古风·秦王扫六合》),烟消云散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李白看来,宇宙万物之中,能够获得永恒存在的只有自然。一切的繁华与骄奢淫逸都会烟消云散;如果说它们还存在,似乎也只是作为自然的反衬而存在的。另外,李白在表现自然力量的雄大与变化的时空观时,则选取了最为典型的事物,即“三山半落”之混茫与“二水中分”之辽阔,从而构造出阔大的境界,并且把历史的变迁,即时间的改变与地点的依旧,即空间的不改整体地表现出来,启发人们作更深的思考。
《登金陵凤凰台》与《黄鹤楼》在格律气势上不分上下。在用韵上,二诗都是意到其间,天然成韵。语言也流畅自然,不事雕饰,潇洒清丽。作为登临吊古之作,李诗更有自己的特点,它写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把历史的典故,眼前的景物和诗人自己的感受,交织在一起,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怀抱,意旨尤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