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铭文首先对剑阁的地理形势加以介绍,描写了它“穷地之险,投路之峻”的险要之势;接着引发出作者的告谕,这种告诫并不在于对蜀人恃险好乱的规劝,而在于希望统治者从中悟出“兴实在德,险亦难持”的真理,它不仅是对那些“凭阻作昏”的割据势力的警示,也是对朝廷的劝诚。
文章采用整饬谐畅的四言韵语,四十六句分作四段,逐段换韵,笔姿纵横,愈转愈深。
首段极状梁山的地形地势。作者以梁山为辐射点,作全方位的观照:先以铺张扬厉的赋笔铺写梁山远连荆山、衡山,近接岷山、蟠冢山,南通邛焚之地,北达衡斜栈道,为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地;继而将梁山与彭门、碣石、嵩山、华山反复对照,夸饰其高峻之状。
二段承接上文,进而点出剑阁为镇守蜀Jll的门户。“壁立千仞”四字形象鲜明,剑阁拔地而起,陡峭如壁,千仞高耸的雄姿跃然纸上。接着宕开一笔,顾望历史,以蜀汉闭剑阁拒魏,魏钟会攻剑阁克蜀的事例,着重总结剑阁在治世与乱世的不同作用:“世浊则逆,道清斯顺。”这就为下文申足三重诫言奠定了基础。
三段化用西汉初年田肯庆贺刘邦智擒韩信的历史典故,指出秦、齐之所以成就霸业,并吞诸侯,实得山河险固之地利,进而强调剑阁之险隘尤过秦、齐——“一人荷戟,万夫趑趄”,从而提出此文的第一重诫言:警告中央政权的执政者,务必注意“形胜之地,匪亲勿居”。此言脱胎于田肯”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而语言更加精粹警策,足见张载锻铸语言之工。晋武帝鉴于曹魏政权单行郡县制而早亡,大肆分封诸子,指望屏藩天下,拱卫中央,针对当时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的现实,张载忠告执政者选择亲信亲近之人镇守巴蜀,还是有见地的。李白《蜀道难》吟道:“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即此二句。
四段继续借古讽今,以吴起谏魏武侯之言,说明国家之兴衰存亡,归根到底取决于修政仁德,从而提炼出比上文更为深刻精警的第二重诫言:“兴实在德,险亦难恃。”最后借助东汉初年公孙述与三国时刘禅败亡的实例,警告梁、益地方政权的当权者,勿蹈割据自灭的覆辙,发出“凭阻作昏,鲜不败绩”的第三重诫言。
此铭意深文省,语温词润,兼具概括性和典丽性。全文围绕三重诫言布局谋篇,行文有高屋建瓴之势,语言有精警隽永之味。
张巡于天宝中任真源县令,安禄山叛乱时,起兵戡乱,先守雍丘,后与许远共守睢阳(故城在今河南省商丘市南)。他们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亲率将士浴血奋战。这首诗即张巡在围城中耳听笛音、心怀激慨所写成的一曲壮歌。首联写孤城被围的紧张情形,颔联描绘浓郁的战斗气氛,颈联写战士们顽强的战斗精神,尾联则表现诗人忠贞不屈的崇高品格。诗人在诗中描述了战斗的激烈和形势的险峻,表现了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全诗语言洗炼,富有理性,沉郁苍凉。
首联写登城俯瞰所见。和通常的登城览眺有别,作为守城的主帅,诗人的登临自是为了俯察敌情,故第二句即书即日所见敌军围城情景。着一“附”字,逼真地描绘出围城的叛军紧贴着城下的危困之状。诗人在守城后期与许远分城而守,他所分守的北城与东城,正是敌军的主攻方向,“虏骑附城阴”正显示出叛军密匝匝地紧紧围住城北的态势,既显示出形势的危急,也透露出一种责任感。
