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虽然以征战者的口吻讲述了远征边塞的军旅生涯，但已不同于汉乐府中的《 战城南 》那样写得血流成河、惨不卒读了。诗中的主人公在叙述战争时，豪情满怀，信心百倍，充满了胜利的希冀。诗的格调雄浑激越，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之情。首联描绘寥廓的塞外战争背景，颔联和颈联用景物描写、侧面描写的手法衬托战斗的艰苦，尾联写主人公从内心流露出自豪、自信，充满了胜利的希望。这首诗格调雄浑高昂，洋溢着爱国热情，是刚健清新之作。
首联以对句开起，出句开门见山交待战争的地点，仿佛画家的笔先挥毫泼墨抹出一个塞外广袤的背景。一个“辽”字，一个“远”字，表现出塞北的广阔无际，也给诗歌增加了空间感。对句切题，正面描叙战争场景，暗寓“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的悲壮场面。诗人如泣如诉的概述，浸含泪血，语言朴实真挚。
颔联用近似白描的手法描绘战场的景象，战旗猎猎，盔明甲亮，刀光血影隐隐可见。排比点缀手法将作战阵式写得极有气势，不但写出了军队威武，而且写出了士兵斗志。诗人在诗歌中，选择了“幡旗”和“甲胄”两个意象，不但抓住了古代战场特色，也把描写的镜头拉近，突出了威武雄壮的气魄。读者从诗句里可以深深地触摸到诗的主人公脉搏激剧的跳动：激动的心、自豪的情，东闯西突血肉搏杀。
颈联生死攸关之际，人的心境更是复杂多变、不可捉摸的，在一阵冲杀之后，感慨也随之而来。因此颈联自然地转入抒情性的叙述。“冻水寒伤马”，化用陈琳诗句：“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 ！’”（《饮马长城窟行》）这里表面上是写马，实则写人 ，巧妙地表达边地苦寒不宜“稽留”之意 。“悲风愁杀人”，化用宋玉“悲哉秋之为气也”的句意，进一步直抒胸臆。秋风凛冽，塞外草衰，一派萧瑟之气，倍添征人思乡怀归的愁绪。这联诗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塞外将士的思想和情绪，也是诗人思想倾向的流露。
尾联以景作结，“千里暗黄尘”，既是描绘大漠黄沙飞的自然景色，也用以渲染战争的激烈，征尘千里遮天蔽日。然而战士的心中却充满了明亮的阳光。“寸心明白日”句，精微入妙，词语新颖，内涵丰富，艺术概括力强，揭示了征人光明的内心世界。他心系着祖国 ，怀着必胜的信心，视死如归，继续驰骋疆场，报效君王。
李好古过维扬时写的这首《江城子》，此外，词人把自己不能“馘名王，扫沙场”（馘，杀敌后割取左耳以计功）的原因，归结为“欲上治安双阙远”（治安，贾谊曾作《治安策》评议的时政。双阙，指代朝廷），等于说兴亡的关键、维扬屡遭破坏的根子，都因为统治者不纳忠言。这种尖锐态度和批判精神，在同代词人中也是少见的。
这首词在写法上注意了两个结合。一个是写景与抒情结合。词中写景的地方只有四句：“平沙浅草接天长，路茫茫”、“昨夜波声，洗岸骨如霜。”即仅仅是沙、草、天、路。这些单调的景物，为读者展现了维扬劫后的荒凉。再说，作者又逐次为它们加上“平”“浅”“长”“茫茫”等修饰语，从而共同组成一幅辽远、凄迷的图画，正好象征着作者惆怅的心情。“昨夜波声”一句表面写波涛，背后却有一个在扬州的某一间屋子里听着波声久久不能入睡，想起无限往事的人儿。把这一句同“洗岸骨如霜”放在一起，夏承焘说：“ 两句写夜间听到波声拍岸，使人激奋而气节凛然。”（《唐宋词选注》）则景中之情就更为显著了。
还有一个伤今与怀旧的结合。这首词目睹扬州破败景象，痛悼国家不幸，这是“今”；可是词篇中又有“几兴亡”一句，接下去还有“兴古英雄成底事”，这是“旧”。有了历史旧事的陪衬，眼前的感慨变得越发深沉幽远；相反，由于当前维扬的变故，兴年的兴亡也变得越发真切。同时这一句也奠定了下片的基调，暗示自己也像历史上的无数英雄一样，壮志难酬，只能“徒感慨，漫悲凉”。下半阕开头五句写自己少年时的志向。词人年轻时就有降服中行说（汉文帝时宦者，后投匈奴，成为汉朝的大患）和“馘名王，扫沙场”的雄心壮志，甚至象祖逖的样子，在中流击楫，立下报国誓言。这样，有兴古、少年时、目前三个时间层次的结合，词篇抒情的背景就非常开阔，作者因国事而生的忧虑也就特别深广。（李济阻）
这首词直接写到维扬的是前面五句和最末两句。前五句写见闻，结尾处点维扬，全词自然构成一个整体，中间的感慨部分则正好处在包孕之中，这样能使结构紧凑，抒情集中，应该是作者精心安排之作。
这首诗由“北来人”介绍自己南逃的际遇和感触。一家十口同时离开北方，为的是过上安稳日子。不料频罹祸患，亲人相继丧生，如今独自一人，伶仃孤苦，犹如失群的孤雁，竟至无处栖身，被迫寄宿荒凉的寺院，吃的是自家种的蔬菜，穿的还是从中原带来的金人服装。个人的遭遇已然不堪忍受，国家的境况更加令人沮丧。南来以后看不到卧薪尝胆、秣马厉兵的图强之举，那些深院大宅里的当权者，整日歌舞宴乐，不问边情，不忧国事，长此以往，恐怕连偏安的局势也难维持，收复失地更是遥遥无期。“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结语哀痛绝望。
