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怀旧相思之作。开端直叙往昔在京邑文酒诗会，欢情良多，“别来”转入当今亲旧星散，音容茫然。“寻常”二句，以往常反衬现实，言外充满人事变迁之慨。换头言旧知无信，唯有求之梦寐。而梦中相遇，休问何如，紧承“不如初”意脉。收拍以“春去”、“花无”回答，言外美景已逝、好事成空，前路黯然。

　　该词曲笔传情，以乐写哀，将沉痛的思念寄托在平淡的语句和豁达的理性思考之中，在同类题材的词作中显得别致新颖，发人深思。许昂霄《词综偶评》谓“情知春去后”二句，“淡语有深致，咀之无穷。”

　　首句“忆昔西池池上饮”，就点明了地址。西池即金明池，在汴京城西，故称西池，为汴京著名名胜，每逢春秋佳日，游客如云，车马喧阗，极为繁盛。作者回忆当年和朋友们在此饮酒，有多少欢娱的事值得回忆。晁冲之的从兄晁补之是“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之一。晁冲之本人与苏轼、苏辙及“四学士”不但在文学上互相来往，在政治上也很接近，属于所谓旧党体系。“昔”指的是宋哲宗元祐年间。这时旧党执政，晁冲之与“二苏”及“四学士”等常在金明池同游、饮酒。他们志趣相投，性情相近，欢聚一起，纵论古今，何等欢乐。

　　种种乐事都浓缩在“多少”二字中了。至今回忆，无限留恋。但好景不常，随着北宋新旧党争的此伏彼起，他们的文期酒会也如云散烟消。“年年”也不是每年如此，只是指元祐元年（1086）至元祐八年（1093）这短短八年而已。元祐元年，哲宗初立，神宗母宣仁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上台，苏轼等人各有晋升。元祐八年，宣仁太后死，哲宗亲政，新党再度上台，章惇执政，排斥旧党。同年八月，苏轼被贬定州。哲宗绍圣元年，即元祐九年，“二苏”及“四学士”先后相继连续被贬。晁冲之虽只作了个承务郎的小官，也被当作旧党人物，被迫离京隐居河南具茨山（今河南密县东）。从此，当年的诗朋酒侣，天各一方，均遭困厄。晁冲之在隐居生活中对旧日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不能忘怀，时深眷念。朋友们已不能像往年一样在西池池上饮酒了，如果能凭鱼雁往来，互倾积愫，也可聊慰离怀。然而不能够。

　　“别来不寄一行书。”昔日朋友星离云散之后，竟然雁断鱼沉，连一行书也没有，意似责备朋友之无情，但这里的“不寄”似应理解为“不能寄”，因为这些被贬谪的人连同司马光一起大都被列入“元祐党籍”到了贬所，还要受到地方主管官员的监督。如再有结党嫌疑，还要追加罪责。在新党这种高压政策统治下，所谓旧党人物惟有潜身远祸，以求自保。哪里还敢书信往来，互诉衷肠，给政敌以口实呢？

　　“寻常相见了，犹道不如初”。这两句似是假设语气，“寻常”不是指元祐九年以前，因为前三句已由过去的得意、聚合写到当时的失意、分离，在结构上似乎不致忽然插进两句倒过去又写聚合相见。这两句是说，像当时各人的政治处境来说，即使能寻常相见，但都已饱经风雨，成了惊弓之鸟，不可能像当初在西池那样纵情豪饮，开怀畅谈，无所顾忌了；只能谨小慎微地生活下去，以免再遭迫害。凡是受过政治风波冲击、饱经患难的人对此当有深刻体会。

　　下片从往事的回忆写到个人目前的处境和想法。

　　“安稳锦屏今夜梦，月明好渡江湖。”下片前两句是说，今夜只能在锦屏围障着卧榻上安全做梦了，月色明亮正好伴我渡过险恶的江湖。

　　这两句说的很富有诗意，内中却藏着一段沉郁的情思。政治环境既然如此险恶，把人逼到息交绝游的地步，他现在只能在锦屏围障着的七尺卧榻上得到一点安全感，在那上面做着自己的梦了。当此之际，在罗网而无羽翼的处境下，词人既然为自己安排了一个好梦，自然也祝愿故人梦魂趁今夜月明，“好渡江湖”，飞来相会。这是对故人命运的关注，患难之交相濡以沫，却以欢畅的语气出之，何异含着热泪的微笑。

　　“相思休问定何如。情知春去后，管得落花无？”末三句是说，不要问相思会有什么结果。谁都知道春天过后，花落无人能管。

　　“相思休问定何如”，仍是悬想和梦中故人相见后的情景，大家深知彼此眼前处境。下面接着抒发他的感叹：春天都已经过去了，落花的命运还堪问吗？这个“春天”是政治上的春天，“落花”是指他们一班受风雨摧残的同道。这两句比喻，含义显豁，但因为情深语痛，故不觉浅露。

