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不是用情与景的和谐,而是用它们之间的矛盾,即“路近城南”反而是“已怕行”;走进沈园中却“更伤情”。这种“近”与“怕”,“进”与“更伤”之情的矛盾对立,动人地表现了一种经久未衰的爱情悲痛一触即发的心理,达到了符合人情事理的和谐。
以上两句还通过一路上情感的渐进,逼真地描绘了人物心理的变化。从“路近城南”到“沈家园里”,路程由远至近,面人物心理由“已怕行”到“更伤情"。路近城南毕竟离唐琬的墓地还有相当距离,可是作者就“已怕行”,可见唐琬的墓地对他触动之大早在预料之中,因此早早地就有畏怯之感。到了沈园,唐琬之墓就在眼前,这种伤感之情分量如何就可想而知了。这种人物心理的变化符合一般规律,但放在八十一岁的陆游身上,更显出他对唐琬特殊的深情厚谊。
“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写梅花依然芬芳清香,常常有香气透进游客的衣袖,别致的小桥还是静静地泡在绿水之中,以反写正,以乐景写哀情。五十多年过去了,美景依旧,然而人却不在了,由此形成对照,加倍显出诗人当时心情的凄楚、伤感。
散文开篇描写游定惠院东小山,观赏海棠和枳木,醉酒花下。描写海棠只用“特繁茂”一笔带过,引出“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以昔游之乐烘托今游之乐,具有浓重的抒情意味。苏轼初至黄州,所作《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电》诗,极力赞美这“佳人在空谷”的海棠幽独高雅和美丽清淑的品格,并悬想其乃移自西蜀,而自己以蜀人谪居此间,引为患难之交。由此可以想见作者对这株海棠喜爱之深和置酒花下的情怀。写枳木则着重刻画其性状,以老人的脖颈形容枳木筋脉裸露在外,用一串串的大珍珠比喻洁白而圆润的花朵,都很新颖形象。不论写海棠还是枳木,均透露出园圃主人对作者的深挚友情。 一山园虽已易主,新主人以苏轼之故,对他所喜爱的林木仍加意保存、爱护。起笔用笔富有变化,不落俗套。“既饮”以下依次写憩于尚氏宅第的潇洒和不拘形迹,听崔成老弹雷氏琴的超然感受,买木盆以清泉浸渍瓜果的乐趣,人何氏园竹阴置酒的幽雅,席上“油煎饵”的酥美,归途乞丛橘移植的清兴……十馀件野游细事,一一写来,不嫌堆砌,不觉平板。不待安排,不拘体式,幽默风趣,灵动自然,仿佛率意挥洒,而情韵遂现,娓娓动听,是苏轼小品文中的佳作。
这篇散文游记,写作者与志趣相投者寻访郊游,饮酒聚乐的情景。作者笔下的园林景物清淡、恬静,宛翅一幅写意山水画,流露出作者安然自若的情怀和浓厚的生活情趣,赏花,饮酒,听琴,品味,各得其妙。
读者从文中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十分熟悉当地风物,而且与当地居民的关系极为融洽,字里行间充满了浓郁的人情昧与乡土气息,所以语言清新、自然,有随手拈来、信口脱出之美。结构组织似不经意,然而按时间顺序记一天游玩过程,有松而不乱之美。
“抽思”取之于诗篇中“少歌”之首句。对“抽思”的解释,王逸《楚辞章句》谓:“为君陈道、拔恨意也。”朱熹《楚辞集注》认为:“抽,拔也。思,意也。”王夫之《楚辞通释》说:“抽,绎也。思,情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以为:“抽,拔也。抽思,犹言剖露其心思,即指上陈之耿著言。”
从体式上看,此篇有个与它篇不尽合一的独特篇章结构:除篇尾有“乱辞”外(这是《九章》中多数篇所具备),还增加了“少歌”与“倡曰”两种形式,此为它篇(如《离骚》、《九歌》及《九章》其它篇等)所罕见。所谓“少歌”,朱熹《楚辞集注》认为乃类同于“小歌”,是诗章前部分内容的小结。
所谓“倡曰”,即是“唱曰”,是诗章第二部分内容的发端。联系此篇整体内容,这别具一格的“少歌”与“倡曰”至少起了两个作用:其一,内容结构上的转换,由前半部分刻画与君不合、劝谏无望而生的忧思之情,转向了独处汉北时心情的描摹,“少歌”与“倡曰”在这里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诗篇顺理成章;其二,诗篇的结构体式有所突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避免了单一化叙述的单调与呆板,产生了回旋曲折的艺术效果。
此诗回忆自己向楚王建议革新政治,遭受谗害而被放逐的情况,所写的是把作者蕴藏在内心深处像乱丝般的愁情抽绎出来。全诗流贯着缠绵深沉、细腻真切的怨愤之情,它贯穿了诗的始终,又紧扣了诗题“抽思”,并时时与之相照应。
诗篇一开首即扣住了题目”抽思“——以忧伤入题,用一连串具有鲜明感情色彩的词汇一下子将读者引入了“忧伤”的氛围,从而步入了诗人刻意营造的感情王国。
