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题赵晋臣积翠岩的。《铅山县志》卷一说：“观音石又名积翠岩，即古之杨梅山，在县西三里。”《方舆志》说：“积翠岩房蓄烟霭，五峰相对。”庆元六年（1200年），赵晋臣于其上建佛堂，自下望之，如在缥缈五云间。作者曾为赋《归朝欢》（我笑共工缘底怒），此词为再题之作，较之前词具有更多的悲壮苍凉气势。
这首词是把叙事、写景和抒情揉和在一块来写的。开头三句叙事。作者在《归朝欢》词中说：“先生拄杖来看汝。倚苍苔，摩挲试问，千古几风雨。”因为过去来过，故本词起句说：“柱杖重来约”，即重来践约之意。《庄子·天运篇》：“（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咸池，黄帝乐名（一说尧乐名）。《庄子集释》［疏］云：“洞庭之野，天地之间，非太湖之洞庭。”因此“洞庭张乐，满空萧勺”，是说东风荡漾，积翠岩上空古乐缭绕，充满典雅气氛，真可－谓“结亭三四五。会向暖热携歌舞”（《归朝欢·题赵晋臣敷文积是岩》）了。“巨海”三句写景，写积翠岩之千姿百态。《南越志》说：“高州巨海有大犀，出入有光。”前两句化用其意，言积翠岩犹如巨海大犀，拔地而起，其角伸向此山高阁，突兀峥嵘，蔚为壮观。而后一句则说，五峰不一，三三两两，有的前仰，有的后合，姿态各异。在这里，作者使用“拔”“出”“尚”“前”和“却”诸字，化静为动，把积翠岩的神态和气势写了出来。“老我”四句抒情。言其年老力衰，登临伤怀，哀乐异常，只有借酒消愁而已。“劝君”三句寓情于景，写其欲假积翠岩之手，行铲除社会腐败之实，把贪官污吏、盗贼匪徒，全部消灭。“便休论、人间腥腐，纷纷乌攫”，其描写之生动，感情之强烈，真可以说是已发挥到极致。“九万里”三句以大鹏喻积翠岩，写其高洁。《庄子·逍遥游》说：“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风之积也不厚，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此处化用其意，言积翠岩犹如神鸟大鹏，高矗云天，俯视岩下，风雷激荡，云翻雨覆。但岩中少水（《广信府志》说：后得柱杖泉，亦足用），须直上昆仑，洗濯其发，自然引出以下几句。“好卧”四句再次写景，写“当筑陂于其前”。此处运用《汉书·翟方进传》：“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鹤）”的典故，并以鹤自喻，谓赵晋臣应当听取他的建议，于积翠岩前筑十里长陂，拦洪蓄水，让翠色之影倒映陂中，让陂水浸润云覆之深谷，有山有水，积翠岩将变得更加美丽。
此词以叙事起，以写景终，中间穿插以写景、抒情、议论，形象鲜明生动，感情充沛强烈，纵横开阖，挥洒自如，于悲愤中见雄壮，具有浪漫气息和雄放风格。
这是一首伤时感事的诗。《毛诗序》说：“《兔爰》，闵周也。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这是依《左传》立说，有史实根据，因此《毛诗序》说此诗主题不误。但意谓作于桓王时，与诗中所写有出入。崔述《读风偶识》说：“其人当生于宣王之末年，王室未骚，是以谓之‘无为’。既而幽王昏暴，戎狄侵陵，平王播迁，室家飘荡，是以谓之‘逢此百罹’。故朱子云：‘为此诗者盖犹及见西周之盛。’（见朱熹《诗集传》）可谓得其旨矣。若以为在桓王之时，则其人当生于平王之世，仳离迁徙之余，岂得反谓之为‘无为’？而诸侯之不朝，亦不始于桓王，惟郑于桓王世始不朝耳。其于王室初无所大加损，岂得遂谓之为‘百罹’、‘百凶’也哉？窃谓此三篇者（按：指《中谷有蓷》、《葛藟》及此篇）皆迁洛者所作。”
诗共三章，各章首二句都以兔、雉作比。兔性狡猾，用来比喻小人；雉性耿介，用以比喻君子。罗、罦、罿，都是捕鸟兽的网，既可以捕雉，也可以捉兔。但诗中只说网雉纵兔，意在指小人可以逍遥自在，而君子无故遭难。通过这一形象而贴切的比喻，揭示出当时社会的黑暗。
