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吊古伤今、借景抒怀的词作。大约作于诗人抗清失败、削发为僧之后。
唐末的黄巢,曾率领义军转战南北,先后渡过长江、黄河、湘江、北江等许多江河。黄巢矶当是他曾经渡过的一个险渡,故得此名。但是由于黄巢一生中经过的险渡很多,故现在已难以知道“黄巢矶”究在何处。黄巢,在封建时代中,当然是一个“逆贼”,而“黄巢矶”也就成为一个恶名。古人重名,所以当他们路经一些有“恶名”的地方时,往往会表示憎恶。传说“县名胜母而曾子不入,邑号朝歌而墨子回车”(《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对这种地方连经过都不愿意,更不用说作诗吟咏了。“黄巢矶”这样一个地方,谁愿意为它而动吟兴呢?然而世上本有非常之人,能作非常之诗,金堡就是一位非常之词人!他曾积极参加抗清斗争,后在南明永历政权中受党人倾轧,谪戍清浪卫。桂林失陷,遂绝世事,削发为僧,法名今释,号澹归。他坚持气节决不向清统治者屈服,实乃一位身披袈裟的奇士。当他路经黄巢矶时,其反映就不同流俗了。在他看来,此矶既是自然界的天险,又是历史上的古战场,面对着江中兼天的激浪和江边高耸的绝壁,思念起古代曾在此地叱咤风云的豪杰,不由得热血沸腾,奇情壮思奔涌而出。“激浪输风”、“滩声战、冰霜竞冷,雷霆失壮”,大风狂浪,挟带着愤怒的感情和不屈的斗志,这究竟是江面上的壮观,还是心海中的波澜呢?“鹿角声头”用杜诗“鹿角真走险,声头如跋胡”(《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之意,指山势险峻。“龙蟠虎踞”乃用诸葛亮语,指地形雄奇。如此险要之地,竟然说是“休地险”、“无天相”,意谓若无天时,则地险实不足恃。这是否指明代的江山终于亡于异族之手,虽有天险也无济于事呢?我们不能肯定,但诗人心头的愤懑之意却是可以感受到的。正因如此,诗人对天发问:把此地唤作“黄巢矶”,是真实还是诽谤?
下片由怀古转入抒情。风雨难止,江海相激,这种波谲云诡、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正是世事沧桑的象征。对于诗人这种曾经沧海的人来说,世事沧桑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纵然面对大风巨浪,又何足道哉!更何足惧哉!据说黄巢兵败之后,避难隐居于雪窦寺为僧,曾作诗云:“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危阑看落晖。”(原载陶谷《五代乱纪》)其实此诗是后人据元稹的《智度师》诗二首改写而成以嫁名于黄巢的,但是流传很广,词人也以之为黄巢诗。“铁衣着尽着僧衣”,这与他本人的经历是何等相似!“堪相傍”,这是说堪与“黄巢矶”相傍,还是说堪与黄巢相傍呢?这两种解读其实是一样的,因为这反正与黄巢这个人物有关。读到这里,我们才能给上片末句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诗人对黄巢是持肯定态度的,所以在他看来,把这个雄伟奇险的江矶称作黄巢矶,实在是名符其实的,这并不是诽谤。这种写法不但做到了前后的呼应,而且把当时不宜直接说出的意思蕴含在字里行间,相当巧妙。
最后,此词题作“大风泊黄巢矶下”,意即因大风不能行舟而停泊于此。首句中“偏绝分、乘风破浪”即从侧面写出此意;“绝分”,犹无缘。然而这显然又有人生壮志不得实现一层意思在内,而这与下片中故作淡泊,似乎已忘却乘风破浪之志的表白互为表里。这样,题目自身的本意与所寓之深层意蕴融合无痕,这也是我们读此词时应该注意的。
