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作者病愈后登快哉亭有感之作。首联以鸣蝉起兴,点明乡愁的主旨。以蝉之“得意”反衬自己的失意。颔联写诗人梦后倚楼。颈联是这首诗的精华,富有情韵,从忆想回到现实,透露出诗人“时不我与”的迟暮之感。尾联即景抒情,写作者自己辜负了故乡亲友赏菊之约虽然令人伤怀,让秋风吹白了霜鬓,满是“白发生头未得归”的惆怅。
诗一开首以雨后蝉鸣起兴。秋高气爽,雨过天晴,再加病愈登亭,十分畅快。连枝上的蝉也仿佛有所领略而在欢快地鸣叫。“得意”二字,既写出了蝉鸣的神态,又微露了诗人的歆羡之情:蝉之踌躇满志,正是因为它既得时、又得地。言下已隐含人不如蝉的况味。
二句由“听”转向“见”:秋雨新洗,值此黄昏之际,行人渐少,尘土不扬,那通往故乡的道路显得分外清晰。这一句在眺望中透露出诗人的心事:怀乡情重,思归心切,不曾有一日忘怀。平日里世事纷扰,或可抑制一时,一旦除去世务的羁绊,那潜在的意念又会立即浮现。当此病后偷闲、偶尔登临送目之际,思归之念便又油然而起。
三四两句极写归思之深、之切。病后的频频把盏,不是为消渴解馋,实因乡愁太深、太重,挥之不去,斥之又来,不得不借助酒力排遣。这里字面上只写了病后,却透露出病前和病中的消息。病前早已借酒浇愁,病中被迫停饮;仿佛欠了的债要加倍偿还,故病后愈是贪杯,愈可见病中难以消停的情状。杜甫《登高》诗说:“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也是写以多病之身,深以停杯戒酒为恨。贺铸当时患有肺病,又滞留他乡,遭遇和杜甫相似。可见使诗人最受煎熬的是怀乡病,所饮之酒,实在是满含辛酸强咽下的苦酒。百病之中,唯心病难治。清醒时固然为其所苦,即在睡梦中也不曾解脱。这里字面上只写了梦后,实则暗示出曾有无数次的思乡梦。梦中可以千里回乡,则梦醒后愈是归思难忍,正如汉乐府《悲歌》所说:“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这天长日久郁积的乡愁,这梦中犹且萦绕的归思,俱化为一含情凝睇之人,呼之欲出。至此,诗人的登临之意,已神气毕现了。
下两句又从忆想回到现实。鸦投古刹,是黄昏时万物栖息的典型景象;而落日斜晖,又隐隐约约透露出诗人“时不我与”的迟暮之感。晚唐的温庭筠即多以夕照飞鸦写此情调,如“鸦背夕阳多”(《春日野行》),如“出寺马嘶秋色里,向陵鸦乱夕阳中”(《开圣寺》)等。贺铸或有所取法。天色向暮,自然界的飞禽均有所托,而人的归宿却不知在何处。暮霭之中,唯见远去的道路渐渐隐没在一片凄迷的草色之中。
第六句系从白居易的诗句“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中化出,二者相同之处在于,都用行道上“更行更远还生”的草色喻示思念之殷切;不同之处则是白居易着眼于枯而复荣的春草,借喻别情之“满”、之盛;贺铸这里写的却是荣而复枯的秋草,其中暗寓失意之恨。诗人于怀乡思乡之中,又寄托了自己落拓不遇的身世之感,遂使全诗的思致更见深入、意蕴更见丰厚。
一年一度的秋风,最能动人归兴,诗人此时滞留他乡,无计归去。眼见得梦想成空,徒然催人早生华发而已。“秋风发上生”几字,用语生新奇警,不落陈腐。唐代李贺诗说:“秋野明,秋风白。”秋风和白色始相钩连,至苏轼又用“霜风”形容须发皆白,如“白头萧散满霜风”、“白须萧散满霜风”等。贺铸点化成句,自铸新词。这里不仅意指鬓发的斑白,而且秋风萧萧,又给人以冷的感觉。因此这一新奇的用语,也便暗示着作者凄冷的情怀。贺铸多病早衰,又因喜谈世事,每忤权贵,屡受排抑,悒郁难平。他在徐州任上曾多次吐露了这种幽冷不平的情怀,如“我已困摧辱,壮心如湿灰”(《寄杜仲观》)、“三年官局冷如水,炙手权门我未能”(《留别张白雪谋父》),这些都可作为这首诗的注脚。
这首诗在章法结构上颇具匠心。诗中写景和抒情的内容参差穿插,跌宕回旋,用笔极为灵动。如首三句用写景起兴之后,颔联忽然宕开去作一追叙,紧接着又用“梦后倚楼”一笔挽回。颈联再次写景,因为前几句已提供了一定的心理背景,故这里的景都具有了以物象作比喻的性质。末两句直抒胸臆,立一篇之警策。全诗以得意的蝉鸣兴起,又以作者落寞感伤的情怀作结,在鲜明的比照中突出了诗人既不得其时,又不得其所的深沉感概。《四库总目提要》称贺铸诗“工致修洁,时有逸气”,由此可见一斑。