各章中间四句，是以“我生之初”与“我生之后”作对比，表现出对过去的怀恋和对现在的厌恶：在过去，没有徭役（“无为”），没有劳役（“无造”），没有兵役（“无庸”），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而现在，遇到各种灾凶（“百罹”“百忧”“百凶”），让人烦忧。从这一对比中可以体会出时代变迁中人民的深重苦难。这一句式后来在传为东汉蔡琰所作的著名长篇骚体诗《胡笳十八拍》中被沿用，“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那悲怆的诗句，是脱胎于《兔爰》一诗。
各章最后一句，诗人发出沉重的哀叹：生活在这样的年代里，不如长睡不醒。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方玉润说：“‘无吪’、‘无觉’、‘无聪’者，亦不过不欲言、不欲见、不欲闻已耳”（《诗经原始》），这也是《毛诗序》中所点出的君子“不乐其生”的主题。
全诗三章风格悲凉，反覆吟唱诗人的忧思，也正是《王风》中的黍离之悲，属乱世之音、亡国之音，方玉润评云：“词意凄怆，声情激越，（三国魏）阮步兵（籍）专学此种。”（《诗经原始》）
这首诗表现了苏轼初得赦免诏书时的欣喜之情，抒发了风烛残年、万念俱冷的深沉感慨。
首联写一阵雷雨之后的黄昏时刻，作者独自登高，凭栏远望。古人常以雷霆之怒，霹雳之威喻皇帝的威怒，这里既是写实景，也是以霹雳收威暗喻哲宗去世，徽宗继位，朝政更新。“暮雨”的“暮”，也是含义双关，暗示以前朝政的昏暗；“开”，表现了他对徽宗的幻想，以为朝政从此清明，徽宗刚继位，想清除朝廷的党争，似乎将大有作为，苏轼当时还不可能看清他的真面目。《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也说：“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四句几乎可作“霹雳”句的注脚，表现了同样的幻想。对句刻画了诗人凭倚栏槛遥望的神态。出句抒发的是欣喜之情，对句的“独”字则表现出孤寂之感，为尾联作好了铺垫。
颔联写登高所见，既是写眼前实景，又是象征时局。这是全诗最好的一联。夏天雨后多出现虹霓，是眼前实景；但作者不以彩虹入诗，而以暗淡的雌霓入诗，这是有寓意的。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苏轼得到诏书时，迫害元祐党人的二惇（章惇、安惇）、二蔡（蔡京、蔡卞），已受到台谏的排击，“雌霓云端下”正象征了政敌的失势。雄风喻帝王之风，与“庶人之雌风”相对，语出宋玉《风赋》。儋耳四周皆海，雄风来自海上，这既是写海风之快意，又是暗喻内移诏命的降临。
颈联记双喜临门。一是野老之喜，苏轼初到儋州，遇上连年灾害，元符三年（1100年）喜获丰收。苏轼与海南人民休戚与共，野老的喜事就是他的喜事。二是诗人之喜。苏轼谪居海南，无时不盼望北归。就在这年的正月七日，他还感慨说：“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犹未赦虞翻。”（《庚辰岁人日作》）贾让是汉哀帝时人，曾上治河三策，其中上策是引黄河北入海。苏轼在元祐年间也多次提出类似的主张，不被采纳。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再次决堤北流，他的主张得到了应验。虞翻是三国时吴人，因得罪孙权，被长期流放交州。苏轼此时总算“赦虞翻”，赦书已到，逐下即将北归，他的心里十分高兴。
尾联写以后的打算，说年事已高，只要能吃饱饭，有栖身之地，就再无奢求了。杜甫《病后过王倚饮赠歌》有“但使残年饱吃饭”语，上句即用其意。《庄子·秋水》载坎井之蛙语：“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坎井之乐，此亦至矣！”庄子是讥井蛙的浅薄，但后人却以“专一丘之欢，擅一壑之美”表现“轻天下，细万物”的隐逸思想（陆云《逸民赋序》）。苏轼的用法与此相同。他晚年思想很矛盾，由于政治上一再遭受打击，经常发出“心似已灰之木”（《自题金山画像》）一类的感慨。但其思想深处仍是“报国心犹在”（《望湖亭》），“少壮欲及物，老闲余此心。”（《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诗的末句虽略赚消沉，但全诗的基调清雄慷慨，颇具浩然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