登高望远,饮酒赋诗,是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之所好。胸中垒块、喜怒哀乐,遐思迩想之后,往往与眼前景物合而为一,物我两忘,从而进入一个奇妙的境界。只不过古代诗人所表达的感情多悲戚、哀愁、失落,少欢欣、感奋、快意。谢灵运仕途失意,初春登池上楼,对“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美景情有独钟,退而凝思,却发出“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的感喟,很有些顾影自怜的味道。李白最倾心的诗人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非常有名,他对“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的佳境赞叹有加,但联想到自己的遭遇,故乡之思油然而生,于是有了“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的伤悼。陈子昂登幽州台,满目萧然,一片苍茫,怀才不遇之怨溢于言表;杜甫长年飘泊,老病孤愁,登高的感想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李白登凤凰台,江流历史皆讽以朝政;崔颢上黄鹤楼,眼前所见全化为乡愁。李后主是亡国之君,他“无言独上西楼”,形影相吊,凡触目者,都可伤心;王安石乃改革之士,“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盈怀者,惟有忧国忧民之情。张继一生并无太多坎坷,但由于时代、社会等原因,他登高时也难越伤感哀愁之壑。
张继擅长写景,常寓诚挚的感情于生动的写景之中,雪霁登楼,其情与景、意与象在他的笔下实现了完美结合,达到了浑然莫辨的境界。
云开雪霁之时,诗人登上古郡城楼,近观远眺,玉砌银妆,洁白、秀美、静谧,仿佛置身于仙境一般,心灵因之净化,愉悦非常。但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的郢楚游子避难而到吴越之郡,欣喜之余,却有特别的感悟:不远处的卧龙山上,有春秋越大夫文种的坟茔,想当年,他为越国复兴立下了汗马功劳,到头来却被勾践赐剑自杀;远眺处,夏禹陵墓之前,分明积雪聚玉,洁美无比,这位治水有功,后东巡狩至会稽而卒的古贤得到了人民的爱戴与尊敬。换一个方位看,西施浣纱的水滨似有素绢白纱在眼前晃动,只可惜这位受命于国难之时的绝代佳人香销玉殒之后,还遭世人非议责难。诗人缘情写景,已入有我之境,感情极为复杂难状,集赞叹、仰慕、惋惜于一墨,进而对安史之乱后避难江南的颠沛生活忧恐不已,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日渐衰微的唐王朝有所影射。所以,向晚时分,倍觉清冷,只好放下窗帘,无心再去欣赏那落日余辉下的“红装素裹”之景;这时红日渐隐,卧龙山的风光与镜湖的景色尚清晰可辨,令诗人悲欣交集。可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首联为“起”,景色秀美怡人,即使落魄避难之人,也不可能视而不见;颔联是“伏”,悼古伤今,赞叹兼之;颈联再一“伏”,直面现实,感情似已跌入低谷;尾联略一“起”,照应首联,有“微明”,见“清映”,多少给人一些慰藉。是情是景,确已浑然莫辨。
《促织》是按事物发展的自然顺序记叙的,情节曲折多变,故事完整。本篇小说从总体看是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部分记叙的。在本文之后又加上“异史氏曰”的一段作者评论。《聊斋志异》在小说后面常有作者对所写的人和事作出的评价,是作品的附带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故事的起因。
故事的背景:祸患起于宫廷,为满足宫中斗蟋蟀之乐而“岁征民间”,一头促织会带来“辄倾数家之产”的后果。围绕着征集促织,充分地表现了官府的贪鄙,“游侠儿”的居奇,里胥的刁猾。故事背景的简要交代为全文作了铺垫。
第二部分(第2段),故事的开端:写成名因缴不上促织而遭受的痛苦。
本段先点明成名充“里正”是受里胥的陷害,以至家业败落,“薄产累尽”。面对征促织,他既“不敢敛户口”,又“无所赔偿”,形势逼迫下,只好自行捕捉,又无所得,苦受杖刑,只有“转侧床头,惟思自尽”。这部分概写故事发端,点出成名因“征促织”而遭受的苦难,同时表现出他“迂讷”、忠厚的性格。
第三部分(第3、4段),故事的发展:写求卜得虫为成名一家带来解脱苦难的希望。
