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唐代山水田园诗人王维为送别友人祖咏而写的作品。
“相逢方一笑,相送还成泣。”起句平易如话,写两人才相逢又相别了,刚高兴了一会,此时又悲伤了起来。这两句语言朴实平易但蕴含的情感又很丰富。“相逢”、“相送”、“方”、“还”传达出来去匆匆的遗憾。“还成泣”一方面表明友情是多么真挚、深厚;另一方面短暂的“笑”对“泣”又起了反衬、加强的作用。这两句真是天生的好言语。下两句亦是叙别。济州位于黄河下游,作者在《被出济州》中谓之“井邑海云深”,谪居于此,自然更生遥远之感了。他的愁入荒城,也含有不甘于这种境遇的意思。那首也是作于济州的《赠祖三咏》写道:“贫病子(指祖)既深,契阔(离散、劳苦)余不浅。”可见二人皆是天涯沦落人,因此友情就显得分外深厚了。“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这两句写到环境,仿佛一路絮谈,周围环境都未顾及,此时友人解缆离去,才注意到伫望中的这些景象。这两句使人产生时间感,“祖帐”进行了多长时间啊。这景象引起作者特别注意,自是迎合了他此时的情绪,表现出友人离去造成自己的空虚感、落寞感,而“日暮长河急”更加重了心绪的撩乱。沈德潜称“着此二语,下‘望君’句愈觉黯然。”(《唐诗别裁》)诗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望着友人离去,真是“黯然销魂”至极了。“解缆君已遥”,写船快,实则怨船快;“望君犹伫立”,一个“犹”可见他是何等执着。这类的诗句很多,只是王维这两句用两个“君”分明是谈话口吻,仿佛此时他在心里默默地与友人在交谈。
这首诗叙别情,在王维同类诗歌中,显得特别浓挚深至,而语言表达又很自然素朴,“天寒”二句的描写也似是不经意间的点染,王文濡评曰:“不设色而意自远,是画中之白描高手。”(《历代诗评注读本》)这真是“淡者屡深”(司空图语)了。
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丈夫因境遇变化或用情不专而遗弃结发之妻,在《诗经》这部汉族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中已多有反映,《卫风·氓》是一篇,《邶风·谷风》又是一篇。同样是用弃妇的口吻陈述被弃的痛苦,与《卫风·氓》相比,《邶风·谷风》中的女子在性格上不如前者决绝果断,因此在回忆往事和述说情怀时怨而不怒,并没有对负心汉进行直接的谴责,然而在艺术风格上,则更能体现被孔子称道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
从全诗的叙说来看,这位女子的丈夫原来也是贫穷的农民,只是由于婚后两人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年轻妻子的辛劳操持,才使日子慢慢好过了起来。但是这种生活状况的改善,反倒成了丈夫遗弃她的原因。这个负心汉不但不顾念患难中的糟糠之妻,相反却喜新厌旧,把她当作仇人,有意寻隙找岔,动辄拳脚相加,最后终于在迎亲再婚之日,将她赶出了家门。诗中的弃妇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如泣如诉地倾吐了心中的满腔冤屈。
这首诗在抒情方面最可注意的有以下几点:首先是选取了最能令人心碎的时刻,使用对比的手法,凸现了丈夫的无情和自己被弃的凄凉。这个时刻就是新人进门和旧人离家,对于一个用情专一、为美好生活献出了一切的女子来说,没有比这一刻更让人哀怨欲绝的了。诗由此切入,非常巧妙地抓住了反映这一出人生悲剧的最佳契机,从而为整首诗的抒情展开提供了基础。而一方面“宴尔新昏,如兄如弟”的热闹和亲密,另一方面“不远伊迩,薄送我畿”的绝情和冷淡,形成了一种高度鲜明的对比,更突出了被弃之人的无比愁苦,那种典型的哀怨气氛被渲染得十分浓烈。