这是诗人凭吊赤壁古战场所写的咏史诗。它认为历史人物的成败荣辱具有某种偶然性。杜牧的这类绝句开宋人诗歌议论之风。“赤壁”,山名,在今湖北蒲圻西北,长江南岸,对岸为乌林,相传是孙权、刘备联军与曹操军队决战的地方。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足而立的形势。周瑜统率吴军,作为主力,用火攻大败号称百万的曹操大军,一举成名,成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这两句意为折断的战戟沉在泥沙中并未被销蚀,自己将它磨洗后认出是前朝遗物。在这里,这两句描写看似平淡实为不平。沙里沉埋着断戟,点出了此地曾有过历史风云。战戟折断沉沙却未被销蚀,暗含着岁月流逝而物是人非之感。正是由于发现了这一件沉埋江底六百多年,锈迹斑斑的“折戟”,使得诗人思绪万千,因此他要磨洗干净出来辨认一番,发现原来是赤壁之战遗留下来的兵器。这样前朝的遗物又进一步引发作者浮想联翩的思绪,为后文抒怀作了很好的铺垫。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小诗的后两句是说,假如东风不给周瑜以方便,结果恐怕是曹操取胜,二乔被关进铜雀台了。
后两句是议论。在赤壁战役中,周瑜主要是用火战胜了数量上远远超过己方的敌人,而其能用火攻则是因为在决战的时刻,恰好刮起了强劲的东风,所以诗人评论这次战争失败的原因,只选择当时的胜利者——周郎和他倚以致胜的因素——东风来写,而且因为这次胜利的关键,最后不能不归到东风,所以又将东风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并不从正面来描摹东风如何帮助周郎取得了胜利,却从反面落笔:假使这次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那么,胜败就要易位,历史形势将完全改观。因此,接着就写出假想中曹军胜利,孙、刘失败之后的局面。但又不直接铺叙政治军事情势的变迁,而只间接的描绘了两个东吴著名美女的将要承受的命运。如果曹操成了胜利者,那么大乔和小乔就必然要被抢去,关在铜雀台上,以供他享受了(铜雀台在邺县,邺是曹操封魏王时魏国的都城,故地在今河北临漳西)。
诗中的大乔、二乔两位女子,并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属于东吴统治阶级中最高阶层的贵妇人。大乔是东吴前国主孙策的夫人,当时国主孙权的亲嫂,小乔则是正在带领东吴全部水陆兵马和曹操决一死战的军事统帅周瑜的夫人。她们虽与这次战役并无关系,但她们的身分和地位,代表着东吴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尊严。东吴不亡,她们决不可能归于曹操;连她们都受到凌辱,则东吴社稷和生灵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诗人用“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一句诗来描写在“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情况之下,曹操胜利后的骄恣和东吴失败后的屈辱,正是极其有力的反跌,不独以美人衬托英雄,与上句周郎互相辉映,显得更有情致而已。诗的创作必须用形象思维,而形象性的语言则是形象思维的直接现实。用形象思维观察生活,别出心裁地反映生活,乃是诗的生命。杜牧在此诗里,通过“铜雀春深”这一富于形象性的诗句,即小见大,这正是他在艺术处理上独特的成功之处。另外,此诗过分强调东风的作用,又不从正面歌颂周瑜的胜利,却从反面假想其失败。杜牧通晓政治军事,对当时中央与藩镇、汉族与吐蕃的斗争形势,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并曾经向朝廷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如果说,孟轲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知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则,而杜牧却还把周瑜在赤壁战役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于偶然的东风,这是很难想象的。他之所以这样地写,恐怕用意还在于自负知兵,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其中也暗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所发出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那种慨叹在内,不过出语非常隐约,不容易看出。
