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的诗是诗人在门楼上凭高四望所见的景色，句句写远，却又始终未着“远”字，表现出形象描绘的高超技巧。
“城中烟树绿波漫，几万楼台树影间。”两句展开一幅长沙城内的夏日风光图。画面的中心是树。登楼一望，远树如烟，故称“烟树”。万木葱茏，层层叠叠，如同水波浩荡，所以喻为“绿波”。“漫”本来是一个极为平常的字眼，用在这里却很新鲜，使人们清晰地看到，绿树如海，无所不在，仿佛不仅充满了整个长沙，并且正在漫溢出去。这就给人一种置身于无边浓绿之中的感觉。“几万楼台树影间”是进一步点染。“几万”，可见数量之多。如此众多的崇楼高台，却若隐若现于“树影”之间。这一衬托，这一装点，“城中烟树”的壮美景象就更加鲜明，也更富于立体感。
“天阔鸟行疑没草”句把目光移向城外，着一“疑”字，意味深长地表明所写的是远望的错觉。鸟行最初出现在上空时，还需要仰视，而当渐渐地飞向远处，虽然实际上并未降低高度，但显得越来越低，仿佛是在贴地而飞，以至于没入草中。这里，“鸟行没草”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动景，用以衬托“天阔”这一静景。因为没有“天阔”，就不见鸟行的远飞，也就决不会有这般错觉。此句以“天阔”领起，用意表现得很明显。
古代诗人在表现空阔辽远的意境时，常常并不扫尽景物，而是有意用小小点缀加以衬托，如鲍照《芜城赋》：“直视千里外，唯见起黄埃。”《还都道中作》：“绝目尽平原，唯见远烟浮。”王维《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等等。所以，如果作者仅仅配置几行飞鸟来反衬“天阔”，就缺少新颖之处，而他的匠心正在于写出了鸟行远飞、缓缓消失的过程，让读者进一步从时间的推移感受到空间的苍茫无垠。
第四句写远望中的“江”，即湘江。王维《山水论》：“远水无波，高与云齐。”这一带地势本来就“卑”（低），与远水相形，如同陷进去一般，所以，就连那些山峦也仿佛要被淹没似的。“沉”是经过锤炼所得的诗眼。陶弼另一首《公安县》诗也有一句说：“远水欲沉城。”诗人重复使用这个字，用它来描写远水浩茫的情景，和王维《汉江临泛》中“郡邑浮前浦”的“浮”字异曲同工，意义相反的字眼同样真切地写出了水势之盛。“欲沉”，指将沉而未沉，既传达了远水浩茫给诗人的强烈主观感受，又恰当地把握住了描写的分寸。看似寻常却奇崛。
在句法上，这首诗采用“对结”（后联对偶）格。这种结尾虽有对仗工稳之美，却易流于板滞，故较为少见。但作者用得自然贴切：前二句单行，合写一景；后二句对偶，分写二景。景物的层次通过句式的变化显得清晰，内容和形式和谐统一。
此诗写在深秋的夜晚，诗人望见了高悬天空的明月，和栖息在已经落完叶子的树上的寒鸦，也许在此时诗人正在思念一个旧时的恋人， 此情此景， 不禁让诗人悲伤和无奈。这是典型的悲秋之作，秋风、秋月、落叶、寒鸦烘托出悲凉的氛围 加上诗人的奇丽的想象，和对自己内心的完美刻画让整首诗显的凄婉动人。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
夜深许许，风自清，月自明。不堪秋意萧条，叶落去还聚，心有留念意，奈何不由己。孤鸦自栖息，是夜过黑还是风过寂，顾自心惊。 秋风。秋月。落叶。寒鸦。俱是引人心生悲凉之物象，又加以拟人，眼前全然勾勒秋意凄紧，萧条之气自字里行间悄然浮起。闭眼凝神，有断肠人枝下负手而立，背影寂寥，无限心事氤氲，秋气更添几分萧条。忽而颔首远眺，叹秋气盛起，寒鸦栖独枝。思及一段情事，怎生刻骨铭心，诗起便萧索之意盛极。当真声声诉相思，字字寒情苦。
“相思相见知何寒，此时此夜难为情。”
那旧岁月里，你我也曾是相聚相知相爱。再寻不得，竟也是再见无期。此时此刻的我在这秋意阑珊的深夜，不忍重温那段旧事，让我情何以堪。 文起之时，萧索的秋之意象为这忆情情不得的无奈心境做下渲染，读至此，叫人心中悲叹之意更胜。往昔，曾深爱相伴的女子，现下竟是再见无期。苦天涯隔人。更苦，我思念你至深，只是不知你是否也念我一丝。夜凉如秋，因有相思于胸，夜也难度，情也难熬。此处诗人做完美内心刻画，致诗哀婉动人。凄怨悠远，哀怨如诉，从文辞中可以感受相思之情至无穷，从吟唱中可以感受相思之苦至无奈。
此诗只题作“三五七言”而不言及诗歌内容主题，可知诗人的创作意图本是偏重作品的形式特征，即只要满足全篇两句三言、两句五言、两句七言的体式要求就能成诗了。可以说，诗题中已经包含了明确的诗体形式内涵。
但李白这首诗也不能算是创体之作，因为初唐时僧人义净作有一首《在西国怀王舍城》，此诗因其体式特征而名为《一三五七九言》。李白的《三五七言》只是《一三五七九言》的变体，省去起首的“一言”和收尾的“九言”，即为“三五七言”。王昆吾在《唐代酒令艺术》中论证义净诗为“唱和之作”。李白这首《三五七言》可能也是他与其他诗人的“唱和诗”。“三五七言”是对所酬和诗歌格式的限制，这是一个“总题”，众人在具体创作时可根据所写内容再命一个相应的诗题。
此诗即使不是创体之作，也是李白最终确立了“三三五五七七”格式作为一种独特的曲辞格甚至成为一种时兴诗体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借鉴和总结了许多人应用三五七字句式的经验，更得力于他自身歌辞创作中灵活运用此类格式的实践体悟，因而他的《三五七言》能表现出“哀音促节，凄若繁弦”（《唐宋诗醇》卷八）的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