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铭文。描绘了至仁山中的一派深秋景色。文章开篇两句从山水落笔，写出山水的超凡脱俗；三四两句是仰望，写山峦之上飘浮的祥云，并熔铸进丰富的想象，突出山幽水静；接下去点明时序是秋季；然后笔锋一转，写山中的建筑和陈设和宅旁的花木；结尾两句抒发了作者“仁者爱山、智者乐水”的心境，点明作铭的主旨。此铭融情入景，虚实结合；音韵谐美；用典多而通达，深而雅妍。
前四句写至仁山的峰、水、云、人，笔墨似实而虚，有意借助古代神话传说，渲染飘缈仙气，将山神圣化。横峰如鹤岭，有仙人驾鹤飞掠；激水似龙津，多群鱼逆流腾跃；山上瑞云缭绕，有仙童出现，可访求飞升仙丹，是一座神异之山，令人神思飞越，遐想联翩。继而笔锋一转，改用实笔描写山舍景观：远而望之，睹“飞檐枕岭”之雄姿；近而察之，悟“壁绕藤苗”之生气；自屋向外看，得“窗衔竹影”之幽趣；还能饮菊延年益寿，观桐玄思人生，赏心悦目，美不胜收。以上句句含景，如诗如画，将至仁山风光形容得出神入化，清绮无伦。最后顺势画龙点睛，濡毫点出山居的最高心得，亦即此铭的玄妙旨趣：“仁者可乐，将由爱静。”唯此山为静境，且惟仁者方知此静山之可乐也。
此铭融情入景，写景如画，表现出作者对自然美体察入微的观察力和点染神化的表现力。章法上，虚笔与实笔相辅相成，景语与情语相得益彰，尤堪玩味。
这是一篇文论。文章首段叙述仲兄苏涣易字“文甫”的故事；第二段里，作者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水与风各自的形状，进而述说风水相遇的情景；第三四段里，作者紧密联系水风相遭的景观，论述二物相遭，无意而成文，表面是评论水的波纹，实际是在品评文章，借自然景观的美与丑来论述文章的高下，在轻松自然中论述了严肃的写作理论。文章词藻华美，描写穷形尽相。刻画水之态、风之状，以及风水相激的壮观，铺陈夸张，妙喻连篇，绘声绘色，气势磅礴。
作者首段从仲兄易字“文甫”谈起，借题发挥，用“风水相遭而成文”作比喻，详尽述说了他对文章写作过程的认识。文章开头是叙述“易字”的原委。作者读到《周易》“涣六四”时，看见“涣其群，元吉。”于是想到仲兄名涣，字公群，正好与《周易》中的这句话相应。作者就把自己的想法对仲兄说了，仲兄要求作者替自己换一个字，作者允诺，并且将字“公群”换成“文甫”，问仲兄同意否。于是作者就这个“文”字展开了一番精彩的论说。
文章的第二段，作者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水与风各自的形状。作者给风与水的形状作过描述之后，进而述说风水相遇的情景。“今四风水之相遭乎大泽之陂也，……而风水之极观备矣。”“纡馀委蛇”“蜿蜒沦涟”这两个四字句都形容水流的样子。下文的三对四字句则是两两相对。“安而相推”对“怒丽相凌”；“舒而如云”对“蹙而如鳞”；“疾而如驰”对“徐而如缅”这三个四字对句，文字工整，内容充实，并非为对而对，描述了水与风相遇时可能出现的六种状态，是不可多得的佳句。作者用了几个对句之后，笔锋一转，又换成另外一种句式，不再用对句的形式：“汩乎顺流，至乎沧海之滨，磅礴汹涌，号怒相轧，交横绸缪，放乎空虚，掉乎无垠，横流逆折，渍旋倾侧，宛转胶戾”，用过这些一般的四字句之后，又转换了句式：“回者如轮，萦者如带，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鹭，跃者如鲤”，用了一连串的比喻，多方面展示了水与风“相遭”的景观。在这段“风水之极观备矣”的生动描述中，作者基本用了四字句，但“一定”之中又有“不定”，句式多次变换，一会儿是四字对句，一会儿是四字句的比喻句，使这段描述从形式上看是整齐而不呆板，静中有动，读来趣味横生，引人入胜。
