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柳宗元相比,刘禹锡就荣幸得多。他二人虽同时遭贬,但柳宗元生性沉郁,而刘禹锡则生性达观。柳宗元多病,刘禹锡康健。苏东坡评柳宗元“发纤浓于古简,寄至味于淡泊。”而刘禹锡在此,则还多了一团生机和气。所以柳宗元年仅四十七而逝,刘禹锡则寿高七十余,比白居易略差一点。柳宗元也没有如刘、白二人,得以交圭峰宗密大师这样佛教中的泰山北斗,也不如李翱那样得以结交药山唯俨这样的禅林宗匠。这是刘禹锡在安徽和州当太守时送别圭峰大师时所作的诗,并以此诗作为“介绍信”,介绍给白居易。圭峰大师与刘禹锡、白居易还有一段交往,的确是鲜为人知。
“宿习修来得慧根,多闻第一忘却言。”这里,刘禹锡盛赞圭峰大师累世修行,得到了极高的智慧。在释迦牟尼佛的众多弟子中,阿难尊者号称“多闻”第一,所有的佛经,都是经他背诵出来的。圭峰大师是华严宗的五祖,对佛教理论在当时是天下独步。同时圭峰大师还是禅宗荷泽宗的第五代祖师。这两重崇高的地位和卓绝的修行,当然堪称“多闻第一”又“忘却言”了。
“自从七祖传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门。”这里“七祖”指六祖大师的弟子荷泽神会禅师。因神会禅师的努力,南禅击败了北禅,确立了六祖的地位,而他也在后来被唐德宗“钦封”为“七祖”。“便门”是方便法门的简称。禅宗讲“教外别传”,对“三乘”教法不那么看重,而注重“直指人心”的方便法门。
“东泛沧江寻古迹,西归紫阁出尘喧。”圭峰大师曾一度离开陕西卢县草堂寺到江南游历。自从隋炀帝开大运河以来,经洛阳汴河,在泗州入淮河,又经淮安、扬州入长江。故舟行极为方便。圭峰大师此行当在刘禹锡任和州刺史的太和(唐文宗年号,827—836)年间。长安到江南称“东泛”,再回长安自然为“西归”了。草堂寺为姚秦时鸠摩罗什大师译经故地,现今仍为中国佛教祖庭之一,地处终南山北麓。
“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经相对翻。”白居易以侍郎身分,居河南府尹,地位极高,信佛之诚,又超过刘禹锡和柳宗元。白居易还与圭峰师叔洛阳神照禅师熟识,圭峰大师在洛阳与白居易相会,想必就更加热闹了。一起谈佛论禅,必然相契。
这是一首歌咏自然景观的诗,该诗描绘了钱塘江汹涌澎湃的声势。诗人运用多种表现手法,极力描写潮声之大,水势之猛,写实中渗透想象,描摹形象生动,体现了作者非凡的语言驾驭能力。最后把钱塘江的滔天巨浪及其排山倒海的不凡气势,想象成是伍子胥充满遗恨,表达了作者对伍子胥充满深深的同情、惋惜与慨叹。
首联,紧扣雨中观潮之特点,以雨为背景,突出“涛飞江上台”,为下文进一步描绘钱塘江潮的磅礴声势作铺垫。
颔联,以千万匹骏马飞驰而来比喻钱塘江潮震天动地的涛声,以其仿佛席卷着群山奔腾而来比喻江潮不可抵挡的气势,与宋代词人潘阆的词句“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酒泉子》“长忆观潮”)有异曲同工之妙。
颈联,将状写潮涌之声势与吟咏弄潮儿的弄潮之气魄结合起来。宋代词人周密的散文《观潮》有一段描写弄潮儿的文字:“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着墨无多,却惟妙惟肖地再现了弄潮儿披发纹身、手持彩旗、涛头弄潮的情景,令人拍案叫绝。施闰章的这两句诗描写弄潮儿,用语更少,别具一格。它写弄潮儿,却不明言,而以“轻舟”借代。驾驭“轻舟”的正是勇敢矫健的弄潮儿,故写“轻舟”,也即写弄潮儿。不写斯人,而斯人自见,这是其精妙之处。江潮汹涌澎湃,“绝岸愁倾覆”,可“轻舟”偏要投身急流之中,“故溯洄”。这里,诗人未具体描写弄潮之场面,而以“愁”与“故”相对照,突出了钱塘江潮惊涛拍岸的气势,更衬托出了弄潮儿迎潮而上、不畏艰险的气魄,可谓这两句诗的又一妙处。
