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四句写高山大海也会变化,人不论多么长寿,也会死。在亘古以来的时空中,一切都不是永恒不变的。五至八句言借酒销愁。九至十二句写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之愤懑。诗人认为当世没有平原君那样的贤主,只好买丝绣成平原君的像,洒酒祭奠他。最后四句言人生易老,既然不遇明主,索性及时行乐吧。一个普通的意思,在李贺的笔下,竟有这么多奇思妙想。
诗题“浩歌”语本《楚辞·九歌·少司命》,即长歌、大声唱歌、纵情放歌之类。一般说来,写作这样的诗宜从叙事写景入手。但诗人不屑于蹈袭故常,偏从虚处落笔,一开始就把想象的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幻象纷呈,雄奇诡谲,却又把沧海桑田的“意”婉曲而又鲜明地表达出来了。宋人刘辰翁评这首诗说:“从‘南风’一句便不可及,佚荡宛转,真侠少年之度。”(引自姚佺《昌谷集注解定本》)诗人用豪放的笔触,雄奇的景象,抒发自己凄伤的情怀,真是既“佚荡”,又“宛转”,字里行间充溢着一种惊世骇俗的英气,所谓“侠少年之度”,指的就是这种非凡的气度。
三、四两句,一写仙界,一写尘世。传说王母种的桃树,“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生实”。彭祖和巫咸则是世间寿命最长的人。当王母的桃树开花千遍的时候,彭祖和巫咸也不知死了多少次了。两相比照,见出生命的短促。长寿的彭祖和巫咸尚且不能久留人世,何况寻常之辈。这里有两个对比:一是把仙人与凡人相比,一是把凡人中的长寿者与普通人相比。前者见于字面,后者意在言外。这样层层比照、烘托,“人生几何”的命意更加显豁。
五至八句写春游时的情景,用的是反衬手法。先着力烘托春游的盛况。“青毛”句写马。马的毛色青白相同,构成钱形花纹的名叫“连钱骢”,是为名贵之马。骑在这样的马上,饱览四周的景色,真是惬意极了。初春的杨柳笼含淡淡的烟霭。眼前的一切是那么柔美,那么逗人遐想。后来大家下马休憩,纵酒放歌,欢快之至。而当歌女手捧金杯前来殷勤劝酒的时候,诗人却沉浸在冥思苦想之中了。他想到春光易老,自己的青春年华也将逝如流水。“神血未凝身问谁”描述的正是这样一种意绪。
接着诗歌又由抑转扬,借古讽今,指摘时弊,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丁都护”或者像王琦所说,实有其人,并且是这次郊游宴乐的参与者(见《李长吉歌诗汇解》);或者当时有“丁都护嗜酒”的传说,诗人借以表达劝戒之意。“不须浪饮丁都护”,既是劝人,也是戒己,意思是不要因为自己怀才不遇就浪饮求醉,而应当面向现实,认识到世道沦落,英雄不受重用乃势所必然,不足为怪。诗人愈是这样自宽自慰,愤激之情就愈显得浓烈深沉。“世上”句中“无主”的“主”,影射人主,亦即当时的皇帝,以发泄对朝政的不满。“买丝”云云,与其说是敬慕和怀念平原君,毋宁说是抨击昏庸无道、埋没人才的当权者。表面写“爱”,实际写“恨”,恨自己没有机会施展才能和抱负,以致虚掷了黄金般的青春年华。
结束四句的内容与前面各个部分都有联系,具有一定的概括性。“玉蟾蜍”是古代的一种漏壶。铜壶滴漏,声音幽细,用“咽”字来表现它,十分准确。另外,诗人感时伤遇,悲抑万端,这种内在的思想感情也借助“咽”字曲曲传出,更是传神。“此处通过具体的形象,揭示了“红颜易老”的无情规律。末二句急转直下,表示要及时行乐。“羞见秋眉换新绿”有两层意思:一是不要辜负眼前这位侑酒歌女的深情厚意;二是不愿让自己的青春年华白白流逝。既然世上没有像平原君那样识才爱士的贤哲,就不必作建功立业的非非之想。面对歌女、美酒、宝马、娇春,就纵情开怀畅饮吧。一个年方二十的男儿,正值风华正茂之时,不能这般局促偃蹇。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是从愤世嫉俗的感情派生出来的,是对黑暗现实发出的悲愤控诉。