作者在文中用大量篇幅描述了水与风相交的各种景观，也是“意在言外”。“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可见求“文”生之源才是作者的真实用意。作者认为风水的波纹，既不是水造成的，也不是风造成的，而是风水相遇，偶然得之。作者还认为这种文堪称“天下之至文也。”文章中，“文”既指水的波纹，又指文章。至文，实际就指最好的文章。作者还说：“今四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失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意思是玉没有内在的美，不能成为文；雕刻刺绣的工艺品，也失去了自然之美，也不能称之为文。世上没有经过雕琢的东西就只有风与水，也只有这二物相遭才能形成真正的“文”。言外之意，最好的文章则是出于自然的文章。这段文字，作者紧密联系水风相遭的景观，论述二物相遭，无意而成文，表面是评论水的波纹，实际是在品评文章，借自然景观的美与丑来论述文章的高下，在轻松自然中论述了严肃的写作理论，这本身就是“自然天成”，匠心独运。
这篇文章借为仲兄易字，阐发了作者对文章的审美观。在描绘风水相遭的自然景观时，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四字句及四字对句和四字句的比喻句，使文章形式产生一种动静相和的美感。另外，文章在描述风水相交的自然景观时，融进了作者对文章写作过程的看法，二者结合紧密。作者崇尚自然、反对雕琢的思想在文中得到充分体现。这篇文章是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来展示作者文章理论的佳作。
此诗乃诗人于宣宗大中六年时所写，当时李商隐要离开成都，返回梓州，于是在饯别宴席上写下此诗。诗歌描绘了战乱时候与朋友惜别的感伤，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感时伤势的思想感情。而且，该诗是李商隐模仿杜甫的风格所写的诗，《唐贤清雅集》中点评“此是拟作，气格正相肖，非但袭面貌者”。
“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这句的前半句泛言人生离别的普遍和平常，让读者在诘问中有所思考：人生有多少悲欢离合，个人的命运又是怎样身不由己。诗人虽然有着无尽的感叹，但是调子并不悲伤。细细体味，诗中还隐含着这样的意思：既然人生离别在所难免，不如以旷达处之。后半句笔锋一转，转到“世路干戈”这个大背景上，道出在干戈中离别的沉重感伤，思路跳跃奔腾，“大开大合，矫健绝伦”。如此读来，不仅曲折顿挫、气势雄放，而且自然地引出下文的伤时感世之情，可谓落笔不凡。
“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这两句紧承上文的“世路干戈”，写出了当前的动荡局势。当时唐王朝和吐蕃、党项经常发生边境争夺战争，朝廷屡派使者处理边境事宜，局势紧张，动荡不安。然而诗人并未将剑拔弩张的战争场景白描出来，而是从侧面含蓄地指出时局的纷乱：使者久久未得回归，可见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局势非常不稳定；而边境处有大军驻扎，也足以想象局势的一触即发。这两句诗气象阔大，感慨深沉，不仅简洁醒目地勾勒出西北边境历年战乱的紧张局面，更饱含着诗人无限忧国伤时之情。
“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这两句从时事转入眼前：宴席上，醉客不断地向醒客敬酒；远处的江面上，晴云夹杂着雨云，也不知道天气会如何。看着人们只顾互相劝酒，诗人不免感慨万端。诗人用“醉客"来指饯行席上的醉者，同时暗喻其为浑浑噩噩、不关心国事的庸碌之辈。此处是暗用了《楚辞·渔父》屈原的诗句：“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此时此刻，有谁能够理解自己忧国伤乱的心情呢，这些忧虑只能自己慢慢地咀嚼了。
“晴云”、“雨云”也不仅仅是指天气的变幻不定，更是比喻社会局势的动荡不安，透露出诗人的无限忧虑。该句中“醉客”对“醒客”，“晴云”对“雨云”，不仅造句工整巧妙，富有音韵之美，更是运用了一语双关的修辞手法，因此显得意义丰厚。除此以外，这还是“当句对”，即不但上下旬互相对仗，而且每句当中又自为对仗。这种手法始创于杜甫，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但成熟、定型却在李商隐，他的诗歌中有大量的类似之作，如“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等，都用了这种手法。