其次是借用生动的比喻言事表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全诗共分六章,每章都有含蓄不尽的妙喻。如第一章入手便以大风和阴雨,来表现丈夫的经常无故发怒;以采来蔓菁萝卜的根茎被弃,来暗示他丢了根本,视宝为废。这主要用于言事。第二章则转用食荼如荠、以苦为甜,来反衬人物在见了丈夫新婚时内心的苦涩程度,远在荼菜的苦味之上。这又是主要用于表情。另如第三章的“泾以渭浊,湜湜其沚”,是用泾水因渭水流入表面变浊、其底仍清,来比喻自己尽管被丈夫指责却依然不改初衷的清白;第四章以河深舟渡、水浅泳渡,喻写以往生活不论有何困难,都能想方设法予以解决;第五章用“贾用不售”比丈夫的嫌弃、“比予于毒”喻对己的憎恶;第六章又把自己往日的辛劳比作御冬的“旨蓄”,将丈夫的虐待喻为湍急咆哮的水流。这些比喻取喻浅近,无不切合被喻情事的特征,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和表现力。
最后,作品的一唱三叹、反复吟诵,也是表现弃妇烦乱心绪和一片痴情的一大特色。从首章的“黾勉同心,不宜有怒”、“德音莫违,及尔同死”,到二章的“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从三章的“毋逝我粱,毋发我笱”,到四、五章的前后对比,再到六章的“不念昔者,伊余来塈”,在反覆的述写和表白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弃妇沉溺于往事旧情而无法自拔的复杂心理。顺着这一感情脉络的延伸展开,循环往复,人们更能接近和触摸这个古代女子的善良和多情的心,更能感受到被弃带给她的精神创痛。至于作品在二、三、六章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宴尔新昏”这样的句子,又在断续错杂的回忆和抒情中,突出和强调了丈夫背信弃义对她产生的强烈刺激,她无法忍受眼前出现的这一现实,更不能以平常之心来接受这一现实,所以反复咏之,以示铭心刻骨,难以忽忘。
由此可见,这首诗在抒写弃妇哀怨方面是很有特色的。它的出现,表明古代妇女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中,很早就处在弱者的地位,充当着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的牺牲品,她们的命运是值得同情的。尽管作品没有直接对负情男子作明确的谴责,但最初的信誓旦旦和最终的弃如脱靴,仍为此作了有力的点示,具有深刻的警世作用。
诗的前两句描绘了山村雨后溪水漫流,道路被淹没而时隐时现的迷漫景象,寓意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国家和个人的前途渺茫,杳不可知。颈联以比喻手法,含蓄深沉地表达了诗人恢复中原、振兴国家的抱负无法施展的无奈和愤激之情。尾联两句承接上联,以海鸥不惊比喻与世无争的隐士,表达了诗人隐居山林,不再以世事为怀的决心。
诗的前四句写景,点出题目。开头两句写“水”,着重写水的“乱”,以切合诗题的“野”。“迷漫”写出了水的漫无边际,“间断”则写出由于地势的高低不平,被淹没的道路时隐时现,观察是很细致的。这两句写眼前实景,是赋,也是比,暗示了由于时代狂风骤雨的侵袭,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前程茫茫,杳不可知。两句诗描绘了雨后溪流烟水迷漫的景象,从中也透露出作者的彷徨、迷惘的心情。
下面两句由溪流、行路的全景推到孤舟小船的特写镜头,写诗人的生活环境。“洲”之“孤”与“舟”之“小”,可见诗人的凄苦孤寂,气氛幽冷而低沉。这两句写景,但景中有情。