颔联写登临所感。“风尘”承“虏骑”,“不识” “安知”, 因果关系显然。这是诗人坚守危城经年所获得的深刻体验认识和坚定信念。睢阳保卫战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诗人与许远有兵六千八百人,而他们所抗击的安史叛军多达十三万。从至德二载正月到十月,大小四百余战,累计杀敌十二万。如此悬殊的兵力对比,如此巨大的战绩,如果主帅和将领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杰出的才能,如果没有广大士兵、民众的坚决支持,绝不可能支撑危局如此之久,更绝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战绩。这两句诗,正是诗人作为守城的主帅,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对“天地心”亦即天下民心向背所获得的深刻感受体验的艺术概括。它表达了一种坚定的信念,而用“风尘色”来借指战争,则战尘弥漫的惨淡之色可见;用“天地心”来借指民心向背,而天地之心与人心浑然一体。故两句虽出以议论,却毫无枯率之病,而是既生动形象,又沉着深刻;境界亦开阔舒展,毫无逼仄之感。
颈联,遥应首联而双伸展颔联进一步描绘睢阳守卫战的战略重任和战斗的艰苦情形。睢阳地处中原腹地,“营开”处本不会见“边月”,但如今虏骑长驱直入,睢阳已成抗击东线叛军的“边城”和主战场,起着屏蔽江淮、保卫唐王朝生命线的重要战略作用,故在作为军中主帅的作者眼中,营门之外的月亮也就成了“边月”。“近”字透露出边塞气氛的浓郁和守卫疆土的责任感。下句“战苦阵云深”则显示了战争的长久、艰苦、惨烈和战云弥漫层深的惨淡景象,“深”字同样透露出诗人心情的深沉凝重。
尾联点明登楼闻笛,暗暗透露出以上三联所写的情景都是在登楼闻笛的过程中展现的。如果说“虏骑”句和颈联是写登楼所见,颔联是写登楼所感,则尾联便是写登楼所闻;点出“横笛”暗示系敌营胡兵所吹;说“旦夕”,则不只此日此夜,而是每天都能听到。这旦夕传来的胡兵吹笛声渲染出一种四面楚歌的气氛,“闻” 中自有所感,但诗人却只轻点即止,留下非常大的想象空间让读者自己体味。
诗作于睢阳保卫战的后期,形势已经非常危急,这从“虏骑附城阴” “战苦阵云深”等诗句中可以看出。但诗中却流露出一种坚定的信念和镇定从容的气度,让读者丝毫感受不到危城将破时的悲伤绝望和惊惶失措,也没有剑拔弩张之态,这正是诗人人格力量和儒将风度的体现。全诗的艺术感染力也集中表现在这一点上。
此文在记述春秋时代齐楚两国的这场外交斗争时,并不是用叙述语言来记述它的过程,而是把“出场”人物放在双方的矛盾冲突中。并通过他们各自的个性化语言和“交锋”方式,把这场外交斗争一步步引向深入,直到双方达成妥协,订立盟约。这样,即使我们明白了这场外交斗争的性质及其过程,又让我们看到了各具情貌的四位历史人物。楚国两位使者,特别是作为楚成王“特命全权代表”的屈完,沉稳冷静、不卑不亢的外交风度,坚毅果敢、不为威武所屈的外交风范,机智灵敏、随机应对的外交智慧,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作为政治家的管仲,他那熟悉历史、谙于事故、无理也能说出理来的外交才情,以及齐桓公那种虽然骄横霸道、软硬兼施,却也不失身份的霸主形象,也都让我们过目难忘。总公,阅读欣赏此文,不像是读史,倒像是看一场高潮迭起、精彩纷呈的外交斗争话剧。
此文作为记叙外交斗争的一段史体散文,在语言的运用上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双方出场人物,虽然使用的都是各具情貌的外交辞令,但并不觉得做作、生硬。而且,即使针锋相对,也不金刚怒目;即使咄咄逼人,也不疾言厉色。尤其是楚国两位使者的语言,更是柔中有刚,刚中有柔。
此文有的选本题为《齐桓公伐楚》,怕远不如以《齐桓公伐楚盟屈完》为题好,因为此题虽然多了三个字,却较切合此文的中心内容。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题目确实是文章的眼睛和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