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将作者重回田园，见到秀美的田园风光时的欣喜之情，借期思卜筑的所见表达得妙趣横生，同时也隐含着几许感慨之意。
词的上片，描绘期思秀美的山水风光，表明作者要在此地选地造屋的意图。起韵总揽期思山水，看见在翠色屏风般围绕的万山中，一条水从西边流出，在山间形成巨大的瀑布，宛如千丈白虹，从晴天垂下。此处“翠屏”写山，表现出山的秀丽，“千丈晴虹”形容瀑布，化动为静，化力为美。而在美中依然有足够的气势。把期思这个小山村的地理环境形容得雄奇秀逸，流露出作者的不胜欣喜之情。接韵以一“喜”字，领起一个参差对仗的“扇面对”，直接点明自己的喜欢。作者借杜甫经乱之后得以重回他所欣爱的成都草堂的喜悦，和陶渊明隐居柴桑时对斜川的赞美，来表明自己类似的心情。从中看不出作者被罢官的失意，说明作者与上次被罢免的心态不同，对于官场这块“鸡肋”似乎已经无所留恋。“老鹤高飞，一枝投宿，”长笑蜗牛戴屋行，以带有浓郁感情色彩的议论，表明自己志同老鹤，随遇而安，栖身一枝，即可逍遥的旷达的人生态度，并以那戴屋而行、为物所累的蜗牛做对比，显示出不肯卸下物质重担者的愚蠢。这一句是承接上文描绘期思的美和欣喜而来，同时又为下文“卜筑”于此做了铺垫。最后一句正面点出卜筑的意思。
下片以拟人手法，叙写作者寄情山水的乐趣。写得融情入景，意象灵动而笔力遒劲。接下来两句，遥接开始的“十里翠屏”一句，总写青山对自己归来的欢迎。作者赋予青山以人的性格和感情，说这高峻的青山，本来是意气峥嵘，颇不趋俗的，现在为了欢迎自己回来，竟然显出一副妩媚的样子。以下用一个“解”字，领起一个扇面对，专写青山的妩媚。说青山懂得驱使花鸟云水，对作者频频前歌后舞，暮送朝迎，殷勤，盛情之状可掬，足以令自己乐而忘忧。这里用笔灵活，意态妩媚，本来作者自己喜欢这山中风光，见到花歌鸟舞、云水来去十分欢欣，可是偏翻转来说，从青山的角度来描写。下句顺势写作者对此佳山好水的逢迎，感到心旷神怡，并油然升起了驾驭它的豪情。词人说：做为一个酒圣诗豪，怎么能够没有“权势”呢？既然你这青山对我如此有情，我于是从今天开始要驾驭你了。在这里，作者以酒圣诗豪自居，以主宰山水自许，表现出他的豪迈。然而，作者以山水主人自命，也隐含着无所事事，一腔才情只落得驾驭山水的悲凉。结尾由前文的兴高采烈，转入托笑山灵的自嘲，嘲笑自己一事无成，白发归耕的失意。前文明快喜悦的调子，产生了一个出人意外的跌宕，暗示出作者受挫失意的心情。
全词即兴抒怀，指点山河，妙用比喻和拟人手法，造出一个雄奇妩媚兼容的意境，风格旷放而豪迈。
筵席前歌舞正欢，又奏起了“番乐”，跳起了“番舞”。“小契丹”是少数民族的歌舞。作者另有《次韵宗伟阅番乐》诗是这样描写的：“绣靴画鼓留花住，剩舞春风小契丹。”跳这种舞大概是着胡装的，“银貂”，白色的貂裘，与“绣靴”皆为异族装束。应当说，这样歌舞是很能助兴的，但是，对于别意缠绵的人又往往会起相反的作用。所以此词起句即是：“休舞银貂小契丹”。如此起笔，读者可以想见：宴会上的歌舞已进行较长一段时间了，作者一直在克制自己，此时实在忍受不住了，央求“休舞”。不仅自己，大家都忍受不了：“满堂宾客尽关山”。“宾客”，指送别的僚属、幕士。“尽关山”，即为“尽是他乡之客”的意思（《滕王阁序》：“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据孔凡礼《范成大年谱》考证，这些幕士、官佐大都不是当地人，不少又是江浙一带的。他们之间的离愁别绪更加深了。
这个别筵真是太叫人惆怅了啊。“从今嫋嫋盈盈处，谁尽端端正正。”“嫋嫋盈盈”，形容舞姿、舞容的摇曳美好。这两句意思是：从此以后，谁还能认真欣赏这美妙的舞姿呢。这进一步写出了他们的惆怅，也写出了他们之间深厚的情感，朋友分别，也大有柳七郎那种“应是良辰好景虚设”的感喟。细体会这两句，还可以体会出作者对歌女也是怀着深深惜别之意的：目前的轻歌曼舞，以后谁还能看到呢。这样的情意在下阕表现得更明显。
