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洲上新台,檐吻云平,图画天开。”首三句写总写了姑苏台的高峻的形势。使得整首曲子一开始便有了一种开阔的气势,为接下来的怀想和抒情做好了铺垫。“百花洲上”点明了姑苏台的位置,即在苏州城西南的百花洲上,靠近太湖。苏州是春秋时吴国的都城,《述异记》记载,“吴王夫差筑姑苏之台,三年乃成。周旋诘屈,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殚耗人力”,《越绝书》也记载说“吴王阖庐起姑苏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见三百里”,可见其非凡气势。“新台”是相对于阖庐所筑旧台而言,由此大约可以推断姑苏台的建造始于阖庐,终于夫差。“檐吻云平”,可见其势之高。而加一“图画天开”四字,将姑苏台自然而然地展现在人们面前,颇有自然天成,鬼斧神工之境。
“鹏俯沧溟,蜃横城市,鳌驾蓬莱。”写登台远眺时的感受。美景如斯,作者心中感慨万千,不禁陷入想象和追忆之中。“鹏俯沧溟”站在姑苏台上向下望去,就如同鹏鸟在天空中俯瞰海洋。“蜃横城市”,作者眼前所见之景,就仿佛海市蜃楼一样奇幻美丽。“鳌”、“蓬莱”都是幻景,和“蜃横城市”一样,都带有一丝不真实的恍惚之意。这种夸张的比喻既充分展示了姑苏台的雄伟壮阔,也反映出作者心中对此物此景的感受,即其并不赞赏这种奢华,也为下文怀古伤今埋下了伏笔。
“学捧心山颦翠色,怅悬头土湿腥苔。”化用了西施和伍子胥两个典故,这是乔吉惯用的手法。“西施捧心”这里是用拟人的手法,也暗喻吴王夫差当年宠爱美人的奢淫享乐。唐代诗人李白亦有诗“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所写也是此事。而往事越千年,一个“怅”字,表现了作者的浓重感情。他不仅为往事而怅惘,而且还着眼于现实。作者不止是为了吊古,而且也为了感今。
“悼古兴怀,休近阑干,万丈尘埃。”这三句作总收,表明曲的主旨。伤悼古事而思绪万端,之所以不要靠近阑干,乃是因为怕万丈尘埃迷了双眼。这一句的真正内涵结合元朝末年的黑暗统治来看,是说吴王夫差覆国的故事将要重演,大元的天下不长。尾末这三句既点明了主旨,也体现了作者心中的无奈叹惋之意。
事实上,在吴国未亡之前,姑苏台已被越国毁灭,以后是否重建,史无记载;即令重建,到作者生活时的元朝,也不可能有遗构存在。早在唐朝李太白登临时,所看到的已经是“旧苑荒台杨柳新”(《苏台览古》)了;这首小令的艺术特色正在于作者丰富的想象,造语沉着,气势宏放,但又不发泄无余,有沉郁顿挫之妙,含义深远,耐人寻味。
天宝以后,唐王朝对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越来越频繁。这连年不断的大规模战争,不仅给边疆少数民族带来沉重灾难,也给广大中原地区人民带来同样的不幸。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载:“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时仲通将兵八万,……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这段历史记载,可当作这首诗的说明来读。而这首诗则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社会现实。
这是一首反对唐玄宗穷兵黩武的政治讽刺诗。全诗借征夫对老人的答话,倾诉了人民对战争的痛恨和它所带来的痛苦。地方官吏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横征暴敛,百姓更加痛苦不堪。这是诗人深切地了解民间疾苦和寄予深刻同情的名篇之一。
全诗以“道旁过者问行人”为界分为两段:首段摹写送别的惨状,是纪事;次段传达征夫的诉苦,是纪言。此诗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借征夫对老人的答话,倾诉了人民对战争的痛恨,揭露了唐玄宗长期以来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全诗寓情于叙事之中,在叙述次序上参差错落前后呼应,变化开阖井然有序,并巧妙运用过渡句和习用词语,造成了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诗人自创乐府新题写时事,为中唐时期兴起的新乐府运动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行”是乐府歌曲的一种体裁。杜甫的《兵车行》没有沿用古题,而是缘事而发,即事名篇,自创新题,运用乐府民歌的形式,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生活。
诗歌从蓦然而起的客观描述开始,以重墨铺染的雄浑笔法,如风至潮来,在读者眼前突兀展现出一幅震人心弦的巨幅送别图:兵车隆隆,战马嘶鸣,一队队被抓来的穷苦百姓,换上了戎装,佩上了弓箭,在官吏的押送下,正开往前线。征夫的爷娘妻子乱纷纷地在队伍中寻找、呼喊自己的亲人,扯着亲人的衣衫,捶胸顿足,边叮咛边呼号。车马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连咸阳西北横跨渭水的大桥都被遮没了。千万人的哭声汇成震天的巨响在云际回荡。“耶娘妻子走相送”,一个家庭支柱、主要劳动力被抓走了,剩下来的尽是些老弱妇幼,对一个家庭来说不啻是一个塌天大祸,怎么不扶老携幼,奔走相送呢?一个普通“走”字,寄寓了诗人多么浓厚的感情色彩!亲人被突然抓兵,又急促押送出征,眷属们追奔呼号,去作那一刹那的生死离别,是何等仓促,何等悲愤!“牵衣顿足拦道哭”,一句之中连续四个动作,又把送行者那种眷恋、悲怆、愤恨、绝望的动作神态,表现得细腻入微。诗人笔下,灰尘弥漫,车马人流,令人目眩;哭声遍野,直冲云天,震耳欲聋!这样的描写,给读者以听觉视觉上的强烈感受,集中展现了成千上万家庭妻离子散的悲剧,令人触目惊心!