　　这首词由欢聚写到分离，由分离写到梦思，由梦中相见而不愿相问，归结到春归花落，不问自明。笔法层层转进，愈转愈深，愈深则愈令人感慨不已。内容伤感凄楚而情调开朗乐观，这是这首词的一大特色。

　　这首诗写的是非常浪漫而自由的爱情：良辰美景，邂逅丽人，一见钟情，便携手藏入芳林深处，恰如一对自由而欢乐的小鸟，一待关关相和，便双双比翼而飞。

　　率真的爱情，形诸牧歌的笔调，字字珠玉，如歌如画。诗分二章，重复叠咏。每章六句，两句一层，分写景、写人、抒情三个层次，而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与典型感情齐备，可谓出之无心而天然合作。

　　美好的环境和有着美丽眉目的姑娘，从小伙子的视角见出，楚楚有致，格外动人。“野有蔓草，零露漙兮”两句是兼赋的兴句，勾勒出一派春草青青、露水晶莹的良辰美景。春晨的郊野，春草葳蕤，枝叶蔓延，绿成一片；嫩绿的春草，缀满露珠，在初日的照耀下，明澈晶莹。在这清丽、幽静的春晨郊野，“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意思是说，一位美丽的姑娘含情不语，飘然而至，那露水般晶莹的美目，秋波一转，顾盼流转，妩媚动人。这四句诗俨然是一幅春日丽人图，先写景，后写人，堪称是“诗中有画”（苏轼语），画中有人。而在修长的蔓草、晶莹的露珠与少女的形象之间，有着微妙的隐喻，能引发丰富的联想。“清扬婉兮”的点睛之笔，表现了姑娘惊人的美丽。小伙子见到这一切，爱悦之情怎能不喷涌而出。“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这里，有对姑娘的惊叹，有对不期而遇的惊喜，更有对爱神突然降临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第一章与第二章之间的空白，可理解为姑娘小伙相对凝视之时，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静场；次章前五句的重叠复唱，可理解为小伙子心情略为平静后，向姑娘倾诉的爱慕之意和殷殷之情。然而，在这人性纯朴的时代，又值仲春欢会之时，无需絮絮长谈，更不必繁文缛节。“邂逅相遇，与子偕臧。”只要两情相愿，便结百年之好；毋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可永结同心。

　　德国美学家黑格尔说：“灵魂集中在眼睛里，灵魂不仅要通过眼睛去看事物，而且也要通过眼睛才被人看见”（《美学》第一卷）。其实，艺术描写的这一美学原则，二千多年前中国的民间诗人已心领神会，运用娴熟。从《卫风·硕人》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到《郑风·野有蔓草》的“清扬婉兮”“婉如清扬”，都是通过流盼婉美的眼睛，写姑娘的美丽。在短小的抒情篇章中，只有通过传神的“点睛”之笔，才可能写活人物；而在陌生男女邂逅相遇之时，四目注视，相对而望，也是最自然的表情。因而，这里的“点睛”之笔，可以说虽着力而极自然。

　　词作于丁酉，道光十七年（1837年），太清三十九岁。

　　这是一首题画词，画为云林所绘《闰七夕联吟图》的仕女图。七夕联吟的是画的主题，所以词人从七夕写起。七月七日是牛郎织女相会的佳期，银河的鹊桥架起来了。因为作画之时时逢闰七月，有了两个佳期，桥也再次“重驾”，而人间也有了两次乞巧活动，女子们希望乞得终生幸福，找到一位如意郎君的机会也有两次。词人问，她们在斗转星移，星光也在移动的夜晚，不知乞得了多少天机。词人对此提出了疑问。因为年年有七巧节，也年年有乞巧活动，但妇女们也未必总是幸福，原因是世间总是“多事纷纷”。神话故事，本来“虚无”，“便是有”，牛郎织女“也应年老”了。词人对于男女婚姻爱情的幸福的追求寄予同情，但又做出疑惑的结论，这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幅仕女图，住在表现女性美，其中也包括了画中她们所表现出来的内心美。词人舍弃了历来对于这种美的歌颂，而别出机杼地引导出了一个富有哲理性的命题，即美丽的愿望，在人间常常是难以如愿的。它启发人思考，同时也深化了词的思想主题。

　　此诗先写作者与李白的深厚交情，再叙与李白一同寻访范十隐居，后写在范居处即席朗诵屈原的《橘颂》，席上三个人因此在各自的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表达了朋友之间心神相连的感情。全诗有对真挚友情的珍惜，有心志共鸣的融洽，有生命志向茫茫无归的惆怅，格调高古，兴致飘逸，情境清妙。

