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积淀着无限深情的悼念亡友的诗作。在中华民国时期，悼亡，对革命者来说是常事，因而，它也就成了鲁迅诗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和一般性的悼亡之作不同的是，鲁迅在此诗中除使用“健儿”一词外，基本上不涉及被悼念者的身世、人品和才学，而主要是写诗人自己的心境和感情。

　　诗的前两句乍看起来和悼念挚友似无关联，全然是在写自己的感受；而就情绪的格调来看，仿佛还不免有些压抑和低回。“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说明诗人近时的心境不如过去亢奋，已经被压抑到低沉、麻木的境地，甚至连花开花落、人事荣枯也激不起心中的一点微波和涟漪了。这显然是反语，是极言压迫已经超出了可以负荷的程度；只好听之任之。作者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一文中说过：“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多了。”他在《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中又说过“初看见血，心里是不舒服的，不过久住在杀人的名胜之区，则即使见了挂着的头颅，也不怎么诧异。这就是因为能够习惯的缘故。”鲁迅的这些话；可以印证他的“豪情”之所以锐减完全是因为压迫无比惨烈、社会极其黑暗的缘故。从艺术的表现角度来讲，前两句感情低回，似现木然，则是一种蓄势待发、欲扬先抑的手法。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他决不会对时 势的变化、斗争的起伏、革命的成败以及革命者的生死置之度外， 漠不关心的。1926年，他在抨击旧军阀时，曾说过：“人们的痛苦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们永远变作牛马”（《华盖集续编·死地》）杨铨死后不久，作者鲁迅在写给友人台静农的信中说：“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即将投我琼瑶，依然弄此笔墨，夙心旧习，不能改也，惟较之春初，匿亦颇自摄养耳”。既然“无怨于生”、“固亦颇自摄养”；既然“无怖于死”，则旧习不改，“依然弄此笔墨”，决不会被白色恐怖所吓退，“豪情”也决不会真的减遇，就是减退了，也必当再度焕发。所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多次表示：“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但作者却正义凛然、勇敢无畏地宣告：“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疑民哭健儿。”笔锋突然一转，豪情再度昂奋，更加焕发。蓄势待发的感情，冲破了前所罕见的大黑暗迸发了出来，在这江南大雨之日，作者也涕泪滂沱地哭吊这位人民的健儿。末二句即融景入情，表达了作者沉痛真挚的感情。一个“又”字，既说明了暗杀革命者的事件的不断上演，反映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严酷。又说明了前两句所表达到的“麻木”心情的所由来的原因，前后照应。诗的前后各半部分表现的感情，先抑后扬，又以当前景，融入当时情，情景交融，浑然一体。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追述了家事迭出、奔波四方的艰辛，表达了愿与古今作家并驾齐驱、以文章名世的雄心壮志。作者回首往事，善于在那些最能牵动感情的人生关头上着笔，既富概括力，又易打动读者。

　　文章起句：“予幼则从先生受书”，先述年少时只知“嬉戏上下”，后述逐渐年长而“好”“古今文章”。文意却在平铺直述之后陡起波澜，“是时家事亦滋出”。接下来的一大段，便是对上文所作的展开，文气充畅。作者按其行踪的几个方向“西北”、“东方”、“南方”，列述他为家境生计四处奔波的情境，从多处的地点罗列中见出作者的辛劳之态，“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一笔兜住了上文。接着以四组“此予之……”的相同长句型淋漓酣畅地描述了自己长期所遭受的困厄苦难。被繁琐、沉重的家事、杂事所纠缠、困扰，带来了以下的后果：“故不得专力尽思，琢雕文章，以载私心难见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为并，以足予之所好慕”。最后以一句“此予之自视而嗟也”的深长慨叹形成了文气的荡气回肠。

　　最后一段是叙述撰写这篇《学舍记》的缘由，为了摆脱越来越繁多的事物，作者“乃休于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学。”有人“疾其卑”，“议其隘”，作者“顾而笑曰”，作了回答，充分表现了他笃于志向、奋发努力的精神，“是予之宜也。”意志从容。原来他“劳心困形，以役于事者，有以为之矣”，是要有所作为。他之所以甘于居住“卑巷穷庐”，穿“冗衣”，吃“砻饭”、“芑苋之羹”，乃是为着“遂其志而有待也”。他坚定地表示自己将矢志不渝地奋发努力，他绝不羡慕那些“聪明豪隽”之士所喜好的“土坚木好，高大之观”。最后以《学舍记》点题收尾。