后面四句由写景转为咏怀,因为有前面四句的写景作基础,抒情便有了依据,不显得突然。这两句也是亦赋亦比,南宋末年,国势飘摇,每况愈下,诗人即使有恢复中原,振兴国家民族的宏伟抱负,也完全没有施展的可能。在黑暗的现实面前,诗人深感自己无能为力,着一“坐”字和“空”字,写出了诗人心情的绝望和愤惋。结尾两句即承接而来,在诗人一切的追求、希企都归于幻灭之时,自然逼出最后两句。以鸥鸟不惊喻与世无争的隐士,表面上恬淡闲适,似与尘世绝缘,其实这只是作者目睹国家残破而又无力回天的愤激之语。
这首诗比兴深婉,颇具特色。以雨后野水比喻国事的不可收拾,以行路间断比喻前途渺茫,以水深而济川不果比喻抱负的无法施展,若隐若现,反复缠绵,给人们的联想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全诗只字不提国势,但字里行间却洋溢着作者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焦灼以至失望愤慨的情绪,含蕴是深广的。
《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本篇有真伪之争。南宋魏了翁《鹤山渠阳经外杂抄》因篇中提到伍子胥,怀疑本篇和《悲回风》为伪作。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和清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以作品语气而致疑。清吴汝纶《评点古文辞类纂》以《怀沙》为绝笔,又因本篇文词浅显,而疑本篇非屈原所作。今人陆侃如、冯沅君、刘永济、谭介甫、胡念贻等人,也都以本篇无标题且多乱辞等原因,对本篇的作者为屈原提出疑问。然而无论如何,持此种理由的观点说服力不是很强,与持本篇作者为屈原的论点相比,显得不十分有力。因此,自然不能剥夺屈原对本篇的著作权。
《九章·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此篇是作者在临终之前回忆自己平生政治上的遭遇,作者痛惜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遭到奸人的破坏,而未能使之实现,表明了自己不得不死的苦衷,并希望用自己的一死来唤醒顷襄王的最后觉悟。全篇可分为六段。
第一段从“惜往日之曾信兮”至“身幽隐而备之”。追叙自己曾被怀王信任,自己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为楚国的富强出力,但最终因奸人进谗,遭到怀王猜忌而疏远。“惜往日”就是忆往日,痛往日,因回忆过去而哀痛也。《史记·屈原传》说屈原开始时是“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开头四句与这些是对得起来的,但接下来的话就转了。
“国富强”四句,言当时的楚国,修明法昭,上下一心,确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可好景不长,楚怀王委弃良臣,奢侈淫佚。但屈原认为楚王虽然有过失,己犹欲弼正匡辅,此意与《离骚》和《九章·抽思》二篇可以互证。
“心纯庬”四句言由于自己对楚王一片忠心,不肯把秘密泄露给其他同僚,因此引起在位同僚的嫉妒,他们向怀王进谗言,怀王从而对自己发怒、猜忌、疏远,这正是《屈原传》中“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一段的形象写照。“蔽晦君”以下六句,言那些小人蔽塞君王的聪明才智,虚饰罪状,以惑误君,又欺罔之;君王也不参验考核,究其真相,就疏远贬斥了我再不思念。
第二段从“临沅湘之玄渊兮”至“使贞臣为无由”。屈原身临湘水,决心自沉,该段写临死之前的思想斗争,更显得其就义的从容。
“临沅湘”四句,汪瑗认为“上二句是极推己之恶恶之心,不欲与谗人并生于世,盖反言以见其欲死也。下二句是明己之遭君不明,死为无益,又正言其不必死也。”(《楚辞集解》)“君无昭”四句言君王不知长短,故不能察,使芳草为薮泽所壅遏而不通;君王如此不明,忍死而无益,于是甘心死之,决不苟活。这四句是对“遂自忍而沉流”的回答。