　　全诗可分三部分。

　　开头六句为第一部分，叙写作者对待李白的交情。两人共被同行，亲如弟兄。“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可见作者是应约来此欢聚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见来此已是秋天，更见二人情谊之深。

　　中间六句为第二段，叙述两人同寻范十隐居。“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两句，叙途中之事。“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两句，写造访范居。“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两句，写他们留连至晚。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写吟《橘颂》，对隐居而思物外之游。

　　虽然诗中有对李白的赞叹，但更多的是描出了友情的几幅简约入微的素描。“秋共被”“日同行”“寻北郭”“入门高兴发”“屯云对古城”“悠悠沧海情”，夜晚，白天，出城，入归，望天，问海，这种感情里，兄弟之情，心神相连，生生都是不会轻易断绝的。

　　刘辰翁以为“入门高兴发，侍立小重清”两句不可解，金陵生撰文认为此即曹洞宗所谓“不犯正位”，言小童清，则主人之清雅脱俗固不难想见。“向来吟橘颂，谁与讨莼羹”两句，朱彝尊谓“‘谁’字疑当作‘惟’字谓得”。金陵生据诗意认为当以“谁”为长。此联是正反两面言之，上句谓范十隐居自是为全其志节，如《橘颂》所咏之“苏世独立，横而不流”者；下句反诘，谁欲贪恋故乡风物之美呢？若作“惟”则与结联“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表意重复。

　　这首诗写寻范居士仅数句，格调高古，兴致飘逸，情境清妙，确乎难能可贵。若论叙事的真实、细节的生动、形象的传神、语言的幽默，却不及李白同时的作品《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

　　词之开篇，刘过便直抒胸臆。“知音者少，算乾坤许大，着身何处。”词人认为能理解自己心中抱负的知音太少，天地虽大，却没有英雄豪士的立身之地。朝廷偏安江左，作为主战派一员的刘过“上皇帝之书，客诸侯之门”，却始终未得重用，他甚至曾上书宰相，向其陈述恢复中原的方略，却从未被采纳。作为一名有血性的爱国志士，抱负无处施展，理想无法实现，前两句大气磅礴的语势之下，是词人无尽的苍凉和无奈。

　　“直待功成方肯退，何日可寻归路。”作者感慨，年华已逝，岁月渐老，如果真要等到“功成”才肯“身退”，那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归隐。这两句词人直接倾诉，读之甚为苦涩。在文恬武嬉的南宋王朝，主和派手握重权，主战派处处被压制，刘过想要举兵北伐，建功立业实为不易。

　　接着，词人开始就“着身何处”这个问题展开论述，表达其归隐江湖的理想。“多景楼前，垂虹亭下，一枕眠秋雨”这三句，词人通过想象，抒发自己的感情。作者提到景色壮丽的多景楼和垂虹亭，想象在秋雨中醉眠的乐趣，实际上寄托的是他对归隐生活的渴望，景虚而情实。

　　词人一直以建功立业为人生目标，最终却枉费十年辛苦。入仕做官，手握实权是举兵恢复中原的第一步，作者胸怀恢复之志，多年努力，却仍未获得一官半职。如今，年事渐高，所以心生幽怨和感慨。十年辛苦之所以被“枉费”，实是因为他不得赏识，报国无门。

　　“不是奏赋明光，上书北阙，无惊人之语。我自匆忙天未许，赢得衣裾尘土。”作者在此开始解释他报国无门、立身无处的原因。之所以“十年枉费辛苦”，未求得一官半职，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才华，不能向皇帝呈辞献赋，也不是因为他不能上书北阙，陈述治国安邦的方略，而是因为皇帝不肯赏识、重用他。词人虽然非常积极努力，却奈何“天未许”，最终只“赢得衣裾尘土”，其落魄失意的窘态令人备感心酸。此处语言犀利，怨意颇深。

　　词人与辛弃疾相聚之时，追欢卖笑；离别之际，不提友情，不言世事，只谈相聚时的美好；“白璧”三句足见二人交情之深。最后，作者用张翰之事来表明其归隐之意。“莼鲈江上，浩然明日归去。”在说尽满腹悲愤牢骚之后，作者提出了别后归隐的意愿。整首词如此结束，主旨严明，辞意俱尽，似水到而渠成。

　　临别之时，面对友人，人称“天下奇男子”的刘过自述生平抱负，感叹怀才不遇，倾吐满腹悲愤。整首词慷慨激昂，风格粗犷，狂逸之中又饶有俊致，感染力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