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阕重在渲染上元节的节日气氛。发端一韵扣住早春的季节特征,表现了自然界冬去春来节序的更替,描绘了天长昼永、花开草绿、和风送暖的新春气象,也使整首词笼罩在明媚和煦的氛围中。“变韶景”一韵紧承前面的内容,点出了恰逢“元宵三五”,春意盎然的京城皓月当空,皎洁生辉。“连云”二韵视点渐由天空移向地上,着力从宏观上描绘了京城的建筑。明亮的月光下,重重复道高耸入云,座座楼观凌空如飞,京都是多么的雄伟壮丽。这些都是写实的笔墨,优美而有气势,但若无下面一句,就显得过于坐实,与元夕溢彩流光、迷离倘恍的夜景不相和谐。“嘉气瑞烟葱蓓”一句,将“连云”的“复道”、凌空的“飞观”、壮丽高峻的“皇居”都笼罩在一片祥云瑞雾中,这不仅给实实在在的建筑物平添了几分朦胧缥缈的美感,更突出了一种吉庆祥和的气氛。至此,词的上阕终于在层层的渲染后托出了最后的两句“翠华宵幸,是处层城阆苑”——天子驾临,与民同乐。
词的下阕主要描写皇帝驾临后,元夕灯会的热闹场面。龙凤烛发出的光亮和天空的星光、月光交相辉映,高耸的鳌山旁,舞者手执羽扇,翩翩起舞,两籍乐府及梨园子弟与观灯的百姓一起狂欢,人声鼎沸,箫鼓喧天。直到天已破晓,人们都还没有散去。街道上人挤得满满的,人们都向天子高呼万岁,希望年年见到皇帝的仪仗,目睹天子的风采。
从词的内容看,固然有以词谀世之嫌,但它真实地再现了东京汴梁元宵之夜的热闹景象,展现了北宋前期物阜民康的社会生活风貌,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描写初春郊外的景象。诗首联树色泛黄的细微变化中来描写早春的到来;中间两联对仗十分精采,赋予春水以人的活力,自然诗趣盎然,黄莺暖语、风送药香的独特感受写得很有诗味,使有色有声的郊外早春景象有了芳馨的气息。尾联道出创作中常见的一种奇特现象,就是许多诗人面对名山胜景,想写诗填词,却束手无策,留下无穷的遗恨。整首诗格律谨严,简淡而富有风致。在句法上,有平叙,有拗折,充分显示了作者锤炼布局之工。
首联“城中未省有春光,城外榆槐已半黄。”早春二月,乍暖还寒,当城里人还为春寒料峭所困,不知领悟春光的时候,而郊外却早已是榆槐吐嫩,春色满原了。早春,最先透露春消息的不是桃红李白,而是溪边阳坡上榆槐枝头的鹅黄初绽。不仅立意新,又足见诗人敏锐的感察力。“春光”、“榆槐”,高度概括,点明题意,并领起下文。
颔联“山好更宜余积雪,水已看欲倒垂杨”,全篇警句,紧承“春光”二字展开形象化描写。上句写远景:远山泛绿,依稀尚见斑斑积雪,色彩鲜明,更衬远山之葱翠。唯“积雪”方显“山好”。
下句写近景:春雨淅沥,溪流渐涨,不再枯涩,故已意盎然;两岸垂杨,日渐染绿,倒映水中,摇曳已姿,画面已动。唯“垂杨”方显“水已”。此句与东坡“溪柳自摇沙水清”可谓异曲同工。“已”、“欲”二字下得巧妙,前者摹写风已水起的情状,后者传递垂杨日渐苍翠之态势。突显了早春的已气勃勃,透露出诗人的欣喜之情。
颈联“莺边日暖如人语,草际风来作药香”,则又变换句式,调整描写角度,从听觉和味觉方面来写春郊之景象。本来这两句按正常语序应是“日暖莺声如人语,风来草际送药香”,这样写,也是好句。但诗人却别开已面,以莺、草为主,以日、风为宾,以倒装之句式来突出花底莺声因日暖而悦耳动听,草际药香因清风而浓郁远播,让人自然联想到阳春三月,莺飞草长,丽日融和,百花争艳的无限春光。如此另辟蹊径,方不落俗套。“如人语”、“作药香”用拟人手法,以情笔写景,读来亲切,达到了情景交融、诗意盎然的艺术效果。
颔、颈二联,对仗极其工稳,遣词极为精当,足见诗人功力之深厚,推敲锤炼之严谨。
尾联“疑此江头有佳句,为君寻取却茫茫”,春光满眼,稍纵即逝;欲寻佳句,顿觉茫茫。其立意,与诗人另一名篇《醉眠》结句“梦中频得句,拈笔又忘筌”颇为相似。只不过后者宁静平淡,而本诗则在极尽春光烂漫之后,笔锋陡然一转,用一“疑”字引出:此中似有佳句,正欲纵笔撷取时,却又如雪泥鸿爪,难觅其踪了,空留下一片茫然,徒增惆怅。而这一怅然的感触,不仅深切道出忽有所悟,落笔忘筌的诗家甘苦;更让人倍增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自古难全之慨。写法上暗合东坡“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的造意,而余味过之。恰如音乐之戛然而止,而留给听众以无限之悬想,以收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效果。
统观全诗,清新之气,扑面而来;而辞意之流畅,形象之鲜明,一扫宋诗枯涩冷峭、偏重理趣之弊,堪称精品。
此诗写陪宴所见,由筵饮游赏的生活琐事,联系到贵戚专宠的国家大事,由个人身世之慨发展到时世之叹。全诗画面繁复,情感郁结,气势磅礴,包蕴深远,显示了杜甫“沉郁顿挫”诗风的逐渐形成。
