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此诗虽只是写了作者走访友人未遇这样一件寻常小事，却因诗人出神入化的语言，而变得别具韵致。诗人以草径、荒园、宿鸟、池树、野色、云根等寻常景物，以及闲居、敲门、过桥、暂去等寻常行事，道出了人所未道之境界，表达了作者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之情。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一条杂草遮掩的小路直通向荒芜的小园；园旁也没有人家居住。诗人开篇用简练的语言，描写一处幽静的环境，通过对友人居所的描写，暗示友人的隐者身份。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明月清辉映照，万籁俱寂，老僧轻轻的敲门声，惊动了夜 宿的鸟儿，引起它们的躁动不安，大概就是鸟儿从窝中飞出转个圈，又飞回巢中这个瞬间，被诗人抓住，用僧人的敲门声反衬周围环境的幽静。“敲”字用得很妙，而贾岛曾在“推”、“敲”两字使用上犹豫不决，后来在韩愈的建议下，使用“敲”字，两人因此也成为了朋友。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是写回归路上所见。过桥是色彩斑斓的原野；晚风轻拂，云脚飘移，仿佛山石在移动。“石”是不会“移”的，诗人用反说，别具神韵。这一切，又都笼罩着一层洁白如银的月色，更显出环境的自然恬淡，幽美迷人。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表明诗人不负归隐的约定。前三联都是叙事与写景，最后一联点出诗人心中幽情，托出诗的主旨。正是这种幽雅的处所，悠闲自得的情趣，引起作者对隐逸生活的向往。
诗中的草径、荒园、宿鸟、池树、野色、云根，无一不是寻常所见景物；闲居、敲门、过桥、暂去等等，无一不是寻常的行事。然而诗人偏于寻常处道出了人所未道之境界，语言质朴，冥契自然，而又韵味醇厚。
全诗清晰地显现出三个层次。
首四句总写秋日的节侯特点及其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前二句首先写出秋天的一派肃杀之气。“仲秋月”就是农历八月，是典型的秋日，此时天气转凉，霜露渐起，百物凋零，所以冠以“萧瑟”二字。“飂戾风云高”是说此时节云淡天高，秋风阵阵。“飂戾”就是风声。如此萧瑟的节候自然会在人们的心理上产生感应：“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住在山中的人会首先感到这时序的变化；远行在外的人很容易产生凄凉之感、思家之念，以至于要放声唱歌来舒散心中的愁闷。这一层写出了对秋日的总体印象，为后面的具体描写秋景张本。
接下六句为第二层意思，写自身所感到的节候变化。“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是说稀疏的树林中不断地刮起冷风，空荡荡的山峦上聚集着浓云，这是山林中的变化。“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是说浓重的露水洒落在庭院中的树上，繁密的叶子就从茂盛的枝条上落下，这是庭院中的变化。这种无情的肃杀之气虽说无可抗拒，但在受其摧残的时间和程度上，各种景物是不相同的，那是它们各自的品质和抗御能力不一样，所以紧接着补了两句：“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菌是一种寿命极短的植物，《庄子》上曾说过“朝菌不知晦朔”，所以作者抚之而生悲。苍松不怕寒冷，秋气无损于它，所以作者不禁要攀其枝叶，投以羡慕的眼光。这一层写的虽是眼前常见景物，刻画却是精细而鲜明的，而且诗人还为之动了悲、羡之情，足见他并没有用哲人的冰冷目光去静观这种“时变”，而是饱含着诗人的感情去体察的，也就是说诗人是以热呼呼的心肠描绘出这秋日的凄清画面的，所以其间充溢着浓郁的诗意。
松柏是高洁品质的象征，上句诗人既有羡于松，虽是写景，但个人志趣已经流露，后四句遂顺调转入抒写自己的情志。“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是说：在这秋天的日子里，大自然尽管如此萧瑟，我还是愿意投身于它的怀抱，远远地来到林边野外钓鱼，与朝廷、市场这些争名争利的场所断绝联系。为什么要如此呢？因为“淡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意思是说：只要把纷繁的世界看得淡漠，无求于人，无苛于己，保持着远古人的心胸，那我们离无为自适的境界也就不远了。“濠上”一典出于《庄子》的《秋水》篇，其中写庄子与惠施在濠上（在今安徽凤阳）闲游，看到鲦鱼从容出游，因而引起了鱼究竟知不知道快乐的一番辩论，后世就把濠上指代逍遥闲游的地方，把崇尚老庄就说成是濠上之风。此二句是谈玄论虚之词，也是全篇的旨归。道家认为一切礼乐道德等社会规范，以及人们有组织的行动与交往都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扼杀，所以他们要摆脱一切制度与文明的束缚，把任情适性、归真返朴当作终身追求的目标。这里颂扬的也就是这种精神。
孙绰此诗虽也涉及玄理，却并不淡然寡味。首先，作者是在对秋日景象的描绘和由此而产生的悲、羡之情上引出对濠上之风的颂扬的，这是诗歌艺术上常用的讽咏比兴法，因此自然也具有艺术感染力。其次，此诗所涉及的玄理，并非阐释道家的具体教义，仅仅是表明一种归依道风的感情，而表现感情乃是诗歌的天职，诗情诗味即由此出，这也是此诗不乏诗味的原因。
当然，此诗虽也较多地写了山水风景，林野秋色，但因为它既未以游览作为描写景物的过程和手段，也没有把自然景物作为美感观照的主位对象，所以它仍属于玄言诗，还不是一首山水诗。但是，孙绰本人是爱好山水的，描摹山水的本领也是高超的（例如其《天台山赋》就写得掷地有声），而且他“借山水以化其郁结”（《三月三日兰亭诗序》），所以他诗中的自然景物（包括山水），也就应当另眼相看了。此诗借秋日景物来表明其向往濠上之风，也就是为了化解其胸中郁结，这与“老庄告退”后兴起的山水诗有着共同之处。更明确地说，被称为空洞虚泛的玄学，却也有其注重自然之道、注重人与自然相和谐的一面。作为玄学的诗歌形式的玄言诗，因而也有其注重从自然——山水之中体悟玄理，亦即企图让自然景物与人的思想取得和谐的倾向。正是这个倾向的不断发展延伸，才终于有了以山水为重头、而玄理退居为“尾巴”的山水诗。孙绰此诗中，阐明玄理虽然还是诗的主要目的，但谈玄在篇幅上已是“尾巴”了。因此，如果说此诗包含着山水诗的某些因素或萌芽，应该是符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