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张岱《陶庵梦忆》的自序,一篇“说梦”的散文佳作。文章第一段简述国破家亡后,自己的思想矛盾和贫困生活;第二段以简净的句法,将早年的豪华生活与今日的蔽败潦倒作种种对比,认为这都是现世的因果报应;第三段用黄粱梦、槐安国的典故,点明“五十年来,总成一梦”的主旨,自比“痴人”,犹喜说梦;第四段说了两则故事来比喻人生的虚幻;末段承认,自己虽大梦将醒,仍旧难舍名根,故有种种记叙。
全文字数有限,但作者的生活变迁、心路历程、著文渊源清晰可见,自嘲、自悔、自诩之情毕备,可谓言约而意丰。同时多处用典,讲究对仗,文字整齐凝练,清丽活泼,饶有诗意,既增强了文章的品味、厚度,又提高了语言的表现力。
作者出身于累代仕宦之家,尽管并不十分阔气,但祖上的余荫和家私已颇够他受用的了。正如文章第二节罗列的种种“果报”所云,他往昔是生活在“轻煖”“甘旨”“温柔”“爽垲”和“香艳”之中的。如今,“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甚至连故旧见了,也视为“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这不能不令他回首往事,顿生“隔世”之感,愤激得几乎要自杀。胸中有块垒,不能不吐。他有自己的武器,那便是手中的笔。他寄希望于散文,用“梦忆”“梦寻”来追念乡土和故国,留下了《陶庵梦忆》一类的散文篇章。这些文字,记录了晚明社会生活的种种琐事,包括许多掌故,篇幅短小,内涵甚丰,戚而能谐,歌哭同声,旧梦中微露新梦的曙色,轻松中含蕴着寒冰下的艰涩与呜咽。此序说得何等深沉:“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余今大梦将寤,犹事雕虫,又是一番梦呓”。伍崇曜跋《陶庵梦忆》亦指出:“昔孟元老撰《梦华录》,吴自牧撰《梦粱录》,均于地老天荒沧桑而后,不胜身世之感;兹编实与之同。”斯言点出此序旨意,颇中肯綮。
正由于张岱用日常生活琐事作经纬,编织他的故国之梦,所以,这种梦细丝密缕,光彩迷离,很难经受动荡时事的凄风苦雨。此种写作困厄与辛酸直接体现在本序之中,他叹息:“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他长啸:“今当黍熟黄粱,车旋蚁穴,当作如何消受?”很明显,张岱是用泪眼来观梦、察梦、寻梦的。透过他追忆的昔日繁华和诸多意趣,可以体察到的是一种无可如何、挥之不去的沉郁的哀愁。在品味此序时,应当注意把握这一种基调。
当然,作者的感情表露还有其他一些复杂的形式,如:第一节说首阳二老不食周粟乃“后人妆点语也”,分明是悲绝生辛,用诙谐的笔调去抒写胸中的阵阵狂澜。又如:第二节连用七个排句大谈“因果报应”,节奏短促,一气呵成,令人真切地感受到一种被压抑、被扭曲的悔恨与愤懑;接下来,第三节以“鸡鸣枕上,夜气方回”为转折,推出了对“往事”的“遥思”,心旌飘摇,不能自持,颓伤中夹清新之气,决绝中带眷恋之情,忽喃喃自语,忽捶胸诘问,终于恍惚痴迷地将“说梦”的主题点破;至于四、五两节,则以议论和剖白的方式,进一步强调了自己寻梦而又惧梦、梦醒了又祈求新梦的矛盾心态和复杂意绪。这样,通篇嘈嘈切切,似乱非乱,主调明晰而又富于变幻,纲绳擎起而又美目盼兮,一种动人心弦、催人共鸣的艺术感染力便油然而生。
由于此文是一篇“自序”,故作者要简括地回顾著述的起缘、宗旨以及全书的内容和特色。张岱尽管在落墨时情绪跌宕起伏,但对于以上这些要点仍给予了冷静的关照。他以抒情为线索,巧妙地嵌入记叙与议论,这就使全文虚实相依,静深而又灵敏,实用而又好看。一般认为,张岱的文章凝练得有如“唐人绝句”,其间点染依稀,烟云灭没,给人以神思荡漾的奇趣。此篇虽属“应用文体”,但作者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功力仍然发挥得淋漓尽致,使人读罢免不了要心驰神往,再三吟哦。
这是一首充满禅趣的妙诗,全篇抓住嘉陵江水声展开构思。
发端两句借大禹治水的传说写嘉陵江水声的由来。意思是说,大概由于大禹的神奇力量,他凿开险峻的山崖,使飞流急湍奔腾直泻,发出巨响。起笔即紧扣诗题,显得气势雄伟。
诗的三、四两句写诗人夜宿出门店,由于水声的喧闹,通夜无法安寝。这两句一方面承接上文,进一步具体写出嘉陵江水声之大;另一方面又极自然地引发出下文对水性的议论。这是阐发禅理、表现禅趣的转折点。
而五、六、七、八四句借水声与山石激荡出巨响的自然现象展开议论,颇含哲理。大意是说,水性本来是安静的,山石也不会发出声响,可是两者一激荡,竟发出惊雷一样的巨响,完全丧失了水石的本性。我们从这一自然现象中,可以悟出很深的禅理:人在社会中,应当以无念为宗,不取不舍,不染不著,任运自然,自在解脱,应当象水石一样保持安静和无声的本性,清静无为,也就具备了佛性。水石保持住本性就具备了佛性,人向自性中求取,保持住清静无为的本性,也就具备了佛性。韦应物这种思想带着很浓的消极成分,应予批判。不过,从这首诗中,却可看出韦应物禅学修养是很深的。