诗人丰富复杂的情感是随着诗章的逐步展开而渐次委婉吐露的。诗篇先从比喻入手,描述了诗人的忧思之重犹如处于漫漫长夜之中,曲折纠缠而难以解开,由此自然联系到了自然界——“谓秋风起而草木变色也”(朱熹语);继而写到了楚怀王,由于他的多次迁怒,而使诗人倍增了忧愁,虽有一片赤诚之心,却仍无济于事,反而是怀王多次悔约,不能以诚待之。诗人试图再次表白自己希冀靠拢君王,却不料屡遭谗言,其心情自不言而喻——“震悼”、“夷犹”、“悝伤”、“惦儋”,一系列刻画内心痛苦词语的运用,细致入微地表现了诗人的忠诚与不被理解的窘迫。“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成以为仪”,“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一番表露,既是真诚的内心剖白,也是寄寓深邃哲理、予人启迪的警策之句,赋予诗章以理性色彩。
“少歌”后的“倡日”部分,叙述角度有所转换。这部分以由南飞北的鸟儿作譬,刻画了诗人独处汉北时“独而不群”、“无良媒”的处境,其时其地,诗人的忧思益增:“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两句,令人读之怃然。值得注意的是,诗篇至此巧妙地插进了一段梦境的描写,以此抒写诗人对郢都炽烈的怀念,使读者似乎看到诗人的梦魂由躯体飘出,在星月微光下,直向郢都飞逝,而现实的毁灭在空幻的梦境中得到了暂时的慰藉。这是一段极富浪漫色彩的描绘。
诗篇最后部分的“乱辞”完全照应了开头,也照应了诗题。诗人最终唱出的,依然是失望之辞——因为,梦幻毕竟是梦幻,现实终究是现实,处于进退两难之中的诗人,无法也不可能摆脱既成的困境,他唯有陷入极度矛盾之中而藉诗章以倾吐心绪,此外别无选择。
全诗最大的特色,应该是流贯全篇的缠绵深沉、细腻真切的怨愤之情,它贯穿了诗的始终,又紧扣了诗题“抽思”,并时时与之相照应。
这是一首抒写戍边将士乡情的诗作。这首诗最大的特点是蕴藉含蓄,将所要抒发的感情蕴涵在对景物和情态的描写之中。诗的开头两句,写登城时所见的月下景色。如霜的月光和月下雪一般的沙漠,正是触发征人乡思的典型环境。环境的描写之中现出人物的感受。在这万籁俱寂的静夜里,夜风送来了凄凉幽怨的芦笛声,更加唤起了征人望乡之情。“一夜征人尽望乡”,不说思乡,不说盼归,而是以人物的情态行为展现其心理,写出了人物不尽的乡愁。
“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描写了一幅边塞月夜的独特景色.举目远眺,蜿蜒数十里的丘陵上耸立着座座高大的烽火台,烽火台下是一片无垠的沙漠,在月光的映照下如同积雪的荒原。近看,高城之外月光皎洁,如同深秋的寒霜。沙漠并非雪原,诗人偏说它“似雪”,月光并非秋霜,诗人偏说它“如霜”。诗人如此运笔,是为了借这寒气袭人的景物来渲染心境的愁惨凄凉。正是这似雪的沙漠和如霜的月光使受降城之夜显得格外空寂惨淡。也使诗人格外强烈地感受到置身边塞绝域的孤独,而生发出思乡情愫。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则正面写情。在万籁俱寂中,夜风送来呜呜咽咽的芦笛声。这笛声使诗人想到:是哪座烽火台上的戍卒在借芦笛声倾诉那无尽的边愁?那幽怨的笛声又触动了多少征人的思乡愁?在这漫长的边塞之夜,他们一个个披衣而起,忧郁的目光掠过似雪的沙漠,如霜的月地,久久凝视着远方。“不知何处”,写出了诗人月夜闻笛时的迷惘心情,映衬出夜景的空寥寂寞。“一夜”和“尽望”又道出征人望乡之情的深重和急切。
从全诗来看,前两句写的是色,第三句写的是声;末句抒心中所感,写的是情。前三句都是为末句直接抒情作烘托、铺垫。开头由视觉形象引动绵绵乡情,进而由听觉形象把乡思的暗流引向滔滔的感情的洪波。前三句已经蓄势有余,末句一般就用直抒写出。李益却蹊径独辟,让满孕之情在结尾处打个回旋,用拟想中的征人望乡的镜头加以表现,使人感到句绝而意不绝,在戛然而止处仍然漾开一个又一个涟漪。这首诗艺术上的成功,就在于把诗中的景色、声音、感情三者融合为一体,将诗情、画意与音乐美熔于一炉,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意境浑成,简洁空灵,而又具有含蕴不尽的特点。
这首诗语言优美,节奏平缓,寓情于景,以景写情,写出了征人眼前之景,心中之情,感人肺腑。诗意婉曲深远,让人回味无穷。刘禹锡《和令狐相公言怀寄河中杨少尹》中提到李益,有“边月空悲芦管秋”句,即指此诗。可见此诗在当时已传诵很广。《唐诗纪事》说这首诗在当时便被度曲入画。仔细体味全诗意境,的确也是谱歌作画的佳品。因而被谱入弦管,天下传唱,成为中唐绝句中出色的名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