“求神问卜”是在无望中寻求生路。“能以神卜”的女巫竟有“道人意中事,无毫发爽”的灵验,引出成妻问卜,由此推动情节的发展。问卜得图为再度捕捉促织提供了线索。
成名得画,按图苦搜,终获佳品,“留待期限,以塞官责”,解脱苦难有了希望,至此第一层波澜趋向平息。
第四部分(第5至第7段),故事的高潮:写成名得虫、失虫和再得异虫(成子化虫)。
“失虫”是又一新的波澜。获虫的喜悦和对虫的珍爱,为成子的误毙促织作了衬笔。“儿惧”,母亲的惊恐,说明事关身家性命,而“死期至矣”一语,暗扣后文的“得其尸于井”。
从失促织到失爱子是情节的深入发展,加强了故事的悲剧色彩。成子投井自杀的悲剧,其原因不过是毙一蟋蟀,这充分反映了官府贪暴给百姓带来的苦难之深。行文至此,着意写出成名夫妇的感情变化:由惊怖(“如被冰雪”)到“怒索儿”,得尸于井又“化怒为悲,抢呼民绝”,然后又转入深深的忧虑(“相对默然,不复聊赖”)。这惊、怒、悲、忧的一系列感情变化,更增强了悲剧气氛。待发现爱子“气息然”,又陷入更深的焦虑。“忽闻门外虫鸣”是情节的又一转折,出人意外,追寻之下得小蟋蟀。在此写了小蟋蟀的形状:短小,黑赤色……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写了它动作的迅捷、飘忽;又写了“壁上小虫忽跃落襟袖间”,对成名似乎有感情,以此表示促织的异乎寻常,暗与成子化身促织相呼应。
小说接着细写小促织斗胜强敌“蟹壳青”与鸡口脱险,显示了小促织的超凡本事,故事达到了高潮。
小说以夸张手法与细节描写来显示促织的才能。写促织的善斗,采用了衬托与对比的手法。“蟹壳青”的斗无不胜、“庞然修伟”,与成名的促织“伏不动,蠢若木鸡”形成对比,给人造成一种小虫怯懦无能的印象,加强了紧张气氛。然后情况一变,小虫“暴怒,直奔”,“腾击”“跃起,张尾伸须,直龁敌领”这一系列动作展示了小促织的勇敢善斗,少年从“笑”到“骇”的表现又从侧面作了渲染。然而在这时,又掀起波澜:鸡的出现和“径进以啄”,形成极其危急的情势,而小虫以其机敏出人意料地将鸡制伏,进一步以夸张笔法显示了促织的神奇本领。
第五部分(第8段),故事的结局:成名因祸得福。
成名献促织,宫中试斗进一步展示了小虫非凡的才能(不只善斗,且能闻乐起舞),成名因得厚赏而巨富。成子复苏之后“自言身化促织”的交代点明了神异促织的来历,增强了故事的曲折性与神奇色彩,同时也更加深了故事的悲剧性。在官府逼迫之下,成子自杀后还要魂化促织以供玩赏,方能解脱一家的苦难,这就更加表现出所受迫害之深,对荒淫残暴的封建统治者是一个有力的抨击。这一喜剧结尾寄托了作者的美好愿望。
第六部分(第9段),作者的评语。
“异史氏曰”的一段文字是蒲松龄对故事所作的评论,这也是笔记小说常用的一种形式,通过评语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段评论主要有三点:第一,从官贪吏虐追溯到天子宫廷,指出“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寄讽谏之旨;第二,就成名的一贫一富说明是“天将酬长厚者”,反映了“善恶有报”的宿命论思想;第三,针对抚臣、令尹蒙受促织“恩荫”,证实“一人飞升,仙及鸡犬”的说法,生动地表明封建官僚的升迁发迹是建立在百姓苦难之上的,在此作者抒发了愤懑不平之感。
这篇文章以扬为抑,褒中有贬,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文章条理清晰,措辞委婉,情感恳切坦诚,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