此诗在表达上有三个特点，其一是诗人不转述中间环节，让主人公直接面对读者说话，这样，读者便会感到诗中所陈都是诉说者的亲身所历，语语发自肺腑。其二是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中原遗民思念故国与南宋小朝廷权贵歌舞升平相对比，褒贬之意不言而喻。其三是以叙事代替抒情。诗中也有直接抒情的语言，如开头的“试说东都事，添人白发多”和结尾的“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等，但纵观全篇，叙事是其基本手段，从东都说到南国，依次点染，脉络分明，其中提到的人和事都具有某种典型性，融汇成一体，寄托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深长情意。总之，这两首诗注重写实，却不失之板滞，原因在于以情疏导，质朴之外，更见自然流动，颇能体现诗人自己的风格。
这是一首即景生情、因事起意之作，以情深意真见长。从诗中可见作者同元稹的交情之深。全诗不事雕琢，以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极其深厚、极其真挚的情意。
诗的首句，据当时参加游宴的白行简在他写的《三梦记》中记作“春来无计破春愁”，照说应当是可靠的；但《白氏长庆集》中却作“花时同醉破春愁”。一首诗在传钞或刻印过程中会出现异文，而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也会反复推敲，多次易稿。就此诗来说，白行简所记可能是初稿的字句，《白氏长庆集》所录则是最后的定稿。诗人之所以要作这样的修改，是因为在章法上，诗的首句是“起”，次句是“承”，第三句当是“转”。
从首句与次句的关系看，把“春来无计”改为“花时同醉”，就与“醉折花枝”句承接得更紧密，而在上下两句中，“花”字与“醉”字重复颠倒运用，更有相映成趣之妙。再就首句与第三句的关系看，“春愁”原是“忆故人”的伏笔，但如果一开头就说“无计破春愁”，到第三句将无法显示转折。这样一改动，先说春愁已因花时同醉而破，再在第三句中用“忽忆”两字陡然一转，才见波澜起伏之美，从而跌宕出全篇的风神。
这首诗的特点是，即席拈来，不事雕琢，以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极其深厚、极其真挚的情意。而情意的表达，主要在篇末“计程今日到梁州”一句。“计程”由上句“忽忆”来，是“忆”的深化。故人相别，居者忆念行者时，随着忆念的深入，常会计算对方此时已否到达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这里，诗人意念所到，深情所注，信手写出这一生活中的实意常情，给人以特别真实、特别亲切之感。
白居易对元稹行程的计算是很准确的。当他写这首《醉忆元九》诗时，元稹正在梁州，而且写了一首《梁州梦》：“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元稹对这首诗的说明是：“是夜宿汉川驿，梦与杓直、乐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诸院，倏然而寤，则递乘及阶，邮吏已传呼报晓矣。”巧的是，白居易诗中写的真事竟与元稹写的梦境两相吻合。这件事，表面上有一层神秘色彩，其实是生活中完全可能出现的巧合，而这一巧合正是以元稹、白居易平日的友情为基础的。
唐代长安城东南的慈恩寺和曲江是当时的游赏胜地。而且，进士登科后，皇帝就在曲江赐宴；慈恩寺塔即雁塔，又是新进士题名之处。他们两人应当常到这两处共同游宴。对元稹说来，当他在孤寂的旅途中怀念故人、追思昔游时，这两处长安名胜，不仅在日间会时时浮上他的心头，当然也会在夜间进入他的梦境。由于这样一个梦原本来自对故人、对长安、对旧游的朝夕忆念，他也只是如实写来，未事渲染，而无限相思、一片真情已全在其中。其情深意真，是可以与白居易的诗比美的。
读者更可见两人的交谊之笃，也更可见白居易的这首诗虽像是偶然动念，随笔成篇，却有其深厚真挚的感情基础。如果把两人的诗合起来看：一写于长安，一写于梁州；一写居者之忆，一写行人之思；一写真事，一写梦境；诗中情事却如《本事诗》所说，“合若符契”。而且，两诗写于同一天，又用的是同一韵。这是两情的异地交流和相互感应。读者不仅可以领略诗篇的艺术魅力，而且可以从它的感情内容得到真和美的享受。
张光启生活于明末清初，入清，隐居不仕，享年八十馀。从这首小诗的内容来看，写此诗时，他已是策杖而行的老人，但耳聪目明，身体尚健。
在一个败荷零落的秋日，诗人拄杖独自站在荷塘边，秋风一过，无数托着残叶的荷柄随之鼓斜倾倒。但是，他再举目远望，只见满目凋零的秋景中，却有一朵新开的荷花突兀的闯进了他的视线，他不禁眼前一亮，心中激动之情不以言表。诗人不说一朵花而说“一枝花”，这表明他注意到的，不只是花朵，而且还有花枝。在众芳摇落、荷柄斜倒映衬下，挺直的花枝托着鲜花，不仅美艳，而且显出一种不为环境所左右的独立不羁的精神。诗人直接描画出的是残荷中的一枝新花，谁又能说诗人不是在借以歌颂这样一种不屈不挠、无所畏惧的精神呢？
本诗前后对照鲜明，如果说，读前两句诗，我们心中可能生出对诗人老境凄凉的同情，那么，当读到后两句时，就只有对作者坚贞不屈、不折不挠的精神的钦佩之情了。张光启无意于为自己画像，但这首小诗却成了诗人晚年极为生动传神的一幅小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