此诗借一位逃难的妇女之口描述了唐末黄巢起义时的社会乱象,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全诗情节曲折丰富,结构宏大严密,语言流丽精工,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中国古代叙事诗树立了一座丰碑。因在诗成时就深受人们称赏,诗人还得到“秦妇吟秀才”的雅称。后人把此诗与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北朝乐府《木兰辞》并称为“乐府三绝”;也有人认为它是继杜甫“三吏三别”和白居易《长恨歌》之后唐代叙事诗的第三座丰碑。
长诗《秦妇吟》全诗可分四个大的段落。第一大段由开始的“中和癸卯春三月”到“妾亦与君停玉趾”共八联十六句,是全诗的引子,叙述作者与一位长安城奔东都洛阳的女子(即秦妇)途中相遇的情形。
第二大段从“前年庚子腊月五”到“天街踏尽公卿骨”,共六十五联一百三十句。这一大段又可分六个层次,层层深入地叙写农民军入城后的情形。“前年庚子腊月五”到“已见白旗来匝地”十六句为第一层,描写广明元年十二月五日农民攻入京城的情况。从“扶羸携幼竞相呼”到“妖光暗射台星拆”十六句为第二个层次,描写起义军入城后兵荒马乱的情形。百姓东躲西藏,朝廷官员四处逃散。从“家家流血如泉涌”到“六亲自此无寻处”,写妇女所受的兵灾战祸,这是第三个层次。前四句概叙:家家流血,处处冤声,小孩子都被抛弃。次写四邻妇女受难情况:东邻美女被掳掠,西邻、南邻女子死于刀下,北邻少妇被火烧死。最后是女郎自己被军人胁迫,做了从妇。通过女子的种种遭际,画出了战乱风云以及战乱中长安女子的群象,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从“一从陷贼经三载”到“暮见喧呼来酒市”,是第四个层次,描写女郎被迫嫁给黄巢部下的军人之后的生活,以及她看到的新贵们的种种情况。其中“还将短发戴花簪”等句,运用漫画笔墨,把农民将领迷恋富贵安乐,得意忘形,刻画得十分生动,入木三分,闹剧有足悲者。第五个层次从“一朝五鼓人惊起”到“又道官军悉败绩”,写长安城中人民所知的唐军与农民军争战的情况,既见出农民军斗争之艰难顽强,又见其士气与实力之日渐衰竭,描绘得情态毕现,刻画得力透纸背。从“四面从兹多庖束”到“天街踏尽公卿骨”为这一大段的最后一个层次,写唐军败退,农民军收复长安后的情况。兵燹后的京都“长安凄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从坊市到宫室,从树木到建筑,“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曲曲遭来,纤毫毕见。尤其“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堪称警策之句,广为流传。
第三大段从“来时晓出城东陌”到“夜宿霜中卧荻花”。这首长诗是一个动乱时代的面面观,其笔锋所及远不止农民军的一面,在第三大段作者将批判的锋芒指晦李唐王朝的官军和割据的军阀。这一大段可分四个层次,从“来时晓出城东陌”到“行人夜宿墙匡月”,是第一个层次,是这一大段落的序引,写女郎走出长安后一路所见彦闻。到处有军人巡逻;无有人烟;当年的台殿楼阁已劈没;路上没有宿店,风光宛如荒凉的塞上一般。从“明朝晓至三峰路”至“何须责望东诸侯”,为第二个层次,写女郎第二天继续东行华阴县的情况。借金天神讽刺潼关易东那些节度使拥兵自保,对农民军无法,却纵容部下虐蔷百姓。第三个层次由“前年又出杨震关”到“暮插金钗唯独行”。一个女子在茫茫宇宙中踽踽独行“朝携宝货无人问,暮插金钗唯独行”,到处是死一般沉寂,甚至比战争爆发还可怕。这些描写较之汉魏古丧“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一类诗句表现力更强,细至成功地营造出一种恐怖的气氛。从“明朝又过新安东’到“夜宿霜中卧荻花”为第四个层次。诗中借新安老翁之口对唐军的罪恶进行痛心疾首的控诉:他们的罪恶更重于黄巢军。“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而售军来到“入门下马若旋风,磬室倾囊如卷土”,抢劫民库财物不遗余力,胜过“贼寇”黄巢,这是其一。其二诗中隐约地透示出官军杀人甚至卖人肉的勾当。诗中写道:“黄巢机上割人肉。”“朝夕一味入肝脍。”据《旧唐书·黄巢传》载:“官军皆执山寨万姓鬻于贼人获数十万。”再联系前面所写的“筵上牺牲无处觅”“诛剥生灵过朝夕”和这一层写的“山中更有千万家”,都可以看出官军以杀人、贩卖人肉大得暴利的罪恶行径。
最后一大段从“妾闻此老伤心语”到“咏此长歌献相公”。秦妇通过道听途说,对相对平静的江南寄予一线希望,为全诗的结尾。