“模泪易，写愁难，潇湘江上竹枝斑。”“模”、“写”互文义同。这里意思是：表现流泪是容易的，把愁充分地表现出来就很难了；潇湘江上的斑竹枝，人们容易看到上面斑斑泪痕，这泪痕所表示的内心无比痛苦，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了。刘禹锡的《潇湘神》写道：“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这里用湘妃泪洒斑竹典故，表现了离别时难以言状的痛苦。用这个典故，也切合将来的行程，暗示舟行潇湘时也会有这样的相思之苦。“碧云日暮无书寄，寥落烟中一雁寒。”这是写别后的相思。“碧云日暮”化用江淹《拟休上人怨别》：“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这两句是说，日后我在寂寞的旅途中想念你们而得不到你们的书信时，大概只能空对那横空的孤雁了。最后一句亦兴亦比，很有意境；途中景况的苍茫、清寒，正映见心境的迷惘、冷寂：“一雁”既表示来书的渺茫，又比喻自己的形影相单。真是“横泪易，写愁难”，作者下片写愁并不直写愁的具体情况如何如何，而是通过典故、景象去暗示、去渲染，启发读者的想象力，这个“愁”就变得更具体可感了。这不是避难从易，而是因难见巧。
离别的愁绪，从歌舞场面的感触和旅途景况的拟想中可见出很耐人寻味。与“宾客”分别的怅惘中又揉和了对歌女的柔情，文字精美，音节谐婉，体现了这首词的婉约风格。这些，大抵是阅读此词的应该注意的地方。
全诗以抚时念危、忧国伤乱为主脉，共分三个层次，在叙述自己入幕前后的经历中，表露了作者孜孜不倦的思想追求。
第一层，从开头到“自有思归叹”，写诗人渴望从政匡济的夙志，和成为永王幕宾之后动摇不定的思绪。李白生活的年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特殊历史阶段。唐帝国的昌盛繁荣催发他产生了高度的自信力和宏伟的政治抱负。凭借个人的才能，他选择了不同于一般士子通过科考做官的道路，力求由隐而仕，走“终南捷径”。他的希望与日趋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天宝年间，长安三载的为宦生活使他目睹了封建统治者的腐朽与凶残，体会到政治迫害的冷酷无情。他带着痛苦的精神创伤和全身避祸的念头再度南北漫游，以寻求新的出路。然而，个人的不幸没能完全冷却他的报国热情，“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火焰仍在胸中燃烧。作品开篇寥寥四句，便把诗人这种复杂微妙的心态，含蓄曲折地表现出来。宁戚、陈平是历史上齐桓公和刘邦的辅弼大臣，对安邦治国皆有所建树。不过宁戚未仕之前，为待明君而辅甘愿隐遁山林，以“饭牛”为业，自得其乐。陈平求官之后，几易其主，先投魏王咎做太仆，后从项羽入关征战，均因难展襟抱又依刘邦，终算找到了满意的归宿。李白借典咏志，委婉吐情。言外之意是说，自己虽浪迹天涯也不忘怀国运民生，一旦遇到明主就能为之筹谋献策，实现经世济民的伟抱。安史叛乱，国难当头，身为一介布衣的诗人始终在密切地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欃枪”四句诗人以古代星象、八卦之学发表了对形势的看法。他认为，中原上空出现了慧星，它的长尾横贯河北、河南之区。这恰是安禄山叛军铁蹄蹂躏广大北方，割据两河大半土地，进行称雄作乱的标记。尽管帝国江山遇到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天道没有变，国祚不可摇撼。这里，读者透过天人感应神密色彩的薄雾，足可领悟到诗人忧国的焦虑，对复兴的渴望。基于此，即不难理解和评价李白加入永王李璘幕府的事情。璘是玄宗第十六子，他奉乃父于逃蜀途中所下“制置”之诏，以抗战平乱为号召，大张旗鼓经营长江流域。当其水师开赴九江，栖身庐山的李白，在“辟书三至”（《与贾少公书》）的邀请下，出于“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志，于是下山充任幕佐。诗歌“天人”二句就流露出欢欣鼓舞、乐观自豪的情绪。“天人”指永王璘。李白相信，这位光彩照人的大王充任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仗钺秉旄，发号施令，指挥三军，便能给统辖之地带来“春日遥看五色光”（《永王东巡歌》其三）的希望，让人久盼的太平景象指日可待了。