接着,从“道旁过者问行人”开始,诗人通过设问的方法,让当事者,即被征发的士卒作了直接倾诉。
“道旁过者”即过路人,也就是杜甫自己。上面的凄惨场面,是诗人亲眼所见;下面的悲切言辞,又是诗人亲耳所闻。这就增强了诗的真实感。“点行频”,意思是频繁地征兵,是全篇的“诗眼”。它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造成百姓妻离子散,万民无辜牺牲,全国田亩荒芜的根源。接着以一个十五岁出征,四十岁还在戍边的“行人”作例,具体陈述“点行频”,以示情况的真实可靠。“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武皇”,是以汉喻唐,实指唐玄宗。杜甫如此大胆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这是从心底迸发出来的激烈抗议,充分表达了诗人怒不可遏的悲愤之情。
诗人写到这里,笔锋陡转,开拓出另一个惊心动魄的境界。诗人用“君不闻”三字领起,以谈话的口气提醒读者,把视线从流血成海的边庭转移到广阔的内地。诗中的“汉家”,也是影射唐朝。华山以东的原田沃野千村万落,变得人烟萧条,田园荒废,荆棘横生,满目凋残。诗人驰骋想象,从眼前的闻见,联想到全国的景象,从一点推及到普遍,两相辉映,不仅扩大了诗的表现容量,也加深了诗的表现深度。
从“长者虽有问”起,诗人又推进一层。“长者”,是征夫对诗人的尊称。“役夫”是士卒自称。“县官”指唐王朝。“长者”二句透露出统治者加给他们的精神桎梏,但是压是压不住的,下句就终究引发出诉苦之词。敢怒而不敢言,而后又终于说出来 ,这样一阖一开,把征夫的苦衷和恐惧心理,表现得极为细腻逼真。这几句写的是眼前时事。因为“未休关西卒”,大量的壮丁才被征发。而“未休关西卒”的原因,正是由于“武皇开边意未已”所造成。“租税从何出?”又与前面的“千村万落生荆杞”相呼应。这样前后照应,层层推进,对社会现实的揭示越来越深刻。这里忽然连用了几个短促的五言句,不仅表达了戍卒们沉痛哀怨的心情,也表现出那种倾吐苦衷的急切情态。这样通过当事人的口述,又从抓兵、逼租两个方面,揭露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加给人民的双重灾难。
诗人接着感慨道:如今是生男不如生女好,女孩子还能嫁给近邻,男孩子只能丧命沙场。这是发自肺腑的血泪控诉。重男轻女,是封建社会制度下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但是由于连年战争,男子的大量死亡,在这一残酷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却一反常态,改变了这一社会心理。这个改变,反映出人们心灵上受到多么严重的摧残啊!最后,诗人用哀痛的笔调,描述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悲惨现实:青海边的古战场上,平沙茫茫,白骨露野,阴风惨惨,鬼哭凄凄。寂冷阴森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这里,凄凉低沉的色调和开头那种人声鼎沸的气氛,悲惨哀怨的鬼泣和开头那种惊天动地的人哭,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这些都是“开边未已”所导致的恶果。至此,诗人那饱满酣畅的激情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唐王朝穷兵黩武的罪恶也揭露得淋漓尽致。
这篇叙事诗,无论是前一段的描写叙述,还是后一段的代人叙言,诗人激切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汇在全诗的始终,诗人那种焦虑不安、忧心如焚的形象也仿佛展现在读者面前。其次在叙述次序上参差错落前后呼应,舒得开,收得起,变化开阖,井然有序。第一段的人哭马嘶、尘烟滚滚的喧嚣气氛,给第二段的倾诉苦衷作了渲染铺垫;而第二段的长篇叙言,则进一步深化了第一段场面描写的思想内容,前后辉映,互相补充。同时,情节的发展与句型、音韵的变换紧密结合,随着叙述,句型、韵脚不断变化,三、五、七言,错杂运用,加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如开头两个三字句,急促短迫,扣人心弦。后来在大段的七字句中,忽然穿插上八个五字句,表现“行人”那种压抑不住的愤怒哀怨的激情,格外传神。用韵上,全诗八个韵,四平四仄,平仄相间,抑扬起伏,声情并茂。再次,是在叙述中运用过渡句和习用词语,如在大段代人叙言中,穿插“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和“君不见”、“君不闻”等语,不仅避免了冗长平板,还不断提示,惊醒读者,造成了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诗人还采用了民歌的接字法,如“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等,这样蝉联而下,累累如贯珠,朗读起来,铿锵和谐,优美动听。最后,采用了通俗口语,如“耶娘妻子”、“牵衣顿足拦道哭”、“被驱不异犬与鸡”等,清新自然,明白如话,是杜诗中运用口语非常突出的一篇。前人评及此,曾这样说:“语杂歌谣,最易感人,愈浅愈切。”这些民歌手法的运用,给诗增添了明快而亲切的感染力。