总体上说,《秦妇吟》这首长诗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主义倾向的巨作,思想内容丰富而复杂,时间跨度达三年之久,空间范圈兼及两京,所写又是历史的淹桑巨变,作者采用人物回忆的倒叙手法,将不同时间、蹦点、人物、景物集中于一个场面上,收到情节紧凑,题旨集中的效果。艺术上则有所开创,其笔力当在写安史之乱的《长恨歌》《连昌宫词》之上,不仅是韦庄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叙事诗方面也堪称丰碑式的杰作。
韦庄能写出如此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巨作,诚非偶然。他早岁即与老诗人白居易同寓下邽,可能受到白居易濡染,又心仪杜甫,寓蜀时重建草堂,且以“浣花”命集。《秦妇吟》一诗正体现了杜甫、白居易两大现实主义诗人对作者的影响,在艺术上且有青出于蓝之处。
第一,结构模式。《秦妇吟》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把汉代确立的横剖面的串联式与白居易奠定的纵向发展的并联式两种结构完美地结合起来。全诗采用的是白居易纵向发展的并联式结构——诗人遇见秦妇,秦妇讲述自己的遭遇,故事简单,人物极少,而在全诗整体的纵向并联中又突出地穿插了若干个横剖面的戏剧性生活场面。如妇女们惨遭强暴凶杀的悲剧性场面、带有污蔑性的黄巢起义军的喜剧性场面(从“衣裳颠倒言语异”至“呼啸喧争如窃议”)、神自述的悲喜剧等等,它们相互串联,集中生动地展示了历史风云突变时的社会景况。这种并联、串联并用的叙事结构方式较之单用一种结构,无疑使作品含量更大、包孕更广,也更生动、更复杂,更具艺术魅力。
第二,叙事角度。《秦妇吟》继承了杜甫、白居易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并用的传统,又有所创新。第一人称“我”表面上与杜甫《石壕吏》中的“我”一样,似乎只是事件的见证者,实际上,“我”虽然仅在开头出场,但伴随故事的女讲述者直到诗歌结束,并且像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我”一样,与女讲述者构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应关系,而且增加了特定历史时期所赋予的对战乱的厌弃、亡国之痛、故园之思以及对和平的向往等心理内容,这在诗歌结尾的“适闻有客金陵至”至“怀安却羡江南鬼”句有所点明。“江南”既是和平的象征,又隐含昔日和平繁华的故国的影子。并与前面“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等充满强烈感情的战乱场面描写遥相呼应,隐隐体现出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秦妇吟》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仅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结合起来,而且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块垒——通过女叙述者之口表示自己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这种结合第一、第三人称,并借他人之口或经历、遭遇表达自己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方式。
第三,表达方式。《秦妇吟》运用了把女子的命运与国家衰亡结合起来的表达方式。作者明确地把“秦妇”等一大批美女的命运与唐帝国的衰亡结合起来,通过红颜薄命的美女命运及悲惨遭遇寄托自己的亡国之恨、故国之思。这是以往的叙事诗所没有的,或比较淡化的。《秦妇吟》却把自己深挚的故国之思、沉郁的亡国之痛巧妙地借美女的命运表现出来。家国的兴亡决定美女的命运,美女的悲惨遭遇又使国破家亡之痛显得更具体可感,更触目惊心。
第四,叙事手法。《秦妇吟》更多地继承了白居易的叙事手法,并加以丰富与创新。它开头直叙,然后接之以大段倒叙,而在倒叙之中,既有妇女们的悲剧性遭遇,又有丑化黄巢起义军的喜剧性场景,还有神的惭愧之插叙、“寒天霜露宿”的老翁之补叙,既反映了更为广阔、深刻的社会人生,又使叙事手法更灵活多变,从而使这首叙事长诗,夭矫灵动,绝不单调、呆板。此诗继承了白居易开始在叙事诗中大量运用对句的手法,并真正创造性地使对句和散句发挥其独特的艺术功用:以对句展现浓缩了的时间与空间,展现广阔的历史背景。如写义军入城前情景:“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地”;写乱后的都城:“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写长安绝粮:“六军门外倚僵尸,七架营中填饿殍”;写战后的荒凉:“破落田园但有蒿,摧残竹树皆无主”;写难民的生活:“朝饥山上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而以散句来细致入微地、行云流水般地叙写事件的细节、动作、心理。这样,对句简,散句繁。对句与散旬之间形成一种有趣的张力,扩大了诗歌结构的弹性限度、诗的包容量及艺术的生动性。