尾联,发诗人观潮之慨。史载,春秋时楚国人伍子胥,其父伍奢、兄伍尚都被楚平王杀 害,他逃奔吴国,先佐吴王阖闾伐楚国,后又佐吴王夫差(阖闾之子)打败越国。最终,夫差听信伯嚭的谗言迫伍子胥自杀,并下令将其尸首装入“鸱夷革”抛进江中。后来传说伍子胥怨恨吴王夫差,死后驱水为涛,因而,钱塘江潮又有“子婿朝”之称,诗伟联发诗人观潮之后的感慨,由观潮联想到伍子胥及其传说,为伍子胥的冤死而鸣不平,笔墨焕然,耐人寻味。
这是辛弃疾被弹劾去职、闲居带湖时所作的一首词。他在带湖居住期间,闲游于博山道中,却无心赏玩当地风光。眼看国事日非,自己无能为力,一腔愁绪无法排遣,遂在博山道中一壁上题了这首词。在这首词中,作者运用对比手法,突出地渲染了一个“愁”字,以此作为贯串全篇的线索,感情真率而又委婉,言浅意深,令人玩味无穷。
词的上片,作者着重回忆少年时代自己不知愁苦,所以喜欢登上高楼,凭栏远眺。少年时代,风华正茂,涉世不深,乐观自信,对于人们常说的“愁”还缺乏真切的体验。首句“少年不识愁滋味”,乃是上片的核心。辛弃疾生长在中原沦陷区。青少年时代的他,不仅亲历了人民的苦难,亲见了金人的凶残,同时也深受北方人民英勇抗金斗争精神的鼓舞。他不仅自己有抗金复国的胆识和才略,而且认为中原是可以收复的,金人侵略者也是可以被赶出去的。因此,他不知何为“愁”,为了效仿前代作家,抒发一点所谓“愁情”,他是“爱上层楼”,无愁找愁。
作者连用两个“爱上层楼”,这一叠句的运用,避开了一般的泛泛描述,而是有力地带起了下文。前一个“爱上层楼”,同首句构成因果复句,意谓作者年轻时根本不懂什么是忧愁,所以喜欢登楼赏玩。后一个“爱上层楼”,又同下面“为赋新词强说愁”结成因果关系,即因为爱上高楼而触发诗兴,在当时“不识愁滋味”的情况下,也要勉强说些“愁闷”之类的话。这一叠句的运用,把两个不同的层次联系起来,将上片“不知愁”的这一思想表达得十分完整。
词的下片,表现自己随着年岁的增长,处世阅历渐深,对于这个“愁”字有了真切的体验。作者怀着捐躯报国的志愿投奔南宋,本想与南宋政权同心协力,共建恢复大业。谁知,南宋政权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不仅报国无门,而且还落得被削职闲居的境地,“一腔忠愤,无处发泄”,其心中的愁闷痛楚可以想见。“而今识尽愁滋味”,这里的“尽”字,是极有概括力的,它包含着作者许多复杂的感受,从而完成了整篇词作在思想感情上的一大转折。
“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仍然采用叠句形式,在结构用法上也与上片互为呼应。这两句“欲说还休”包含有两层不同的意思。前句紧承上句的“尽”字而来,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往往相反相成,极度的高兴转而潜生悲凉,深沉的忧愁翻作自我调侃。作者过去无愁而硬要说愁,如今却愁到极点而无话可说。后一个“欲说还休”则是紧连下文。因为,作者胸中的忧愁不是个人的离愁别绪,而是忧国伤时之愁。而在当时投降派把持朝政的情况下,抒发这种忧愁是犯大忌的,因此作者在此不便直说,只得转而言天气,“天凉好个秋”。这句结尾表面形似轻脱,实则十分含蓄,充分表达了作者之“愁”的深沉博大。
此词构思巧妙,写少年时无愁“强说愁”和谙练世故后满怀是愁却又故意避而不谈,生动真切。此词上下片里的“愁”含义是不尽相同的。“强说”的是春花秋月无病呻吟的闲愁;下片说的是关怀国事,怀才不遇的哀愁。在平易浅近的语句中,表现出作者内心深处的痛楚和矛盾,包含着深沉、忧郁、激愤的感情,说明辛词具有意境阔大,内容含量丰富的特色。
此诗运用对比的手法,描绘了寒地之夜,贫苦人民和富贵人家悬殊的生活处境,鲜明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中的阶级对立,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全诗意境凄凉婉转,充满幽愤悲怆之情。