这首畅叙胸臆的诗篇,造语奇,造境也奇,使人感到耳目一新。诗人骑马踏青,面对大好的春光,本应产生舒适欢畅的感受。但偏偏就在此时,一种与外界景物格格不入的忧伤情绪像云雾般在心头冉冉升起。这种把欢乐和哀怨、明丽和幽冷等等矛盾着的因素糅合起来的现象,在李贺的诗歌里是屡见不鲜的,它使诗歌更具有神奇的魅力。此诗在结构上完全摆脱了由物起兴、以事牵情的程式。它先写“兴”,写由景物引起的神奇幻象。接着写春游,色彩秾艳,气韵沉酣,与前面的幻觉境界迥然不同,但又是产生那种幻觉的物质基础。诗人故意颠倒它们的先后次序,造成悲抑的气氛和起落的形势。
后面从“神血”句起都是抒发身世之悲的笔墨。它们与开头相适应,有力地表达了悲愤的情怀。全诗活而不乱,粘而不滞,行文的回环曲折与感情的起落变化相适应,迷离浑化,达到了艺术上完美的统一。
这首诗作于公元750年(天宝九年)。当时,诗人供职于高仙芝幕府,不受重用,因而心情压抑,此时诗作中大都有思乡之语,这一首为其中最沉郁、伤感者。
首联两句以鲜明对比来说明离家西行已越发遥远,返回之期更是渺茫,只能在极度思乡之时偶尔回首而已,可是行程仍然继续往西,那种无奈与沉痛扣人心弦。颔联写自然环境的恶劣和景物的重复单调,使诗人在无聊的旅途中,更增对家乡的怀念。颈联极言时间之延滞,路途来回之遥远,表明诗人对域外生活已经十分厌倦,如此则更见思乡之苦,思乡之切。尾联写诗人与友人分别后不到一年就头鬓斑白,可见其受愁思煎熬之深。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鲍照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杜甫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李白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
这首诗写思妇渴望与久别丈夫相聚首的无限相思之情。
思妇面对百花盛开的撩人春色,面对春光明媚、春意盎然的景象,触景生情。“花开不同酵步翻赏”,而花无百日红,其花易衰,其色易逝,花开花落,最惹思妇青春易逝之哀怨,自然令人不胜低回与哀婉,自然使思妇联想到青春易逝,丈夫不在身边,辜负了青春年华,这让她怎能不思念远别的丈夫(或恋人),也就自然而然倾述出心中既怨又慕的伤春情怀。
花开“同赏”,花落“同悲”,这是思妇与丈夫(恋人、情人)共同追求和向往的最理想的情爱境界。然而,事与愿违,却花开不能“同赏”,花落也不能“同悲”,这恐怕是夫妻之间的情爱的不幸与悲怆。有哪一对情人不希望“比翼双飞”,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朝夕相处,欢乐与共呢?即使在生活的长河里,碰见点风雨,有哪一对真正的情侣不能同舟共济呢?
在共渡难关中的“同悲”,又何尝不是含有苦涩的爱的甜蜜呢?何况“苦中甜”,即诗中说的爱情生活中的“同悲”,这要比“同赏”更有其深刻的内涵。“同赏”与“同悲”共同构成人生旅途中相知相爱、休戚相关、相濡以沫、相互依恋,这恐怕才是诗人在这首诗里要讲的爱情真谛!这恐怕是这首诗中所说的不能“同赏”,又不能“同悲”的巨大失望的惆怅和无限哀怨的幽恨所在!所以,郭炜《古今女诗选》称此诗:“不同悲胜不同赏’多多。”赵世杰《古今女史》说此诗:离恨绵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