　　文章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叙述，首尾呼应。由少年时的读书话题谈到青年时的多难经历，再回到中年读书的话题。这样的安排给读者以浑然一体的阅读感受。平实自然的语言是该文另一特色，但在如此质朴的文字下面，读者却不难体会到作者内心曾经有过的喜怒哀乐，以及随着岁月流逝、年纪增长而逐渐变得坚强的内心。这颗饱经创伤的心灵，此刻追求的是“安贫乐道”和在道德、文章上的进步。可以说，作者其人的高尚节操和其文的艺术魅力，读者都可以通过这篇文章领略到。

　　这篇文章表现了作者锲而不舍、坚执不移的治学精神。作者行文如大江东流，起首平缓，接着情绪安起，意绪难患，似急峡夺路，浪花飞溅，短句长句交错为之，排空而下，文中显作者的难抑之气，似有无限感叹和不平。到最后，文势如大江过急峡后转为平缓，徐徐而流，意气和畅地表述了自己的志向，显得分外从容，艺术上颇有特色。

　　此诗前两句首先描绘出一位贫妇的画像：她鬓云散乱，头上别着自制的荆条发钗，身上穿着当年出嫁时所穿的布裙，足见其贫困寒俭之甚（“世所稀”）。这儿不仅是人物外貌的勾勒，字里行间还可看出一部夫妇离散的辛酸史。《列女传》载“梁鸿、孟光常荆钗布裙”。这里用“荆钗”、“布裙”及“嫁时衣”等字面，似暗示这一对贫贱夫妇一度是何等恩爱，然而社会的动乱把他们无情拆散了。“布裙犹是嫁时衣”，既进一步见女子之贫，又表现出她对丈夫的思念。古代征戍服役有所谓“及瓜而代”，即有服役期限，到了期限就要轮番回家。从“正是归时”四字透露，其丈夫大概是“吞声行负戈”的征人吧，这女子是否也曾有过“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杜甫《新婚别》）的誓言，那是要读者自去玩味的。

　　于是，三句紧承前二句来。“胡麻好种无人种”，可以理解为赋（直赋其事）：动乱对农业造成破坏，男劳动力被迫离开土地，“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田园荒芜。如联系末句，此句也可理解为兴：盖农时最不可误，错过则追悔无及；青春时光亦如之，一旦老大，即使征人生还也会“纵使相逢应不识”呢。以“胡麻好种无人种”兴起“正是归时底不归？”实暗含“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意，与题面“怀良人”正合。

　　这还不能尽此句之妙，若按明人顾元庆的会心，则此句意味更深长。他说：“南方谚语有‘长老（即僧侣）种芝麻，未见得。’余不解其意，偶阅唐诗，始悟斯言，其来远矣。胡麻即今芝麻也，种时必夫妇两手同种，其麻倍收。长老，言僧也，必无可得之理。故云。”（《夷白斋诗话》）原来芝麻结籽的多少，与种时是否夫妇合作大有关系。诗人运用流行的民间传说来写“怀良人”之情，十分切贴而巧妙。“怀良人”理由正多，只托为芝麻不好种，便收到言在此而意在彼、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所以，此诗末二句兼有赋兴和传说的运用，含义丰富，诗味咀之愈出，很好表达了女子“怀良人”的真纯情意。用“胡麻”入诗，这来自劳动生活的新鲜活跳的形象和语言，也使全诗生色，显得别致。

　　绝句“宛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杨载《诗法家数》）。此诗末句由三句引出，正是水到渠成。“正是归时底不归？”语含怨望，然而良人之不归乃出于被迫，可怨天而不可尤人。以“怀”为主，也是此诗与许多怨妇诗所不同的地方。