全篇立意,可用杜甫两句诗来概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但它描绘得更为具体,展现了一幅贫富悬殊的画卷。一个寒冷的冬夜,贫苦的百姓们席地而眠。本该像今天北方烧炕似地,先用柴火将地皮烘热,然后才能躺下。可他们没有钱买柴火,只得睡在冰冷的冻土上。好容易挨到半夜,冻得实在受不了,于是站起来直叫冷。“半夜皆立号”五字,非常精炼而又准确。特别是那个“皆”字,又代表了无数啼饥号寒的普通百姓。
从“冷箭”一句起,诗人的笔触从地面转向四壁。冷箭、棘针,形容从破壁中吹进的冷风。“霜吹破四壁”,极言寒风之劲。霜花竟能从破壁中吹进,屋子缝隙之大可想而知。冷风挟着霜花,穿过破壁,象冷箭、棘针一般砭人肌骨,无此生活体验者绝不能写出,有此生活体验而不关心民情者亦不能写出。孟郊是一寒士,李翱《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曾云:“郊穷饿不能养其亲,周天下无所遇。”故能写出此语。而“苦痛不可逃”一句,则呼喊出受难者的心声。室内尚如此寒冷,何况冰天雪地的室外,即使逃出去,也是活活冻死。联系下文来看,这句也可看作对当时社会的控诉。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苦寒的百姓是永远翻不了身的。
“高堂”二句写富贵人家夜宴时鸣钟奏乐,直至天明,烹调美味佳肴的香气还久久不散,四处可闻。同前面所描写的相比:贫者一何苦,富者一何奢!由此看来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确是封建社会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在这种对立面前,贫者有两种选择,或委曲求全、苟且偷生,或揭竿而起、抗争命运。此诗作者选择了后者。
诗中写寒者不胜冻饿之苦,宁愿化作扑灯蛾,被灯火活活烧死。这是受冷之极、渴求温暖的一种心理变态,也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尽管如此,那点燃着兰膏的华灯却被层层纱幔遮蔽,使他(或他们)难以接近。尽管“仙罗”遮挡,华灯难近,寒者还不住地在四周转悠,寻找机会,以求一近“华膏”。“虚绕千万遭”,虽属虚指,然却反映了寒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悲惨境遇。一个“虚”字,包含了极度惆怅、失意之情。
“到头”二句,把贫富尖锐对立的矛盾,推向了高潮。寒者绕帐转了不知多少遍,终因冻饿疲惫不堪,倒地而死。寒者一头栽倒在地,死了也无人过问。不仅如此,那些在罗帐里通宵吃喝的富人,还醉醺醺地走了出来,踏着尸体,恣意遨游。如此惨状,惨绝人寰。
在中国文学史上,揭露如此深刻的作品,实在并不多见。这首五古,用的是赋体。它从头至尾,娓娓道来中唐时代残酷的现实。人物形象都是通过自身的行动进行刻画的,且与所处的环境结合得相当紧密。诗中采用了十分贴切的比喻,如冷箭、棘针之喻寒风,飞蛾之喻寒者;也采用了夸张的手法,如“虚绕千万遭”,“踏地为游遨”。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强烈对比中展开矛盾冲突,在矛盾冲突中揭露贫富的对立,歌颂寒者顽强不屈的意志,鞭挞富人灭绝人性的逸乐生活。直到最后,作者才忍无可忍地出面责问:“游遨者是谁?君子为郁陶!”君子当然是诗人自指,或许也包含郑某一类有良心的官吏。郁陶是悲愤积聚之意。这里的问题提得异常尖锐,游遨者不仅仅是参加夜宴的几个人,而是整个统治阶级,乃至整个封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