“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末联紧扣“蜀中离席”的诗题，话题仍回到饯别。有人说这是主人留客之语，如此美好的成都生活，何忍远离。但是实则“美酒”、“卓文君”这些陈述，看似宽慰或向往美好的生活，却是反衬诗人生活漂泊，家国无依的沉重心情。同时又暗指时事堪悲，一些人却沉迷于于酒色，流连忘返，着实让人不齿。从表面看是赞美，但实际上蕴含着诗人对“醉客”的婉讽。另外，在最后一句中用上卓文君这个典故，也隐约表达了诗人希望在仕途上被重用的思想感情。
全诗看来，诗歌体现了李商隐关怀国事，忧虑时局的政治热情。诗人以矫健凄婉的笔力表达了一种深沉凝重的思想。诗歌的艺术也颇显精密，世路干戈，朋友离别是总起，下面写“干戈”而感伤时势，接着写“离群”而感伤别离，结尾却因浓重的忧时情怀而超越了个人的离群之别。全诗脉络精细，变化重重，颇具韵味。这也是李商隐极意学习杜诗的地方。
王安石曾指出，唐朝人学习杜甫而真正得到杜诗神韵的就只有李商隐一人而已。李商隐在该诗中把时事之感融人酬答唱和之中，将抒情、叙事紧紧融合在一起，气势宏大，情韵深厚，笔力雄健，结构上参差错落，富于变化。诗的风格沉郁顿挫，苍劲雄迈，与杜甫晚年的七律，如《恨别》、《登楼》、《秋兴八首》等诗很相近，而与诗人描写爱情的《无题》那种隐微幽深、凄婉动情的风格大有不同。不过，李商隐此诗，并非单纯的模拟，更有自己的特色，诗歌中融入了较多的个人身世之感。其体情之入骨，用情之深挚，是他一以贯之的风格。
诗中所写紫李黄瓜的乡村风光，与乌纱白葛道衣装束的诗人，搭配成一幅色彩清丽、情调脱俗的图画。而野寺的幽静清凉正宜于病中的诗人休息，于是诗人由此深深体悟了因病得闲的妙处，并借佛祖故事表明，此心安处是医治一切身体与灵魂创伤的良方。末二句归结到和僧侣自然而亲切的关系，以见诗人自己已经“近道”的内心境界。全诗写景有味，蕴含着更深的哲理。
诗的开头写到祖塔院去的村路景物和作者的服饰。在村路上看到紫李黄瓜的色彩和香味，作者戴着乌纱帽、穿着白葛衣，感觉凉快。《冷斋夜话》称：“哲宗间右珰陈衍：‘苏轼衬朝章者何衣？’衍对曰：‘是道衣。’”朝章是上朝穿的官服，道衣是民间有道者穿的便服，较为凉快。接下来写到了祖塔院，那是在野地里的寺庙，故称“野寺”。作者在病中，所以在寺里闭门靠枕，就入梦乡了。当时是夏天，所以开着轩窗迎风，称“风轩”；因为入梦的时间较长，所以醒来看到窗外的松阴转移了。这一联写在寺中的情景。
作者在杭州做通判，与知州共理政事，平时不可能到庙里去游息。所以说：“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因为有病，所以有闲到庙里来休息，也是不错的事情。有了病，安心就是药，不用再求药方了。佛家认为，人求安心在于自己，自己认为心安了就是，不用外求。作者更认为只要自己能安心就能治病，不用再求药方了，结尾联系虎跑泉，说和尚借给匏瓢，供他自由自在地喝泉水。
这首诗的构思，先写到寺前的路上景物，联系诗人自己的装束。次写到寺后的情景，结合诗人病中情事，再跟祖塔院的祖师慧可联系，从慧可询问安心的方法想到诗人自己的病。诗人把院僧同自己联系，归结到虎跑寺的泉水。这样的结构，容易形成一种可供后人摹仿的写诗样式。纪昀指出，苏轼这首诗“易于摹仿”，说明他的写法，按照游祖塔院的经过来写，可以供后人取法。钱钟书《宋诗选注》说，陆游除爱国诗外，还有“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纪昀讲“此种已居然剑南派”，就指这一方面的诗，苏轼这首诗正是例证。它的艺术特色，就是闲适细腻，像“因病得闲”，“歌枕客梦”，“松阴转”，“安心是药”等等都是。纪昀的批注指出，“剑南别有安身立命之地”，钱钟书又指出：“什么是诗家的生路、‘诗外’的‘工夫’呢？”“他说：‘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换句话说，要做好诗，该跟外面世界接触，不用说，该走出书本的字里行间，跳出蠹鱼蛀孔那种陷人坑。”就苏轼这首诗而言，虽然容易让后人摹仿，但它从生活中来，也是创造。后人摹仿这样的写法，这是后人的事，对苏轼来说却是他自己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