　　这封信，是作者被贬江州过着“笼鸟槛猿”的生活时写的，因而流露的情绪比较消沉。不但一再发出“天实为之，谓之奈何”“人间相会是何年”的哀号；即使是报告平安，陈述“三泰”，也不过是一家人“得同寒暖饥饱”，“身衣口食，且免求人”，庐山草堂“可以终老”而已！丝毫没有早年那种“常憎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的“兼济天下”的精神！

　　信的第一段就是作者对人各处一方而长久不得相见的喟叹。共三个句段。第一句段用反问来表示感慨：人生能有多长，能如此久别远隔？指出互不见面已经三年，不得书信亦已两年。第二句段是叙述自己和微之天各一方，身置南北；既不能相会，又不得相忘，各有拘牵，渐入老境。第三句段是感叹语气，老天爷如此安排，叫我怎么办?发出了呼喊苍天的感叹。信的开头和段尾，都有“微之微之”重叠呼喊受信人的名字，既亲切又能动情，表现出发信人和受信人不同寻常的关系。

　　信的第二段是概述元微之来信内容及作者读后动容之情。带信人是熊孺登，时间是初到浔阳时，即元和十年，当时微之正在通州司马任上，获悉乐天贬谪江州的消息时正患疟疾，缠绵于病榻，惊痛之余写下了这封感情色彩浓重的书信。信的内容有三：①报告病状。②叙述病后心态。③论述二人平生交谊缘分，最后附七绝诗一首，诗题为《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信后附诗，不仅显示了两位诗人的身份，也使写信人的感情表达得更加充分。可谓凄切动人，情谊深厚。全诗意境有三：一日“夜境”。“残灯”、“此夕”、“暗风吹雨”诸意象，均说明作者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听到挚友贬谪消息的。二日“病境”。“垂死病中惊坐起”，说明元稹即在病重时，也为乐天遭贬吃惊不已，暗示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三日“愁境”。残灯无焰，光线暗淡，风雨入窗，挚友左迁，兼感自身多病，都是助人凄凉。全诗真情涌动，悲剧气氛之浓，不仅使受信人感动，也足以打动读者之心。

　　信的第三段是信的主体部分，向友人报告在江州的三件值得宽慰的事，表现出知足常乐、随遏而安的旷达情怀。第一件值得宽慰的事是：来九江三年，身心俱安，家中老小，均在眼前，同寒暖，共温饱，亦可同享天伦之乐。第二件值得宽慰的事是：江州地理环境尚佳，传染病不多；鱼肥酒关，其他食物跟北方相似；司马薪俸虽不高，量入计出，衣食口粮，亦可自足。第三种值得宽慰的事是：去年（元和十一年）秋，在庐山东西两林间香炉峰下，建造了草堂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周围环境极其幽关，天下称绝。白居易每次入庐山，必在此草堂盘桓十余天。白居易认为：不但平生所好，尽在其中，而且可以终老。作者即以此“三泰”相告，让好友微之放心释念。

　　最后一段，点明写信时间是在元和十二年四月十日夜至次日拂晓之前，地点是庐山草堂窗下，以及所见到的或坐或睡的山僧一两人，所听到的山猿谷鸟，哀鸣啾啾，深情诚挚地表达了诗人对挚友微之的怀念。最后也以一首六言诗相赠作结，同时回应了微之从远方带来的赠诗。诗的前四句作今昔对比，寄寓了作者抑郁不平之气。因为两年前，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暗杀。白居易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因而触怒权贵，以“越职言事”被贬江州。从金銮殿到庐山庵，作者自然不平而鸣，愤懑不已。最后两句以“笼鸟槛猿”喻作者自己和元稹都不得自由（当时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坎坷之命运相同，但他们只要一息尚存，相见相亲的愿望就一日不止。“人间相见是何年”，以反诘语气，表达出诗人对挚友元稹的强烈思念。

　　这封信表达的感情十分真挚动人。在抒写别情、絮道家常时，语言淳朴自然，充满深情，使两人深挚的友谊跃然纸上。在描写草堂景物时，以写景如画之笔，细致入微地把草堂周围的景物真切地描摹出来了；而且情景交融，借助骈句，巧妙地传达出了自己的喜悦之情。还有，信中两首抒写彼此相念的赠诗，更使信增加了感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