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咏物诗,以寒菊象征忠于故国决不向新朝俯首的凛然气节。诗中句句扣紧寒菊的自然物性来写,妙在这些自然物性又处处关合、暗示出诗人的情怀。“抱香”,喻指自己高洁的民族情操,“北风”,双关语,暗示北方来的蒙古统治者。全诗写得壮烈激昂,掷地有声。
“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这句主要意思百花在春光明媚的时节盛开,独有菊花挺立在凌厉的风霜之中,不与百花争妍斗艳。紧接着,诗人又写百花已经凋零,只有菊花立于疏篱旁,意趣无穷。这里的“趣”,既指菊花的傲风拒霜、独放光华的自然之趣,也是画家融入菊花形象中的高洁坚贞、真淳自得的主观之趣。诗句融入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 “此中有真意”的意趣。范成大在《范村菊谱序》里提到“以菊比君子”的说法,云: 岁华晼晚,草木变衰,乃独晔然秀发,傲睨风露,此幽人逸士之操。”范成大序文与郑思肖诗句的题旨是相同的,范文可以帮助我们领悟郑思肖诗歌意象的深刻内蕴。
后两句诗意深转一层。菊花盛开后,在枝头逐渐枯萎,花瓣并不凋谢落地,故云“枝头抱香死”。北风在南宋文学家的笔下象喻来自北方的贵族统治集团的侵扰。诗句用隐喻手法,是说宁可为坚持气节而死去,不愿屈服于蒙元统治集团,表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凛然正气,真诚地剖白了诗人自己的至死不渝的崇高民族气节。这两句诗有所本,宋代朱淑真《菊花》诗:“宁可抱香枝头老,不随黄叶舞秋风”,郑思肖略事点化,使诗的意蕴更为深化,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这首诗的重点是托物言志,不在于发挥画理,因此具有咏物诗的特征。全诗写菊花之形貌,得菊花之神理,又能超乎其上,在充分表现菊花自然属性的同时,摅写了郑思肖的爱国情操,既表现出菊花的自然美,菊画的绘画美,又表现了画家兼诗人的人格美,使菊花形象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得到和谐的统一,这首题画诗也便有了崇高的审美体验和深睿的哲理含蕴,使读者从中获得美感愉悦和生活启迪。
此诗咏汉文帝与贾谊,但与李商隐诗的着眼点不同,议论更大相径庭。李诗以小事而见大节,王诗则因大事而忽小节。王安石认为贾谊的政略,文帝基本都有采用,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官职的高低与否不重要;李商隐抱负难申,乃为贾谊悲,王安石得宋神宗宠遇,乃为贾谊喜,正是不同的遭际,才产生出不同的议论来。就诗歌艺术而言,此诗纯是议论,褒贬分明,对比强烈。
诗的前两句“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一写贾谊,一写文帝。诗中指贾谊的治国安民之方,这两句是反诘句,意为贾谊所献的“谋议”,大体上都能获得施行,所以说文帝并不轻视贾谊。以贾谊进言与文帝纳言相对照,承班固《汉书·贾谊传》中之“赞”词:“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与前人写贾谊怀才不遇之作唱反调。
后两句“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一写爵位高的“公卿”,一写君王。这两句也构成了一个反诘句,意为: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达官贵人,尽管他们的官爵职位很高,但其言论都被君王废弃了。弦外之音是贾谊比那些达官贵人更为幸运。
此诗采用两个反诘句,寓答于反问之中,以贾谊的“谋议略施行”与身居高位的达官贵人“言尽废”相对照,以文帝采纳贾谊的“谋议”,古来君王废弃众多地位显赫的达官贵人的言论相对照,突出贾谊超群的才能与汉文帝的爱惜贤才。
此诗不像李商隐的《贾生》那般讽文帝悼贾生,反而赞文帝褒贾生。这是因为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殊遇,依托他推行新法,他也就有了新的体验,认为贾谊只是遭到周勃灌婴等人的谗毁而未能如愿以偿而已。从以上的比较中不难看出,李商隐与王安石的同题诗《贾生》,虽然都是咏贾谊,但各自的着眼点不同,笔法相异,主要在于两位诗人的思想有别,他们根据各自的思想对同一人物发表独特的见解,前者欲抑先扬,以古讽今,笔锋犀利而含蓄,后者褒贬分明,对比强烈。
头陀师,为去贪爱而修苦行者。头陀十二苦行中,第七为阿兰若处,意为远离处,要求住于远离人家之处,第八为冢间坐,也即要住于坟墓之处。由于戒行的规定,加上自身的克制,头陀师总是给人远离人群、清心寡欲、清静孤寂的形象。这一位头陀却有另一种风姿:少壮从戎,军中飞马,射虎而归,足显雄姿英发;老年出家,深居秋山,却风姿不减,豪气不褪,遇有来者,便向人谈起他当年之雄豪。他的精神不仅不与头陀相悖,而是更显示了禅的精髓。佛教以为,要达到涅榘的境界,真正地得到解脱,必须有六种行法,其中之一便是精进。禅门叫勇猛精进,叫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就是说要具有一种常人不具备的勇气,释迦牟尼的雪山苦行,舍身饲虎,都是这种勇气的表现。只有具有这种精进的勇气,才能破除贪爱、排脱烦恼、悟得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