“侍笔”两句写诗人初做幕僚的得意之态。他受到永王的礼遇，博得府主的厚爱，不能不感恩图报。他的同期诗作《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把自己赴永王军宴视为“如登黄金台”，感到很荣耀。他激励同僚：“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功成身退是李白的人生追求，他来永王幕府也不例外。可是没汉久他的思想出现了新的矛盾，“不因”二句是问题的明证。导致他思想转变的根由是什么恐怕一时难以定评。就斗争形势考查，永王奉诏赴镇是在玄宗得知太子李亨即位灵武之前，待玄宗禅位，永王至江陵召募数万将土之后，肃宗与永王的冲突才逐渐公开化。李白对统治集团内部明争暗斗缺乏了解，以为“永王正月（肃宗至德二年）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随着肃宗兄弟斗争的激化，李白看清了问题的真象，他不愿违背下山报国的初衷，打算退隐，这是含情入理的。当然也不排斥另说，认为永王辟聘李白仅为笼络人心，而非用其经纶之才。不然，李白入幕不久就不会产生“徒尘黍幕府，终无能为”（《与贾少公书》）的叹息。不管哪种因素起作用，归根到底还是统治者的昏聩自私葬送了诗人，使他不能为惨遭祸辱的祖国和人民奉献自己的才智和忠爱。
自“主将动谗疑”到“留连道傍玩”为第二层，描述永王所部分崩离析的见闻，反映了诗人忧惧、迷茫的心境。“主将”两句是这层诗意的简括，点出了永王军队溃败的首要原因是主将狐疑猜忌，各怀异志。肃宗懂得，其弟占据东南要地，控制江淮租赋，如果羽翼丰满，必成心腹之患。因此，当永王拒绝听从他的归蜀之命的时候，则开始着手部署了翦除之计。李璘觉查后，战幕拉开，而其部下将帅因反内战却首议退路。《新唐书》本传载：“（季）广深知事不集，谓诸将曰：‘与公等从王，岂欲反耶？上皇播迁，道路不通，而诸子无贤于王者。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挂叛逆，如后世何？……于是，（浑）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季）广琛以兵六千奔广陵”。季、浑、冯是永王军的主将，璘曾派季去攻打广陵采访使李成式，派浑去袭击吴郡采访使李希言。结果双方未及较量，永王营垒不攻自散。弹指之间，李璘所部变成了势单力薄的孤军困旅。诗中“自来”六句是用具体事例描述永王军到处埃打，宾幕窜逃，溃不成军的情景。这里运笔老健精练，叙事兼带描状，灵活善变，只取几个镜头就把宏大的的空间，纷扰的战局，绘声绘形地浮现纸上。诗人先用“鼓噪”一词，活画出永王部队在转移中的情态，即军纪涣散，士气沮丧，吵吵嚷嚷。一群乌合之众拥向丹阳。这样的武装群体不仅战斗力丧失，连军心都很难维系。然后，诗歌又以“如浮云”、“从风散”在上下句之间复迭比喻永王的随从潜溜暗逃、土崩瓦解的局面。这样写法可谓取境真朴，神貌俱似，令人浮想联翩。据史料记载，永王的军队在丹阳一带受到地方势力的重创之后，便奔向鄱阳，企图逃往岭南。所以王琦《李太白全集》关于此句诗做了下面的说明：“璘与（李）成式将赵侃战新丰而败，非水战也。璘至鄱阳郡，司马陶备闭城拒之，璘怒，命焚其城，非久攻也。其曰：‘舟中指可掬，城上骸争爨”，甚言其挠败之形有若此耳。”永王一败涂地，大局不可逆转，这对具有风云之心的李白来说，是无比的忧愤和失望。“草草”六句写仓皇南奔的狼狈相，叙事中糅入抒情，诗人心迹闪灼于字里行间。败兵逃命急如星火，唯恐追及丧生，不敢稍有停歇。诗人被裹挟在溃军里边，也和众人一样，懵头转向，对未来前途茫然无知。尤为困扰诗人的是，安史叛军还在广阔的中原横行，穷凶极恶地迫害天下同胞。此时，正需要有志之士奋起抗战，而自己反倒成了一个亡命徒，那平叛安民的宿愿一下子竟变得十分遥远，这又平添了诗人的无限慌恐和不安。诗句“南奔剧星火，北寇无涯畔”中的“北寇”一词，是把握诗人精神境界的钥匙，它应和“三川北虎乱如麻”（《永王东巡歌》其二）里的“北虏”同义，皆指安史敌军。诗人憎恶统治集团自相残杀，也不甘心充当内战的牺牲品。