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此诗作于作者醉眠醒来时，描绘了山上没有半点声音和人烟好像太古时候一般一片寂静，日子清闲得令人觉得漫长以及人清闲得有些偏懒的情景。全诗造意古朴，对仗工稳，通篇用白描手法写景叙事，事显而情隐，富有禅意。

　　这首诗以“醉眠”为题，其实写的是一个独酌——醉眠——梦醒的完整过程。一个春末夏初的日子，诗人在山林环抱的居所中独酌，空山幽静，不闻人声，宛如置身于冥寞的太古时代；时间也仿佛静止了、凝固了，不再流动。这里的一切，都使人恍惚如有隔世之感。这儿既无尘世的喧嚣和纷扰，也无名利的追逐和与日俱生的忧患，一切都显得悠然怡然。这不尽是写环境氛围。诗人实际上写出了一个将醉未醉之人对时空所特有的感觉。这位饮者虽尚未露面，但从他在幕后哼哼唧唧的唱词，不难想见其酣然四顾的身影。在人们浑然不觉之际，诗人已从“醉”字入手解题了。

　　紧接着，一位陶然自得的饮者形象，便活脱地出现在读者眼前。尽管春意阑珊，只剩下数枝残花，而饮者意兴犹浓，频频把盏。酒酣耳热之际，忽听得鸟声啼啭，他便又笑对鸟儿调侃，仿佛说：“我醉欲眠君且留，谅你这点絮聒，不妨我睡。”府仰之间，醉态可掬。“好鸟”一句，似从孟浩然的诗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春晓》）化出，诗人反其意而用之，在轻松风趣的口吻中，维妙维肖地写出了醉者旷放洒脱的神态。这里，“余花犹可醉”点出“醉”字承上；“好鸟不妨眠"又点出“眠”字启下，在似不经意之间，却细针密线，自有布置。

　　五六两句写饮者从户外进入室内。“花掩”、“簟便”都由“眠”字生发开去。竹席宜人，指明对令，和前面所说的“日长”、“余花”正相一致。欲睡掩花，这一本来是极平常的动作，却如平地生波澜，顷刻间激起诗人感情的涟漪。

　　“世味”二字，透露出诗人隐秘的心声。花之开合，与“世味”有关系。原来在封建社会里，“花”常常成为人物命运遭际的表征，它和屋主人的贵贱穷达、荣辱进退是休戚相关的。如“朱花”象征权势炙人的达官显贵，“寒花"则表示社会地位的卑微低贱，所谓“花第”也者，正是把“花”和品第等级联系在一起。故得势显达时“开花延客”、“花庭若市”，落拓不遇时则“杜花谢客”、“花可可罗雀”。炎凉世态，系于区区一“花”。唐庚当时正谪居岭南，他对这样的“世情”是尝够了滋味的，他有《鸣鹊行》诗云：“至今畏客如於菟。岂唯避谤谢还往，此日谁肯窥吾庐？杜花却扫也不恶，何但忘客兼忘吾。喧喧呜鹊汝过矣，曷不往噪权花朱？”又在《寄傲斋记》一文中设想，如有朝一日能从贬所脱归，回乡后将给故园之花命名为“常关之扉”。这些均可为本句注脚。

　　诗人不说“花掩知世味”，却将“世昧”置于“花掩”之前，不止是为了协调声律，也是强调了诗人内心的感慨，又可解作诗人欲乘掩花之际，将那使人心寒的“世味”推将出去，拒之花外，永不让它再来骚犹和破坏恬淡的心境，所谓“便欲醉中藏潦倒，已将度外置纷纭”（《谢人送酒》），且置之度外可也。诗人在悠闲旷达的醉饮之后，忽生“世味”之想，说明他仍怀愤慨不平之气，实不能忘怀于人世，可见此诗所谓“醉眠”，并非抒写流连花酒的闲适情调，不过是借此挥斥幽愤，聊以自慰罢了。

　　最后两句写由眠至醒。诗人既乐于与花鸟为友，不妨梦中携侣同游，吟诗留赏。然而这神游时的快意，一回到现实中便烟消云散，所得的佳句竟写不出来，“忘筌”是用《庄子》“得鱼忘筌”的语意。诗人用“梦中频得”、“拈笔又忘”这样轻捷的句子，写出了乍得忽失的惆怅之情，语调中不乏自嘲的意味。对美的追寻只存在于梦境之中，而梦终非现实，一旦梦醒之后，又是非常惆怅的。于此，在诗人幽默的调笑声中，表现出淡淡的苫涩的滋味。

　　这首诗通篇用白描手法写景叙事，事显而情隐。“世味”二字为全篇之眼，贯前领后。在其映照之下，则“眠”前的独酌虽貌似自得，实际上却是诗人在人世间深感寂寞的写照：这里既无三两知已开怀畅饮的场面，也无田家父老提壶过饮的交往。而“眠”后在梦中兴高采烈的寻觅追求，又分明是诗人不甘寂寞苦作挣扎的努力。但现实无情，人生有涯，虽然力求摆脱寂寞，而又终于不得不归于寂寞。如此深衷，如许波澜，均借一次“醉眠”的情事出之，平淡中蕴含至味。王夫之论诗力主一“忍”字，意谓诗歌的含蓄蕴藉，非有大力者不足为言。此诗庶几当之。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道两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

　　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道两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缄其口，三善、三恶、古之慎言之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等。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来自儒道。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负。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孝经》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

　　开头四句借鲁侯保有凫绎两山起兴，称美庐山。当时刘义庆以江州刺史都督南兖州徐兖青冀幽六州诸军事。义庆招揽文士，作者称其为辞宗，意思中不无知遇之感。这里说“美凫绎”，不过是借凫绎起兴，作者称美的是庐山。“徒收”二句说鲁侯虽有凫绎二山，其地又人才众多。但却不是仙人所居。言外之意是庐山才是可记可咏的羽人之宅。而从“曾非羽人宅”之‘‘非”字，不难看到诗人追慕羽人的思想倾向。