此文大致可分为五段。第一段是交代写作缘起。宋神宗赵顼是一个有志图强的年轻皇帝,公元1067年即位。即位时只有二十岁,出于谋求富国强兵、改变“本朝”积弊的迫切愿望,他即位第二年便召见王安石进京议对。此时王安石已近“知天命”之年,其经历、见识很不一般。他从少年时起即胸有“轩冕”之志,曾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出仕前又跟随宦游四方的父亲到过岭南、江苏的不少地方,对于下情已有所体恤。中经丁忧,二十一岁人京应礼部试,首试即中,以第四名的好成绩登杨真榜进士。王安石由于个性拗强,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素有“矫世变俗之志”,名播朝野。神宗早在东宫时已闻王安石大名,继位后,对这位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提出“改易更革”主张的王安石十分倚重。这次把他由江宁召回京都,就是向他咨询北宋百年来没出大乱子的问题,要他当面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面对皇上,口头回答这么重大的问题,难无惶恐,加之时间紧迫,未敢迁延,来不及详对,即告辞返回。事后,他又觉得不符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理,遂写了这篇《札子》,进一步申述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实行变法的实际需要和理论依据。神宗激赏此文,次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变革遂张。此文可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第二段是对“本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至仁、英二宗的一一称颂,从而作出“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初步答案。既然是百年的事,自然以前几任皇帝都得提到。宋太祖因是开国之君且较有作为,所以说得较多,其余太宗、真宗、英宗都是一句带过,唯独对宋仁宗所论最详。这倒不是仁宗特别英明,而是因为他在位时间长,而暴露出的问题最多,后遗症亦最‘大,所以必须加以详尽分析。
第三段,作者以“从官”的身分极言仁宗的所谓政绩美德,称颂他“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王安石认为仁宗当皇帝时,对上尊崇天意,对下兼听众议,宽仁恭俭,做得自然而又始终如一。尤可贵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审理案件力求给犯人留一条活路,而对于官吏扰民深恶痛绝。对外不忍兴师动众,对内赏罚合理,不信谗言,处处依法办事。皇帝给监察机关带了个好头,所以各级官吏不敢擅自发号施令。也不敢做伤害百姓的事。自西夏归顺宋朝后,再没有发生较大的边境民族叛变之事。这样边民可免遭战乱之灾,内地民众亦可安居乐业。皇亲国戚不敢触犯法令,他们立身行事有的比百姓还谨慎,这是刑法公道所收到的成效。上百万军队是稳定的,一旦有贪污盗窃的人,很快便被揭露,至于在灾荒之年趁火打劫的人,会立即被破获,而皇帝身边的人也不敢擅作威福,索取贿赂。奸佞贪婪者偶被录用,但不能长久。各级官吏的任命提升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无遗珠之憾,这是任人唯贤和依靠法制的结果。由于深得人心,所以在仁宗皇帝去世时,人们就像死了亲生父母一样悲痛万分。
第四段篇幅比上段略短,却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也是作者的醉翁之意之所在。头一句开门见山,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可谓深中腠理。这些弊病分别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皇帝朝夕共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妇女,临朝理事,又不外是一些琐碎之务,远不如那些有作为的国君,能同士大夫一起研讨先王的治国之法,从而在全国加以推行。二是对于事物不分名与实,一切听凭自然而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虽任用了贤人,但小人也占据一定职位;正确的言论皇帝不是不听。