这是一首七言歌行,诗中多处使用了民歌的“顶真”手法,诵读起来,累累如贯珠,音调和谐动听。另外,还运用了对话方式和一些口语,使读者有身临现场的真切感。《唐宋诗醇》云:“此体创自老杜,讽刺时事而托为征夫问答之词。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小雅》遗音也。篇首写得行色匆匆,笔势汹涌,如风潮骤至,不可逼视。以下出点行之频,出开边之非,然后正说时事,末以惨语结之。词意沉郁,音节悲壮,此天地商声,不可强为也。”
《陈太丘与友期行》全文仅有103个字,却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关于守信与不守信的一场辩论),刻画了三个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说明了为人处世,应该讲礼守信的道理。如此有限的文字,却包含了这样丰富的内容,真可谓言简意赅了。如果不是在语言的精炼上造诣高深,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精炼语言,体现在文章的始终。一开头,文章以“期行”、“期日中”、“不至”、“舍去” 、“乃至” 等几个关键词语,把事情、时间、起因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在这些交代中,还把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一个守信,一个不守信)一下子推到了读者面前。
文章的结尾,虽只客寥数语,但却字字生辉。“惭”、“下"、“引”三个动词,把友人知错欲改的心态及行为刻画得入木三分。对中方鄙弃“无信”的那股倔强劲儿,也用“入门,不顾”四个字,描绘得维妙维肖。就在最能体现文章中心思想的第二层 (子斥友人)中,尽管作者用了比开头和结尾要多得多的笔墨,但文字仍然十分精炼。单就叙述的句子来说,在叙述友人问中方时,由“问”到“怒”,感情急剧变化,充分表现了友人那粗鲁无礼的性格。而在叙述中方批驳友人的怒斥时,则选用语气平和的“答曰”、“曰”这类词,这对表现中方不惧怕友人的怒斥、知书达理、善于应对的性格,起到了绝好的作用。
《陈太丘与友期行》的主题思想,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揭示的。这些人物对话,虽然只有三言两语,但句句都紧扣文章中心,紧扣人物性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文章写友人与中方的对话有三句。第一句“尊君在不?”开门见山,问得直截了当,毫无谦恭之意,初露性格的鲁莽。第二句“非人哉!”出言不逊,当着儿子骂父亲,这是不讲礼仪的行为,再露性格的粗鲁。第三句“与人期行,相委而去!”看似有理,实则无理。不自责自己失约误期的错误,反而委过于人,怒斥对方如约而行的正确做法,这就更加暴露出友人不讲道理的性格特征。
文章写中方与友人的对话也有三句。第一句“待君久,不至,已去。”这是针对友人的问话而答的。中方不是正面回答友人提出的问题,在,还是不在。而是先说“等君久”“不至”,再说“已去”,把父亲的 “去”与“等君久”和友人的“不至”联系起来。这样的回答,不仅把父亲为什么走说清楚了,为后面批驳友人的怒斥作了准备,而且话中有话,流露出对友人失约的反感。第二、三两句是对友人无理怒斥的反驳。第二句“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这是针对友人强调“期行”而说的。守信还是失信,关键在于“期日中”,“日中不至”,当然就是失信了。抓住实质,击中要害,
使友人失去辫驳的根据。第三句“对子骂父,则是无礼。”这是针对友人出言不逊而说的。在指出友人“无信”的基础上,又指出友人“无礼”。一步紧逼一步,把友人逼到了无以言对的狼狈境地,以至最后不得不“惭”而“下车引之”。由于这些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虽然只有短短几句,也可以看出中方—陈太丘性格的折光,是多么聪颖仁慧、知书达理。
《陈太丘与友期行》一文细节微言、涵泳无穷。“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尺寸之间起波澜,与下文问答中“待君久不至,已去”“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 ”呼应。友人“问”“便怒”“惭”“下车引之”,一波三折。其间,先称 “尊君”,骤然口不择言 “非人哉”,人物情态,栩栩如生。中方“门外戏”、一答一日、“入门不顾”,应对自如,宛若成人,表现出鲜明个性与独立人格。不论是情节上的起伏变化,还是人物情态上的自然生动,乃至文字之下隐藏着的本真性情、坦率品质,都值得我们琢磨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