　　接着“罗景”四句是叙事，始写登香炉峰。“罗景”句是说山中云雾时起，常把日影遮住。“沾光”句点题面“从登’’二字。“御风亲列涂，乘山穷禹踪’’二句用列子御风而行的典故，夸张地写出了作者一行脚步的迅捷，简直大有飘飘欲仙之态。从“穷”字可见他们的游兴之浓。

　　“含啸对雾岑”以下八句是全诗中的写景部分，诗人精细地描绘了庐山的奇险景物。若隐若现的雾中峰峦，激起了诗人的奇情妙趣。“含啸”借以抒发诗人飘飘然有凌云之志的思想情绪。“延萝”句的“倚”字很形象地描绘了树木贴山生长的景象。“青冥”二句分写树和石。目力极远之处是一片青蒙蒙的境界，而远树若烟，融入一片青冥之中。这原是一幅淡而远的图画，但用一个“摇”字，将静境化为动境。下句描写巨石的峥嵘气象。山石高插云天，故称“负天石”。重岩叠巘，若远跨而来，故曰“穹跨”。同上句一样，诗人以独特的审美眼光，把静态的山石写成似有生命，从而充分表现出庐山峰峦的奔腾气势。“霜崖”二句分写石崖和深涧。霜崖不一定指崖上有霜，不妨可解为石壁光秃无土，灰白如霜。闻人倓释“旋渊”句说：“水在山之巅则高，故云抱星汉。”湍急的旋流倒映着云天河汉，而“抱”字，出人意表地写出了水天合一之景。可见鲍照诗研炼之工。‘‘乳窦”句更多地表现出想象成分。岩洞中倒挂的石钟乳，千奇百怪，不知其所以来，常令人遐想无穷。诗人想象它们与碧海相通。以上八句，诗人以瑰丽夸张的诗笔，描绘了庐山的雾岑、延萝、青冥、巨石、霜崖、金涧、旋渊、乳窦，勾勒出庐山的奇险风光。

　　从“谷馆驾鸿人”至结尾，主要表现诗人对于神仙的向往。“谷馆”二句说，幽谷之中和峰岩之上，栖居着驾鸿往来、饮丹修炼的仙人。“殊物”句紧承上，“驾鸿人”和“咀丹客”，便是“珍怪”的一部分。“奇心”句亦指仙人。他们的踪迹虽潜隐不见，但魂魄却能绵延万古而不死。这里，明显表现出诗人艳羡神仙。接下“萧瑟”二句荡开笔墨，抒写诗人在大自然面前微妙复杂的心理变化。刚才曾激起诗人退想、并为其精心描绘的庐山奇景，定然给诗人一种且哀且惊的感受。“哀听”和“惊觌”，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两个方面写出诗人的哀伤。作者始登香炉峰时，“御风亲列涂，乘山穷禹迹”，真是兴致勃勃。最终却“萧瑟生哀听，参差远惊觌。”乐景成哀，似乎无端生出许多伤感。诗人心理突然变化的原因就在于诗人感叹不能名隐仙籍。在诗人意识中，庐山亘古如斯，驾鸿人和咀丹客在此长遁精魄，然而我却不能跻身羽人之列，与庐山共存，这是无可奈何的大恨事。这一叹恨袭上心头，睹景皆生哀情。结尾二句，从遐想和悲哀中返跌回从游香炉峰的现实。作者自谦没有汉代辞人的才能，而作此诗。这里用汉代辞人日夕献赋之事，在文义上正与开头“辞宗”遥相呼应。

　　钟嵘《诗品》评鲍照诗“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和“贵尚巧似”。这首诗在写景方面的特点，正如钟嵘所说，善于精细地描绘景物形状，显得具体逼真。如“罗景蔼云扃”、“延萝倚峰壁”、“青冥摇烟树”、“旋渊抱星汉”一类诗句，无不真切地刻划出景物的形状，显示出鲍照描写景物的独特才能。

　　鲍照才气旺健，故遣词造句每出新意，且骨力遒劲。这首诗给读者的突出印象是刚健新奇，丝毫没有平熟软媚之态。像“青冥摇烟树之“摇”字，“旋渊抱星汉”之“抱”字，“参差远惊觌’’之“远”字，用字生异，句法独造。陆时雍说：“鲍照材力标举，凌厉当年，如五丁凿山，开人世之所未有。”（《诗镜总论》）丁福保说：“鲍照于去陈言之法尤严，只一熟字不用。又其真境，沈响惊奇，无平缓实弱钝懈之笔，杜、韩常师其句格，如‘霞石触峰起’、 ‘穹跨负天石’，句法峭秀，杜公所拟也。”（《八代诗菁华绿笺注》）这些评语，很适合《从登香炉峰》诗的特色。

　　鲍照写景诗虽以雄健、峭秀取胜，但往往失之厚涩，缺少自然之美。此篇也有这种缺点。如“穹跨负天石”一句虽说峭拔，但总觉雕琢过甚。他如“霜崖灭土膏，金涧测泉脉”，“高世伏音华，绵古遁精魄”等句，用字既异，又兼对偶，便显得既涩又厚。沈德潜《古诗源》评鲍照：“五言古雕琢与谢灵运相似，自然处不及。”指出了鲍照写景诗不及大谢之处。

　　此诗状物精细，骨力雄健，句法峭拔。以布局而言，入题、叙事，状物、抒情等部分层次清晰，文义吻合无间。但终因受山水诗发展的时代影响，显得雕琢有余而少自然之致，幽深涩厚而乏跌宕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