但错误的主张也时时被采纳。三是没能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以诗赋和背诵古书的办法取士,论资排辈、按科名资历任用官吏,而没能采取必要的考核措施。四是监察机关(监司)没有称职的官员,边将不是由军队中有指挥经验的人担任,而是任命一些并无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的人充当。五是官吏调动频繁难以考核其政绩,而“游谈之众”便以假乱真,贤人反被埋没;靠私交、“走后门”扩充自己声望的人,大都成了高官;不靠后台、对公事尽职尽责的人,有时反被打击排挤,故而上下偷懒,一味取悦于人;贤人有职无权,才能得不到发挥,实等同于庸人。六是沉重的徭役造成农民破产,而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兴办整修农田水利等等。七是边防部队没有进行训练整顿,其中多有疲惫衰老者;内地驻军全是兵痞无赖,没能改变五代以来在养兵问题上笼络迁就的坏风气。八是对于皇族成员不曾经过严格教育和选拔,竟然委以重任,这不符合先王奖优罚劣的用人原则。九是朝廷对于理财,大都没有恰当的办法,所以尽管皇帝本人很节俭而百姓并不富裕,皇帝对国事百般操劳而国家却不强盛;幸而没有外患,也没遇到特大天灾,所以一百多年来没有出乱子。十是虽说事在人为,但“本朝”的创建和存在却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显然,以上十条,没有一条不是对北宋朝廷的严厉批评。遗憾的是后世读者曾对王安石的这一苦心孤诣产生了误解,认为“虽日人事……此其所以获天助”之说,是对北宋的歌功颂德,把功劳归于皇帝和上天,表现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实则相反,这是王安石改革主张彻底性的实际表现。因为这十条的寓意在于北宋王朝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靠上天帮助的偶然性得以维持,如不改革,绝无出路。《宋史》本传载:神宗诏问“为治所先”,王安石对日“择术为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宋以来因循守旧的现行治术,而主张必须择取和制订足以对付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新的治国方案。
第五段指出“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对宋神宗的吹捧。鉴于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有作为的大臣的满腹牢骚,也只能是委婉地、甚至是违心地加以表述。这一段话虽不多,但分量很重,它无异于警告赵顼说:天助是靠不住的,人事也不可有始无终,即使你对这些话很忌讳,因此而怪罪我,我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从而忠告你必须重新选择(择术为先)有助于变法图强的“人事”。成败在此一举,你如听取劝告,留心国事,实施变法,这便是天下人的一大福份!王安石的这些话中之话何等尖锐,哪里有什么美化和吹捧的意味!
特点一:本文组织严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论述明白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特点二: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语言表达上谦恭委婉。如一、五段,极尽臣子之礼。表述思路上以颂扬为铺垫,寓贬于褒、以扬为抑。如二、三、四段。由此,王安石剖析了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特点三:在语言方面,本文很好地运用了对偶、排比等手法,使字句音节铿锵,为文章生色不少。
