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马子》是柳永的自度曲。从意境上讲，这首词属柳永的雅词，其中不只抒发了个人的离愁别恨，而且也是对封建文人命运的凭吊，整体情绪沉郁深远。
这首词是词人漫游江南时抒写离情别绪之作，所表现的景象雄浑苍凉。词人将古垒残壁与酷暑新凉交替之际的特异景象联系起来，抒写了壮士悲秋的感慨。
“雌霓”是虹的一种，色泽偏暗。“雄风”是清凉劲健之风。这两个词语雅致而考究，表现了夏秋之交雨后的特有现象。孤垒危亭之上，江边烟渚之侧，更加能够感到时序变换。孤垒、烟渚、雌霓、雄风，这一组意象构成了雄浑苍凉的艺术意境，词意的发展以“渐觉”两字略作一顿，以“一叶惊秋，残蝉噪晚”进一步点明时序。“素商”即秋令。这里，词人的悲秋情绪逐渐向伤离意绪发展，于是他又“览景想前欢”了。从“前欢”一语来推测，词中所怀念当是帝都汴京和作者过从甚密的一位歌妓。可是往事已如过眼烟云，帝都汴京遥远难以重到。
上阕的结句已开始从写景向抒情过渡，下阕便紧接而写“想前欢”的心情。柳永不像其他词里将“想前欢”写得具体形象，而是仅写出眼前思念时的痛苦情绪。“新愁易积，故人难聚”，很具情感表达的深度。离别之后，旧情难忘，因离别更添加新愁；又因难聚难忘，新愁愈加容易堆积，以致使人无法排遣。“易”和“难”既是对比关系又是因果关系，这对比与因果就是所谓“成追感”的内容。“尽日凝伫”、“消魂无语”形象地表现了无法排遣离愁的精神状态，也充分流露出对故人的诚挚而深刻的思念，并把这种情绪发挥到极致。最后作者巧妙地以黄昏的霁霭、归鸦、角声、残阳的萧索景象来衬托和强化悲苦的离情别绪。特别是结尾“南楼画角，又送残阳去”两句，意味极为深长，把一已羁旅苦愁拓展为人世兴衰的浩叹。
这首词虚实相生，情与景的处理上表现出极高的艺术造诣。上片首九句写景，属实写；后三句写情属虚写。虚实相生，善于抓住时序变化，描绘了特定环境中的景色，奠定了全词的抒情基调。下片则相反，前五句抒情，属虚写；后五句写景，属实写，以景结情，情景交融。这种交错的布局，不仅使整体结构富于变化，而且如实地反映了作者思想感情特定环境中活动变化的过程。其间大量运用双声词，如“一叶”、“残蝉”等；以及叠韵词，如“荒凉”、“旷望”等；多处句间用韵，如“凉”与“望”、“雨”与“暑”等。句中平仄四声的交错运用，从而造成音律谐婉、铿锵动人的妙境。全词意脉相承，严谨含蓄；景凄情哀，铺叙有致；意境开阔，格调清雅，气韵浑厚；语言清丽，音律谐婉，悲楚动人，是一首优秀的长调慢词。
这支《折桂令·客窗清明》小令表现的是一位客居在外的游子的孤独感和失意的情怀；亦可看成是作者漂泊生活与心境的写照。从“五十年春梦繁华”一句推测，此曲约写于作者五十岁左右。
开头三句写即目所见的景物。清明时节，时届暮春，经过风吹雨打，窗前的梨花已日渐凋零了。这是透过窗棂所看到的外景，写景的观察点是在窗前，故二、三句描写窄索细密的窗帘和小巧玲珑的窗纱，以扣紧题目中的“客窗”两字。接着用“甚情绪灯前”的一个“甚”字，领起以下三句，由景及情，渐渐道出了客子的愁苦情怀。一个客居在外的人，面对孤灯一盏，当然没有好心情。客中的情怀、重重心事和天涯漂泊的苦况，萦绕在枕边耳际。这万千的心事，作者仅用了以下两句来进行概括：“三千丈清愁鬓发，五十年春梦繁华。”上句化用李白《秋浦歌·白发三千丈》诗句“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说明自己白发因愁而生，表现了愁思的深长。下句说五十年来的生活，像梦一样过去了。这两句写出了作者无限的愁思和感怆。
“蓦见人家”以下三句，陡然一转，将视线移向窗外人家，这家门前的杨柳如含烟雾一般，长得与屋檐相齐，充满着春来柳发的一片生机，给这家人家带来盎然的春意和生活的情趣。此情此景，更反衬出游子天涯飘泊的孤独之感。李清照《永遇乐·落日熔金》词中有“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即是用人家的笑语欢言来反衬自己的寂寞伤神，此曲抒情手法与此一脉相承。
元好问认为西晋诗坛中继承了建安文风的有不少，建安风骨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壮怀犹见缺壶歌”），但也有了“儿女情多，风云气少”（钟嵘评张华诗语）的诗歌。建安风骨是元好问所肯定的诗歌风格，所以他以张华为例，认为张华虽然以其诗绮靡婉艳，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时，但是缺乏豪壮慷慨之气，至于到了晚唐的温庭筠、李商隐，更是儿女情长，风格婉约。“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问对绮靡文风的不满情绪，对诗歌绮靡文风的发展的认识。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