诗人运用一则历史故事表白了这层心思：《晋书·明帝纪》说，王敦阴谋起兵做乱，明帝得知消息，乘骏马微行察王敦营垒，刚离去，就被军士查觉。王敦立刻下令追赶，明帝逃离途中有马遗粪，为麻痹追者，便用冷水灌粪。又见旅馆前有位卖食的老太婆，于是给她一把七宝鞭，叮嘱她说：“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过一会儿，追者赶到，问老太婆，她回答：“去已远矣”，并拿出马鞭给他们看。追者传看把玩，逗留许久。又见马粪已冷，相信明帝远去无疑，因之，驻马停追。诗人也希望能够在肃宗兄弟的混战中活下来，留得血肉之躯，为平息安史叛乱，重整河山的伟业尽自己的责任。此处，诗笔随着空间场景的推移，流驰不居，从摄录永王部队败北惨状转写自己的心态，以引出下面直吐胸臆。
全篇最后一层，写诗人报效祖国的意志和决心，及其大志未遂的悲愤。这一层如通首诗的聚光点，展现了李白灵魂的光辉。其情词激楚，慷慨磊落，诗人的风采节概如在眼前。古时有一种传说，认为人的精诚之气上达于天，就会出现长虹贯日，太白食昴之类的天象。诗中“太白”二句采用夸张手法，形容自己怀有一团爱国的赤诚和喷吐进发的救亡热情。这类虚说虽属浪漫，却富有诗意。它与“秦赵”两句构成了内蕴丰富的隐喻世界，宣达了诗人有口难言的复杂心理。“秦赵”的诠释依照郭沫若的看法是：“《史记·赵世家》云：‘赵之先与秦共祖’。中衍之后飞廉有子二人，其一日恶来，其后为秦：恶来弟日季胜，其后为赵。故秦与赵乃兄弟之国。”而李白以“秦指肃宗集团，赵则喻永王军势”。由此推断，在北寇气焰嚣张，国家岌岌可危，百姓不遑安处的非常时期，肃宗兄弟非但不能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反而丢开民族的敌人于不顾，干戈相见，殃及爱国的兵民，这不能不叫人痛裂心肺。作品从“感遇”至煞尾六句，诗人抒发了如怒涛奔涌似的感情。李白之所以弃隐出世跟随永王，确“因天下乱离，四方云扰，欲得一试其用，以扩清中原，如祖逖，非敢有逆志”（王琦语）。对此，诗人扪心自问亦无愧色，其忠肝义胆冰清玉洁，生死不渝。可惜，诗人不仅壮志成空，而且成了从王为乱的逆臣。真是出师未捷名先毁，世人终难信高洁。这样的耻辱、这样的冤枉，更是无法向人评说。诗人拔剑击柱，凄怆悲歌。在这沉雄豪迈的诗句中表现了一颗洁美的心灵和黑暗的现实在剧烈的撞冲，仿佛奋斗一生、挣扎一生、苦闷一生的悲剧主人公在呼号。诗歌结尾如重锤擂鼓，沉着有力，饶有余音。
李白诗汉以主观抒情为主，即使在那些叙事性较强的篇章里，也往往是借客观事物勾动胸中的感情狂澜，将它化为峥嵘骏发的艺术形象。比较而言，这首《南奔书怀》在整体谋篇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全诗结构是由两条意脉交结而成。一是写作者个人的理想，此线顺贯整个篇章，首尾遥应，展现了诗人终生萦怀心际的精神支柱；另是写永王军势兴而转败的过程。这条线因事而显，反映了作品基本情节发展的概貌。两线勾连，各有分工，前者重在抒情，后者以叙事为主，互相转合，不枝不蔓，形成条理有序的完整、严密的诗篇。这种构思自有它的妙处。一来可以把抒情主人公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让其生姿动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独自的人格美。二来能够避免长篇古体诗因一味写事而沉闷，或笔笔写情而空洞。如此诗两者相参，以情驭事，由事生情，和谐统一，才会有助于加强诗歌的张力。
其次，此篇使事较汉，几乎句不离典，用走马观花的方式去阅读，不易理出头绪。但不可因此就得出萧士赟那样的结论：“此篇用事偏枯，句意倒杂，决非太白之作。”公允地讲，李白作诗特别善于在联想的天地里驰骋笔锋，纵横无阻，也喜欢借助神话、历史故事进行抒情、议论，剖白自己内心世界。此作用典特征也与之相关。不过，诗人是在遭逢不白之冤，身家性命吉凶未卜的情势下创作这首诗歌的，其复杂心境，深隐苦衷都不宜直说，说亦难罄。只好把典实、传说化为诗中的意象，将它们连为一气，曲曲道出满腔的忠愤感激之情。这样，也为诗歌带来了浑化蕴藉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