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的写上阙春日游摩诃池所见,表现出一派上下安于逸乐,毫不以国难为念的局面;下阙表达词人惆怅年华渐老,功名梦断,只能茫茫然地随众人沉醉于安乐的满腔郁闷。全篇情景交融、含蓄深沉,富有感染力。
上阙首句以“追游”二字总括,下文铺展开来。词中点染出诱人的美景,暗示春光对游人的召唤。词中又描绘了锦城士人“金鞍争道,香车飞盖”的那种近乎疯狂的游春热潮。五彩缤纷,笑语喧闹,作者的笔下有声有色,写来相当传神。
下阙笔锋陡转,在欢乐的游春人群中出现了一位独自向隅满怀愁绪的特殊游客,这就是词中的抒情主人公——作者陆游自己。他一方面叹老,由于“年华暗换”、“雨收云散”,心境已自不同,面对繁华热闹的场景,他的脑子里却充满了摒除丝竹、收拾铅华之类的反向叫思维。另一方面是思乡,由于愁绪满怀,他眼中的春景也失去了光彩,只不过是一片“乱山孤垒”,几座“危楼飞观”而已。作者抒写自己的愁绪,用笔很是别致,尤其是“镜奁掩月,钗梁拆凤,秦筝斜雁”三句,把美好的东西涂成灰暗的色调,饶奁无光,风钗散落,筝柱歪斜着闲列两旁。这是以物喻人,而且达到了深入内心的程度。结尾处,以漫天飞舞的杨花比喻愁苦,很像北宋词人“贺梅子”笔下的“一川烟草,满城风絮”,而陆游却是把自己的愁绪混和入于其中,使之充塞于天地之间。
全篇运用以乐景衬衷情的方法结构成章。上片,极写成都名胜摩诃池暮春景色之明媚多彩及士女游乐之狂荡奢靡。冶游者中,自然有诗人的身影,但他似乎别有心事。“看金鞍争道”云云,一个“看”字,暗含冷眼旁观之意。换头处忽以“惆怅年华暗换”一句跌出铺叙春游景象的本意:美好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逝,而自己却一事无成,“身在天涯”,流宕无归!“镜奁掩月…”的男女旧欢之丧失,只是一个陪衬,“乱山孤垒,危楼飞观”的身世家国之悲才是抒情的主线。篇末“叹春来只有,杨花和恨,向东风满”,融情人景,以飘零的杨花自喻身世,更是凄恻感人。
诗人于奉旨使金,被羁不归。后在北方安了家,做了大官,但是,身在金邦心在宋,内心并没有忘却故国。最后还由于他暗中策划南归,事情败露,与全家一起被杀。因此,在他生前,思念故国之情经常流露在笔端。此诗以三月塞北刚吹起春风,而江南已水绿花落,寓诗人对江南春色的眷恋。
“北洹春事休嗟晚,三月尚寒花信风”,按日历看,阴历三月已经到了暮春的季节。在江南,春耕的工作早已干得热火朝天。但这里,北方洹水带,黄土地上,现在才开始春耕。别看是三月了,但春寒仍浓,只不过偶而从南方吹来几阵报信的春风罢了。这里根本不能同春意盎然的江南相比。
“遥忆东吴此时节,满江鸭绿弄残红”,在诗人思潮起伏的脑海里,只能凭着向往,凭着回忆描绘出江南此时的春景。风和日丽,满江清澈的流水。两岸的桃花已谢,落下的花瓣飘流在水面。水面上游过来一群鸭子,它们一面嬉戏,一面追逐流动的花瓣,嘎嘎的声音热闹非凡。后二句诗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北宋灭亡后,南宋高宗起初以扬州为行在,后又定都杭州,称临安。诗中“东吴”语,双管齐下,兼寓思乡和思君之情,言外之旨甚明。
此诗描述南北气候的悬殊,留露出对故国江南的怀念。作者在两宋之交风雨与摇之际慨然请命使金,继为金人所用,终为金人杀害,其生平经历和思想感情确实很复杂,也很难三言两语说清。“诗画心声”,其难以言状的微妙心态跃然纸上。
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诗人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之所以要放任,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等于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中唱道:“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说的正是杜甫。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的主语是寡妇。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吴郎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吴郎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却不该还要插上篱笆。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后一句诗,好像扯得太远,好像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读者正是要从这种地方看出诗人的“苦用心”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尤其值得重视。诗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很有特点。首先是现身说法,用诗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用颠扑不破的道理来点醒对方,最后还用诗人自己的眼泪来感动对方,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说教,措词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像“不为”、“只缘”、“已诉”、“正思”,以及“即”、“便”、“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
清人卢德水说:“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导吴郎,又回护吴郎。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音蔼如也”(《读杜私言》)。全诗正是在这种委婉曲折的夹叙夹议中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诗作表达了杜甫对穷困人民的深切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