“独鄣壅”二句谓忠臣非不欲尽力,只是由于“鄣壅而蔽隐”而不得辅佐。此所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也。
第三段从“闻百里之为虏兮”至“因缟素而哭之”。历举前世君王得贤人则兴盛与信谗言则灭亡的事情来作进一步的对比说明。其中关于介子推的事情叙之尤详,本意是还希望楚王因自己之死,悔悟而改弦更张,振兴楚国。“闻百里”六句,历举百里奚逢秦穆公,伊尹逢商汤王,吕望逢周文王,宁戚逢齐桓公之事迹,此四子,国君用之而国强。
“吴信谗”二句举伍子胥事。吴王夫差听信谗言令伍子胥自杀,伍子胥死后吴国便被越国灭亡。“封介山”四句举介子推之事。介子推追随晋文公流亡,文公复国不封介子推,介子推逃入深山;文公以火烧迫其出山,子推抱木而死,文公悔悟,追封介子推。屈原在这里以伍子胥死后而吴亡,与介子推死后晋文公幡然悔悟,因而追封介山之事作对比,暗示“存君兴国”之意。
第四段从“或忠信而死节兮”至“使谗谀而日得”,承上文言自古忠臣之死,没有不是因为君王听信谗言而造成的。
“或忠信”四句承前一段列举贤臣之例而进一步发挥。指出忠信者反而被迫死节,奸佞者反而被信之不疑,全都是因为君王不能参验考究加以鉴别,而一味听信小人谎言。“芳与泽”两句言君主如不能按实省察,则不能分别忠信与奸佞。“何芳草”四句言君既不能省察分别忠奸,则忠臣的命运就不会好了。
第五段从“自前世而嫉贤兮”至“如列宿之错置”。进一步陈明自己过去与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如排列天上的列宿那样明明白白。在自己死后,自己所受的委屈,一切都将会昭雪于天下。
“自前世”六句以美女比贤能之人,谓在怀王时代,嫉善忌能,已经是这样子的了。美好的东西被说成是丑恶的,丑恶的东西被说成是美好的,一有好的东西出现,谣言马上就会产生。
“愿陈情”四句言自己的心情与行为光明正大,如星斗罗空,必将愈来愈明白,连“陈”、“白”也都是不必要的了。司马迁曾赞扬屈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日、月、星为三光,“列宿错置”,亦即“与日月争光”。
第六段从“乘骐骥而驰骋兮”至最后为。进一步表明自己将沉江自尽,以身殉国的决心。
“乘骐骥”二句谓驾良马疾驰,却不用控制马匹的器具。
“乘氾泭”二句谓乘木筏沿流而下,却不用船桨而自恃人力。
“背法昭”二句谓背弃法昭而随心所欲地治理国家,就好比上述两种情况,与之并无差别。
“宁溘死”四句写自己赴死之因,屈原谓“恐祸殃之有再”,朱熹说“不死恐‘邦其沦丧’而辱为臣仆……箕子之忧,盖为此也。”蒋骥说:“谓国亡身虏也。”根据当时楚国屡败于秦的形势,朱、蒋二人的分析是颇有见地的。最后二句明明白白地说明了自己写完这篇诗作之后就要赴水自尽,所以可以判断这篇诗作确是屈原的绝笔。
这篇诗歌语言上最大的特色是文辞质朴率直,浅显易懂,表意十分明白流畅。比如对于楚王的谴责,在《离骚》等其他作品当中,一般比较委婉曲折,往往用“荃”、“灵脩”、“哲王”等来代替,而在此篇中,因是赴水之前的绝笔,则无所顾忌,直接责备楚王为“壅君”。此篇诗作的这种风格,在全部屈赋中是显得十分奇特的。
其次,文章结构上前后照应,诗歌以“明法昭”起,以“背法昭”结,前后呼应。林云铭《楚辞灯》说;“以明法昭起头,以背法昭结尾,中间以'无昭’两字作前后针线,此屈子将赴渊,合怀王、顷襄两朝而痛叙被放之非辜、谗谀之得志,全在法昭上决人材之进退、国势之安危。盖贞臣用则法昭明,贞臣疏则法昭废;及既废之后,愈无以参互考验而得贞谗之实,而君之蔽晦日深,虽有贞臣,必不能用,是君为壅君,国非其国也。”十分准确地说出了本篇这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