综上所述,《秦妇吟》既借鉴了唐以前的叙事艺术,又学习唐代诗人的艺术开拓,并大胆地进行了独特的艺术创新,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此诗本身的艺术成就昭示了对此前叙事诗的创造性继承,并在不少方面预示了清代吴伟业叙事诗的发展趋势,这充分说明它是中国古典叙事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首杰作。
“深院”之“深”,似乎不仅是个空间的观念,而且攸关环境气氛。一般说,要幽才能“深”,但诗人笔下却给读者展示了一幅闹春的小景:庭院内,黄嘴的鹅雏在呷水嬉戏,美丽的蛱蝶在空中飞舞,红色的蔷薇花与绿色的芭蕉叶交相辉映。作者运用“栀黄”、“腻粉”、“红”、“碧”一连串颜色字,其色彩之繁丽,为盛唐诗作中所罕见。“栀黄”(栀子提炼出的黄色)比“黄”在辨色上更加具体,“腻粉”比“白”则更能传达一种色感(腻)。这种对形相、色彩更细腻的体味和表现,正是韩诗一种特色。诗中遣词用字的工妙不止于此。用两个带“儿”、“子”的缀化词:“鹅儿”(不说鹅雏)、“凤子”(不说蛱蝶),比这些生物普通的名称更带亲切的情感色彩,显示出小生命的可爱。“唼啑”(shà dié)、“轻盈”一双迭韵字,不但有调声作用,而且兼有象声与形容的功用。于鹅儿写其“嘴”,则其呷水之声可闻;于蛱蝶写其“腰”,则其翩跹舞姿如见。末句则将“红蔷薇”与“碧芭蕉”并置,无“映”字而有“映”意。(一本径作“红蔷薇映碧芭蕉”,则点明矣。)凡此种种,足见诗人配色选声、铸词造句的匠心。
看到这样一幅禽虫花卉各得自在的妙景,真不禁要问一声:“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苏轼《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二首》)了。但这境中不是真个“无人”,“深院下帘人昼寝”,人是有的,只不过未曾露面罢了。而正因为“下帘人昼寝”,才有这样鹅儿自在、蛱蝶不惊、花卉若能解语的境界。它看起来是“无我之境”,但每字每句都带有诗人的感情色彩,表现出他对这眼前景物的热爱。同时,景物的热闹、色彩的浓烈,恰恰反衬出庭院的幽静冷落来。而这,才是此诗经得起反复玩味的奥妙之所在。
这种热烈的外观掩饰不住内在的冷落的境界,反映出封建社会的衰落时代中知识分子的典型的心境。韩偓在唐末是一个有气节操守的人,以不肯附“逆”而遭忌,在那种“桃源望断无寻处”的乱世,这样的“深院”似乎也不失为一个逋逃薮。读者不当只看到那美艳而平和的景致,还要看到一颗并不平和的心。那“昼寝”的人大约是中酒而卧吧。也许,晏殊《踏莎行》的后半阕恰好是此诗的续境:“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柳词多写春色,却每每同中有异。“花发西园,草薰南陌”,起句即从视觉与嗅觉上透出浓郁的春之律媚与春之气息。上片由描绘春景转入伤怀感旧,为下片的遥想与消魂蓄足了势头。章法自在井然,句法亦成有序。环顾他人携手踏青,反视自家孤身面对春景,孤凄寂寞,更添出无限伤感的是“良辰美景虚设,赏心乐事何得”,热闹的禊宴,以及银塘、金堤,愈衬托了人的孤独与怅惘,是以乐景写哀情也。下片多写回忆。“当日”情浓时,光景历历在目;“前事”已矣,旧梦不再。令人不禁悲从中来,“泪沾襟袖”。“未省”二句当是问句。“岂知”二句,语含双关,巧用弄玉、萧史事,又以“仙乡”与之呼应,亦是“活法”。
全篇写得哀怨凄楚,虽是恋阙怀人之旧题,却能翻出新意,景与情之反衬,运用得亦自然妥贴,景语清空,情语凝深,且能浑化无迹,总于怨悱之旨。最值得注意的是,柳永与歌妓之间的那份真挚而恳切的情感,似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情欲,已升华到一种较高的精神境界,不可再以“轻薄”斥之了。柳永的这样一种情愫,巳开宋金元文人与歌妓(戏曲演员)平等相爱之先河。元人关汉卿、卢挚等与女演员朱帘秀之间的赠答曲中,依稀可见这种人道主义思潮的来龙去脉。或许这与柳永在仕途上的波折与久滞不售的经历有某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