《桃花行》是继《葬花吟》之后,黛玉的又一首顾”花“自怜的抒情诗。书中说,“宝玉看了,并不称赞,却滚下泪来,便知出自黛玉”,宝琴让他猜是谁做的,宝玉一猜就中:“自然是潇湘子稿。”宝琴开玩笑地骗他说是自己作的,宝玉不信,“这声调口气,迥乎不像蘅芜之体。”宝琴又用杜工部诗风格多样来证明宝琴也可以写出这样的诗,宝玉笑道:“固然如此说,但我知道姐姐断不许妹妹有此伤悼语句,妹妹虽有此才,是断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 (以上《红楼梦》中的原文在各版本中语句可能会有所出入)。
《桃花行》确实充满了哀音,宝玉并不称赞,是因为领会了这“哀音”,再也说不出称赞的话了。这首诗出现在第七十回,已经离荣府败亡和黛玉夭折不远了。“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就是明显的预言。只待“一声杜宇春归尽”,群芳都将以不同的方式憔悴,而最早凋零的就是黛玉。
黛玉寄住在贾府,“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她这样一个具有叛逆思想的人,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会感到极大伤悲痛苦和压抑。《桃花行》一诗,以深沉的感情,形象的语言,表达了林黛玉内心的忧伤、痛苦。通过以灿烂鲜艳的桃花与寂寞孤单的人的反复的多方面的对比、烘托,而塑造了一个满怀忧虑、怨恨而又无力自拔的贵族少女的自我形象。林黛玉以花自喻,抒发了内心深底的无限感慨。“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是她自我的哭诉与写照。宝玉与黛玉有共同的叛逆思想基础,所以宝玉一看就知道“自然是潇湘妃子的稿子了”。诗中表现了黛玉的苦闷,一是由于她过着令人窒息的生活,感到了未来的不幸,发出了哀音;另一方面,是她思想矛盾的反映,她要冲破束缚,又没有力量撕破罗网,因而产生了一种无可奈何的苦闷和忧郁,让人给予她无限的同情。
《桃花行》与《葬花吟》、《秋窗风雨夕》的基本格调是一致的,在不同程度上都含有“诗谶”的成分。《葬花吟》既是宝黛悲剧的总的象征,广义地看又不妨当作“是大观园诸艳之归源小引”(第二十七回脂批)。《秋窗风雨夕》隐示宝黛诀别后,黛玉“枉自嗟呀”的情景。《桃花行》则专为命薄如桃花的林黛玉的夭亡预作象征性的写照。作者描写宝玉读这首诗的感受说:“宝玉看了,并不称赞,却滚下泪来,便知出自黛玉。”并且借对话点出这是“哀音”。不过,作者是很含蓄而有分寸的,他只把这种象征或暗示写到隐约可感觉到的程度,并不把全诗句句都写成预言,否则,不但违反现实生活的真实,在艺术上也就不可取了。
这首桃花诗可以分为三段,开头十句为第一段。诗歌的开头即展现出一幅“帘外桃花帘内人”的对比鲜明的生活画面。帘外春风软吹(柔和的吹),桃花盛开,帘人内却是“晨妆懒”,“比桃花瘦”,有着无限的愁苦。“人与桃花隔不远”,更显出这一对比的强烈,突出了帘内人儿的惨苦。帘外桃花帘内人,仅只一帘之隔,隔帘春天的消息已被春风吹透,而帘内却没有丝毫春天的气息;春风、桃花亦不是无情物,“东风有意揭帘栊”,花亦“欲窥人”,但帘偏就“不卷”,于是,帘便成了一种象征,一种阻隔帘内人享受春之幸福温馨势力的象征。“东风有意揭帘栊,花欲窥人帘不卷”,透过诗句,不难感受到作者对于自由幸福的新生活的向往,对于阻碍她追求自由幸福的封建正统势力的抗议。诗中的花与人是在对比中出现的,但是,在感情形态上,花与人却又存在着联系的纽带。“花解怜人花亦愁”,是说花如果懂得怜悯人的话(花若有情),花也要为人发愁。这就为后文花人交融作了感情上的铺垫。
在花与人的强烈对比中,可以看到了一个孤独伤感的观花人形象。观花人即是帘内人,她是在桃花盛开、一片春色的烘托下凸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里诗对环境的渲染,已由远及近,写到了院落庭前。帘外处处是春色,令帘内人触景伤情。在落日斜照里,凭栏而立的观花人就是一袭剪影,伶俜孑立,格外孤独。诗歌用重笔表现了观花人的伤悲:“凭栏人向东风泣,茜裙偷傍桃花立”,形神兼备,既写出了观花人可怜且可叹的形体之态,更见出观花人的神伤。接下来四句,是观花人眼中的景物,它们是对观花人神伤有力的反衬。花红叶碧,生机勃勃,千树万树盛开的桃花,如烟似雾,笼罩了一切,映红了阁楼照亮了墙壁,花红得那么热烈,在观花人眼中,自然是值得羡慕的,然而此时此刻,却又令人如此神伤。前有“凭栏人向东风泣”之句,泪眼看花,自然是红得一片模糊。诗句中“红模糊”三字,既是花红繁盛的形容,也是人精神恍惚,泪眼观物造成的印象,最是含蓄,也最是传神,深婉的表现了观花人的忧伤悲苦。
