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首句点明时令，交待出发时的天气。“冻云”句说明已届初冬，天公似酿雪，显得天色黯淡。“扁舟”二句写到自身，以“黯淡”的背景，反衬自己乘一叶扁舟驶离江渚时极高的兴致。“乘兴”二字是首叠的主眼，从“离江渚”开始，直到“过南浦”，词人一直保持着饱满的游兴。“渡万壑”二句，概括交待了很长的一段路程，给人以“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快感觉。“怒涛”四句，写扁舟继续前行时的所见所闻。此时已从万壑千岩的深处出来，到了比较热闹的开阔江面上，浪头渐小，吹起顺风，听见过往经商办事的船客彼此高兴地打招呼，船只高高地扯起了风帆。“片帆高举”是写实，也可想象出词人顺风扬帆时独立船头、怡然自乐的情状。“泛画鹢”的“鹢”，是一种水鸟，古代常画鹢于船头，这里以“画鹢”代指舟船。“翩翩”，轻快的样子。“南浦”，南岸的水边。“翩翩”遥应“乘兴”，既写舟行的轻快，也是心情轻快的写照。从整个上片来看，柳永当时的心情是轻松愉快的。
中片写舟中所见，所有景物都“望中”生发，时间是“过南浦”以后，已届傍晚，地点从溪山深处转到了南浦以下的江村。词人乘兴扬帆翩翩而行，饶有兴味地观赏着展现眼前的风光。“望中”三句写岸上，只见高挑的酒帘风中闪动，烟霭朦胧中隐约可见有一处村落，其间点缀着几排霜树。“残日”句转写江中，渔人用木棒敲击船舷的声音把词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发现残日映照的江面上，渔人“鸣榔归去”。接下来却见，浅水滩头，芰荷零落；临水岸边，杨柳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透过掩映的柳枝，看得见岸边一小群浣纱归来的女子。“浣纱游女”是词人描写的重点，他工笔细描她们“避行客、含羞笑相语”的神情举止。眼前这三三两两浣纱游女，触动并唤醒了词人沉埋心底的种种思绪，顿生羁旅行役的感慨，真所谓因触目而惊心。整个中片承上启下，与下片存着内的有机联系。
下片由景入情，写的是去国离乡的感慨，用“到此因念”四个字展开。“此”字直承二叠末的写景，“念”字引出此叠的离愁别恨。“绣阁轻抛”，后悔当初轻率离家：“浪萍难驻”，慨叹此时浪迹他乡。将离家称为“抛”，更“抛”前着一“轻”字，后悔之意溢于言表；自比浮萍，又“萍”前安一“浪”字，对于眼下行踪不定的生活，不满之情见于字间。最使词人感到凄楚的是后会难期。“叹后约”四句，便是从不同的角度抒写难以与亲人团聚的感慨。
“叹后约”句遥当年别离时分，妻子殷勤叮咛，约定归期，而此时难以兑现。“惨离怀”二句一叹现时至岁暮，但还不能回家，因而只能空自遗憾；再叹目前自己离妻子寄身的京城汴梁，路途遥远，不易到达，只得“凝泪眼”而长望。结语“断鸿”句，重又由情回到景上，望神京而不见，映入眼帘的，唯有空阔长天，苍茫暮色，听到耳中的只有离群的孤雁渐去渐远的叫声。这一景色，境界浑涵，所显示的氛围，与词人的感情十分合拍。“断鸿”句所写的是情中之景，着重表现的是寄寓景物中的主观感受。下片把去国离乡的离愁和羁旅行役的苦况写得令人读来心神惨然。
柳永词善于铺叙，上、中片写景，感情悠游不迫，笔调舒徐从容，由叙述转为描绘。描叙内容也从自然现象转到社会人事，整体上层次分明，铺排有序。末片抒情，感情汪洋恣肆，一发难收，笔调也变得急促起来，抒写了悔当初、恨现的感情；接着的几句，围绕着“别易会难”这一中心，作多角度的反复抒写。音韵上，从“叹后约”句开始，用韵转密，如促节繁弦，正好适应了硬咽语塞、一吐为快的抒情需要。写景，为抒情铺垫；徐缓，为急骤蓄势。通篇转承自然、浑若天成，体现了柳永长调的突出优点。
上片词人点明了时间和节令。即“五月”与“黄梅时节”。然后，他以“分镜头”的形式描写了“麦” “雨” “燕子”等富有节令特点的事物。“五月江南麦已稀，黄梅时节雨霏微”，在五月，水墨江南里，青绿的小麦稀疏错落在阡陌间，刚好是梅雨时节，雨丝绵绵地飘落下来，一派大自然的美景。“闲看燕子教雏飞”，纳兰怀着一份闲心静坐窗前，看着屋檐下的雏燕学飞，扑打着稚小的双翅，此时才明白生命之中，“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景色是安定平和的。
下片将景色概括为“罨画”，又将目光转向了水边的美丽女子。“一水浓霏如罨画，数峰无恙又晴晖”，烟渡流水如同浓墨泼出来的山水画，静谧的山峦间隐约流露着雨过天睛的阳光。纳兰娓娓道来，一幅泼墨山水田园画就慢慢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令人沉醉其中，浮想联翩。颜色深处，是云青青兮欲雨；墨色淡处，是水澹澹兮生烟。“溅裙谁独上渔矶”，水边的布衣女子赤脚踩着鱼矶石，木槌轻举，捣衣声回荡在这寂静的田园里。这是原本一幅寂静的国画，捣衣女霎那间就打破了寂静，令画面变得生动鲜明起来。末尾一句，只用了一个“独”字，就为整首词笼上了深重的失落情绪。
这首词读来颇有《诗经》的清雅之趣，所描写的景象也颇具田园风格，原来幸福的彼岸并非功名利禄，而是内心的安定与平和。全词清新明丽，显示了纳兰词的又一风格。
这封书信对于了解陈子昂的风骨有很大帮助。
陈子昂所标举的“兴寄”也是来源于前人主要是汉人“美刺比兴”的观念，其含义就是指诗歌的比兴寄托。这也的确切中了六朝诗歌工于体物、专有形似的弊端。更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风骨”与“兴寄”并举，对唐诗未来的发展，比如实现由风骨向兴寄的“战略转移”，也埋下了伏笔。
陈子昂同时的人如卢藏用对陈子昂的意义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是“道丧五百年年得陈君”，对其代表作《感遇》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卢藏用的出发点不是诗歌的美学特质，年是儒家的政教观念，因此与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真正价值，与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对唐诗学的真正意义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距离。
但是，就总体年言，他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得到了后人的赞同。杜甫盛赞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新唐书·陈子昂传》肯定他“始变风雅”。当然，也有人对卢藏用的评价提出过质疑，如颜真卿、皎然等。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综合各种意见，仍然认为陈子昂“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