诗的最后两句,表示自己写这首诗的目的是以此赠给深上人,彼此交流禅学心理,并对深上人彻悟物我之情的禅学修养无限向往。诗的结尾颇有意味,诗人提出了问题,但是自己并不去回答,而是把疑惑推给了老友,有一种故意责难的狡黠。另一方面传达了一种深奥的禅意,表达了诗人对于物性和人情的感悟。因为人的心性在遇到外物相激时,也会产生强烈反映,物性和人情本来就是相通的。我们不知道深上人是如何作答的,事实上,这个问题也不需要回答。这个结尾,写得既很切题,又留有余味,不失韦氏平淡有味的风格。
这首词调,创自清真。写离别情景,故能随意驰骋,而又与音调协合,具声乐美。
词上片写送别,下片写别后之思。词中运用陪衬、反衬、熔情入景、化用前人诗文之语等多种手法,细腻曲折地写出了送别怀人的悲凄与深情。全词所表现的惜别、怀旧之情,显得极为蕴藉,只于写景、叙事、托物上见之,而不直接流露。
起两句“河桥送人处,良夜何其?”写送别的地点、时间。时间是夜里,夜是美丽的,又是温馨可念的,故曰“良”;联系后文,地点是靠近河桥的一个旅店或驿站;用《诗。小雅。庭燎》的“夜如何其”问夜到什么时分了,带出后文。“斜月远堕余辉;铜盘烛泪已流尽,远远凉露沾衣。”夜是露凉有月的秋夜。但送别情人;依依不舍,故要问“夜何其”,希望这个临别温存的夜晚还未央、未艾。可是这时候,室内铜盘上已是蜡尽烛残,室外斜月余光已渐收坠,远远的凉露浓到会沾人衣,居然是“夜向晨”了,即是良夜苦短、天将向晓的时候。这三句以写景回答上文;又从景物描写上衬托临别时人心的凄恻和留恋。“斜、堕、余、凉”,都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字:“烛泪”更是不堪。周邦彦词喜运化唐诗。“烛泪”句即运化杜牧《赠别》诗“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李商隐《无题》诗“蜡炬成灰泪始干”。
“相将散离会,探风前津鼓,树杪参旗。”收束前面描写,再伸展一层,说临别前的聚会,也到了要“散离”的时候,那就得探看树梢上星旗的光影,谛听渡口风中传来的鼓声,才不致误了行人出发的时刻。
“参旗”,星名,它初秋黎明前出现于天东,更透露了夜的季节性。鼓,可能指渡头的更鼓,也可能指开船鼓声,古代开船有击鼓为号的。观察外面动静,是为了多留些时,延迟“散离”,到了非走不可的时候才走,从行动中更细腻的写出临别时的又留恋、又提心吊胆的心情。“花骢会意,纵扬鞭、亦自行迟。”写到出发。大约从旅舍到开船的渡口,还有一段路,故送行者,又骑马送了一段。从骑马,见出送行者是男性;从下文“遗钿”,见出行者是女性。这段短途送行,作者还是不忍即时与情人分别,希望马走得慢点,时间挨得久点。词不直说自己心情,却说马儿也理解人意,纵使人要挥鞭赶它,它也不忍快走,这里用拟人手法,将离情别绪层曲婉转的道出。
过片“迢递路回清野,人语渐无闻,空带愁归。”三句接写送别后归途。情人一去,作者孤独地带着离愁而归,故顿觉野外寂寞清旷,归途遥行,对同一空间的前后不同感觉,也是细腻地反映送别的复杂心情。“何意重经前地,遗钿不见,斜径都迷。”这三句是一个大的转折,转得无痕,使人几乎难以辨认。读了这几句,才了解上面所写的,全是对过去的回忆,从这里起才是当前之事,这样,才使人感到周词结构上的细微用心,时空转换上的大胆处理,感到这里真能使上片“尽化云烟”。《海绡说词》说“河桥”句是“逆入”,“前地”句是“平出”,“逆”即逆叙以往,“平”即平叙当前。这里的第一句领起后文。直贯到全词结尾;第二句情人去后,不见遗物,更无余香余泽可求;第三句写旧时路径,已迷离难认,“兔葵燕麦,向斜阳、影与人齐。”送别是晚上和天晓时候;重游则傍晚,黄昏中的斜阳,照着高与人齐的兔葵、燕麦的影子。这两句描绘“斜径都迷”之景,有意点出不同期间;又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序“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有”的典故,表示事物变迁之大。感慨人去物非的细腻心情,完全寄寓于景,不直接流露,故《艺蘅馆词选》载梁启超评这两句词说:“与柳屯田之‘晓风残月’,可称送别词中双绝,皆熔情入景也。”下面三句:“但徘徊班草,欷歔酹酒,极望天西。”说过去列坐的草地上,徘徊酹酒,向着情人远去的西边方向,望极天边,而欷歔叹息,不能自已。“欷歔”二字,直接摹态抒情。
这首词写情细腻、沉着,语句起伏顿挫,结构上层层伸展,时空变幻灵动飞扬,过渡自然,风格上哀怨而浑雅,堪称送别怀人作品中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