完成由花人相映到花人交融的过程,写出帘内人向花寻求慰藉、解脱的感情流程,以及对于这种愿望最终仍难免要落空的痛苦心情。在这一段中先垫上一句:“天机烧破鸳鸯锦”,将两段有机地联系起来。“天机烧破鸳鸯锦”即“烧破天机鸳鸯锦”之意。天机,为天上织女的织机。烧,极为形象地写出盛开桃花之红,花红似火。这还是上一段“雾裹烟封一万株,烘楼照壁红模糊”的意境。与花红热烈成鲜明反照的是人的情懒意怠。诗中时间的流程也是值得读者留意的。诗的开头写到帘内人“晨妆懒”,还是早晨。诗的中间写到“斜日栏杆人自凭”,已是时过中午,日已偏斜。这里写到侍女送水来,接着后文又写到“花飞人倦易黄昏”,这已是黄昏时刻了。诗从时间流程上也反映了人物阴郁缠绵的心境。处于这种心境的人自然是“见花溅泪,见月伤怀”,任何一件事都可能触发她那忧伤的情怀的。诗从洗脸这一生活细节上又展开了描写。处在特有心境的人,从洗脸的泉水倒映中看到自己脸上残存的胭脂,便展开了联想,“胭脂鲜艳何相类”,把胭脂、花的颜色、人之泪三者巧妙的扭合在一起,人之泪之所以能和红色的事物联结在一起,当然存在着某种联系。不是说这泪真是红色的,但在愁人的感情世界中,这泪也不是一般的泪,是泣血的泪。至此,作者就把自己的命运与桃花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了,达到了花人交融的境界。但是,正如俗话所说,桃花命薄。这也就是说,人与桃花都不会有好的命运,而作者是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她尽管说“泪自长流花自媚”,花在眼前尽管还是明媚媚人的,但到春尽之时,泪流干了,花也就憔悴了。这就是“泪干春尽花憔悴”的意思。同病相怜,“憔悴花遮憔悴人”,然而,黄昏无情,结局必然就是“花飞人倦”,“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诗的结尾四句已纯是“哀音”了。黛玉寓情于景,杜宇悲鸣,春已归尽,花也谢去,人去楼空,帘栊寂寞,空余月痕,这是一个注满黛玉悲伤情思意绪的悲凉凄楚的意境。这样的一个结尾隐喻了黛玉夭亡的悲惨结局,这样的“伤悼之句”就连那“尘世浊玉”的宝玉看了都要“滚下泪来”,便是读者看了,也是要深受其悲切情怀的强烈感染的。
《桃花行》是一首触景生情的诗歌,全诗情境融洽,构思奇巧,对比鲜明,使诗的形象鲜明,感情浓郁,语言清爽,语势流畅,读来如行云流水,体味一下,却又感柔肠百转,感人至深。在《桃花行》里表达的情感,属于黛玉自己的情感要远比《葬花词》要来得浓,来得重。《桃花行》之所以有这么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在它的形象中,始终活跃着一个灵魂,这就是黛玉的个性。黛玉见月落泪,对月感怀,正是“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刘勰《文心雕龙》)的表现。她在封建势力的重压下寄人篱下,浸泡于悲与愁的泪水之中,对于爱情理想愈来愈信心不足,对自己的命运前途感到愈来愈难把握,面对大好的春光与盛开的桃花便触发了她的心事,如此的情与景会,意与象通,于是在桃花身上,便寄托了要冲破牢笼享受春光的向往,也凝结了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造成的深重的忧伤痛哀,表现了强烈的个性色彩。也正是这个原因,宝玉一看,便知是黛玉之作,尽管有人故意自充作者,也丝毫动摇不了他的判断。他说的好,其“声调口气”都是林妹妹的,也是因为林妹妹“曾经离丧”,故能作此“哀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