此诗从设宴园中叙起,写景由近而远。头两句写乐游园上的景色。次两句写乐游园周围景色。既见地势高敞,又见胸襟开阔,其心旷神怡的程度,只有王维的《辋川集·临湖亭》“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樽酒,四面芙蓉开”差可比拟,而笔力则更加雄浑。
正因为座上俯视,可见全城:“秦川对酒平如掌”,便引出下面“长生句至“缘云”句一段从所见宫阙园苑远景生出的有关皇帝此时此刻也在真宴游玩的想象。《两京新记》载:“开元二十年筑夹城,入芙蓉园:自大明宫夹亘罗城复道,经通化门观,以达兴庆宫;次经春明、延喜门,至曲江芙蓉园。”这一段提到南苑芙蓉园,提到夹城复道中如雷霆般轰鸣的车马仗经过时的声响,提到大开的天门阊阖,等等,可见指的是皇帝带着他的宠幸这时正赶着前往南苑诸胜去寻高作乐。
“酌瓢”“调马”是就皇帝而言。唐玄宗崇道祖,信神仙,求长生,偶尔也会在大内用“长生木瓢”酌饮以“示真率”(即《朝享太庙赋》中二丞相颂扬玄宗“浇讹散,淳朴登”的意思,恐怕平日真有这么一番欺人自欺的做作),可是一旦遇到良辰美景,便再也按捺不住他那强烈的凡人情欲,而“更调鞍马狂高赏”,到南苑诸胜散心去了。
这诗先叙杨长史设宴于地势高敞的乐游园,全城景物尽收眼底。次述因眺望所见而生出种种有关皇帝游幸情事的想象,并以含混的言辞加以表现。因为相隔很远,虽见到一些动静,到底只能凭想象揣度,并非亲眼得见,难能坐实皇帝一定在内,就是明明知道皇帝正在南苑寻高作乐,即使不像王维那样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他辩护,说这只是“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也不能大肆张扬他跟爱宠们在吃喝玩乐啊,想说又不敢说,这就不免支吾其词,含混不清了。一想到了皇帝,势必会勾引起应诏、召试以来的无穷心事,倾泻出来,便是末段中那深沉的慨叹和徙倚无依的身世之感。诗人的思路是清晰的,前后段诗意的过渡也很自然,只是前人未能悟透,讲解起来,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显得疙疙瘩瘩了。
此诗画面的繁复和跳跃、情感的郁结与变化,造成了纵深横阔的效果,显示了杜甫独特诗风的逐渐形成。旅食京华的十年,杜甫留下了一百一十多首诗,包括《前出塞》《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这样既具有广阔深沉的生活内容又充满杰出想象力的作品,所以《乐游园歌》并不能代表这一时期杜甫创作的最高成就。但是这首诗在杜甫七古长篇中第一次展现出了“沉郁顿挫”的特征,在很多方面显现出诗人诗艺逐渐成熟的痕迹。
开头两句交待自己与苏州的因缘。平平叙事,颇有民歌风味。读来似乎是庆幸自己因王程之便而得游赏吴中佳胜,实际上却是为下文翻出感慨作势。“王程”二字已微露端倪。
“半世三江五湖掉,十年四泊百花洲”。杨万里于1154(绍兴二十年)中进士,初授赣州司户,继调永州零陵萃,以后历任内外官职,奔走于江湖间,到写这首诗时,已经半世(指一个人的半生)之多;十来年间,因主程所经,曾四次泊舟于百花洲畔。这一联用秀朗工整之笔概括了自己的漂泊羁旅的生活,其中含有身世之感,但调子并不沉重,毋宁说还带有一点悠然自赏的意味。从眼前的胜游回顾半世以来的行踪,从眼前的百花洲联想到所历的三江五湖,时间、空间都延伸扩大了。这一联在对仗上句法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多用数目字成对,如“半”对“十”“三”对“四”“五”对“百”;二是上下句的句法并不同(下句的“泊”是动词,与上句的“江”为名词不同,五湖棹与百花洲也有所不同,平仄也不调)。这样一种对仗,表现出诗人的巧思,具有一种轻快流利、拗折错落的美感。
“岸傍杨柳都相识,眼底云山苦见留。”颈联承“四泊百花洲”突出自己对这一带风物的熟悉。明明是诗人认得岸旁杨柳、依恋眼底云山,却故意将景物拟人化,从对面写来,说成是岸旁杨柳都认得自己,眼底云山也依依挽留。这样写,既饶情致,又不落套。诗人对此间风物的深情也更进一层地得到表现,运用移情于物的手法,诗人将主观的情感移到事物上,反过来有用被感染的事物衬托主观情绪,使物我合一,浑然一体。
“莫怨孤舟无定处,此身自是一孤舟。”尾联承“半世三江五湖棹”从眼前泊岸的孤舟兴感,说别再埋怨孤舟漂泊不定,将自己载往三江五湖,要知道,自己原就是一只不系的孤舟。上句先放开一步,下句却透过一层,揭示了事情的底蕴。这个结尾,将“四泊百花洲”所引起的感触与联想凝聚到一点上:身如孤舟,漂泊无定,从而点明了全诗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