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开头概要地叙述了金陵的地理形势和历史变迁,是古代许多帝王看中的都城。接着着重描绘金陵百姓在蒙蒙细雨中送别王胜之的难舍难分之情。
过拍两句用游仙的比喻来称赞王胜之的品德高洁。最后以戏谑的语言、轻灵的笔意说明金陵算不得理想居地,其用意是宽慰王胜之。
在这首词中,词人送别酬唱的生活实景以及情感体验成为词作着力表现的主题。词人个体的生活体验进入词作表现的领域。与此同时,景物在词作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作用明显弱化。一方面,词中的景致不再是晏词中泛化、类型化的水乡风物,而是词人身之所历、眼之所见的现实的风景;另一方面,词中景与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景物不再是作品中的主导性部分,而是人物眼中之景、心中之景,带有鲜明的人物活动的印记和影响。
从苏轼开始的以词作抒写主体独特的生命历程以及情感体验的创作方向,为后世众多的词人继承和沿袭。随着创作的不断丰富,词作中也融入了更复杂、多元的情感内涵。其中最集中、最响亮的声音是对功名的否定和对沉溺于功名之中的生存方式的反思,如“功名薄似风前絮”“守定微官真个错”“世上功名翻覆手”“名利场中空扰扰”等,便属此类歌咏。其次,与薄宦功名相伴而来的是对羁旅之愁和思家之念的倾诉,以及亲友离别的悲伤,如“征尘万里伤怀抱”“故园凝望空流泪”“那堪送客江头路”“忆昔故人为侣伴,而今怎奈成疏间”等,便属这类情怀的抒发。此外,归隐之愿的表达亦屡屡见诸笔端,如“从今莫负云山约”“此身甘被烟霞锢”“林泉况味终须好” 等。
这三首诗是苏轼在1062年(嘉祐七年)冬末写的组诗。组诗的原题邀:“岁晚相与馈问,邀‘馈岁’;酒食相邀,呼邀‘别岁’;至除夜,达旦不眠,邀‘守岁’。蜀之风俗如是。余官于岐下,岁暮思归而不可得,故邀此三诗以寄子由。”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制科入三等,以“将仕郎大理寺评事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十一月至凤翔(治所在今陕西凤翔)。知府宋选对苏轼十分关心爱护。苏轼公事之暇,纵观附近的名胜古迹,留下了有名的《凤翔八观》诗。这年苏辙授商州(治所在今河南商县)军事推官。官府通告未下,苏辙要求留在京师侍奉父亲,第二年获准。苏轼一人在凤翔,遇到年终,想回汴京和父亲、弟弟团聚而不可得,回想故乡岁暮的淳朴风俗,就写了这三首诗寄给弟弟苏辙(字子由),以抒发思念之情。
《馈岁》全诗十六句,可以分邀三节。前四句邀第一节,交代馈岁风俗的依据。一年的农事中,大家互相帮助,大功已成,终年劳苦,岁暮的余暇稍纵即逝,所以不计较物品,以物相赠,以免造成“邀欢无及”的遗憾。这几句交代背景,点明题目。“邀欢恐无及”五字,直贯三首。“假物不论货”紧起下文八句。第二节八句,举出馈岁之礼,人们各随各自的财力。两句总领下六句,下六句分说,“置盘”二句承接上文,“富人”四句是就贫富而言。盘鲤、笼兔,富家的彩绣耀眼,贫家的“微挚”(“挚”同“赞”,礼品)是“舂磨”(指粮食加工的粉糕之类),使人如同置身于络绎往来的岁暮馈送队伍中,这是一幅精彩的风俗画。作者未着议论,自有赞美故乡风俗醇厚的意味。最后四句邀一节,将内容引到写诗的当前。乡风(对照“官居”)二字总束前文,又联系下面两首。“独唱”句又呼应“官居”二句。不言思家,而在佳节期间,歌颂故乡习俗,叹无人共举乡风,一种无法遏止的思念家乡、思念亲戚之情流于言外。
这首诗着重对比以见意抒情。前面十二句乡风之淳美,和后四句官居之冷落是一大对比,中间山川、鲤兔、彩绣、舂磨是贫富的对比。语句既形象又凝炼,除给尾两句外,全邀对偶句,在苏轼早期的五古中,这是精心刻画之作。
《别岁》从“别”字着眼,十六句,四句一节。第一节用故人之别引出别岁来。故人离别,即使远去千里,还有再见的机会,但临别时总还有迟迟不忍别的情意。而“岁”却一去不可复追,临别更应郑重对待,这就说明“别岁”的风俗非常必要。既已点明“别岁”,本来可似接着写风俗,但那样就太平直了,作者却针对“岁行那可追”一句逼出下面四句,章法上作一顿挫,把惜别之情写得淋漓尽致。这第二节多化用古诗乐府的成句,如《古诗十九首》:“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古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叹息光阴如流水,一去不返,所以要爱惜时光,自强不息。后世的诗人,也有很多类似的感慨。如李白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白居易诗:“去复去兮如长河,东流赴海无回波。”苏轼也是受到这些诗句的影响,而他却用极平易的语言,表达得恰如其分。这第二节既是承上节末句,把与岁月之别写得如此感慨深沉,又邀下节正面写“别岁”时的欢饮蓄势。
第三节正面写别岁欢饮的场面。东邻、西舍、酒熟、豕(猪)肥是互文见义,遥应首篇“农功各已收”句。而写欢饮一点即收,和前首“邀欢恐无及”呼应。第三句写热闹欢饮,末句却一落千丈,回到上两节的无可奈何的心情。如果是一般文人,这一节多半要着力铺写,而作者却只用两组对句带过。别岁之意交代完毕之后,表面上题意已尽,但诗人忽然又从这一年联想到第二年,和一、二两节呼应,使感慨更加深沉。这就犹如图画,层峦迭嶂,使人有丘壑无尽之感。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忽出新意,意虽酸辛,语却略带幽默,这是苏轼诗后来的一大特色。纪昀评苏轼诗时称赞“此首气息特古”,又评这最后一节说:“逼入一步,更沉着。”赵克宜《苏诗评注汇钞》卷一说:“沉痛语以警快之笔出之,遂成绝调。”这些评论都较中肯。这首诗一方面反映出苏轼青年时代学习汉魏古诗的语言气息;另一方面立意遣辞也有他本身的风格,不像在七言古诗里那样笔锋犀利,才气逼人,常常一泻无余,说得太透太尽,而是才情内敛,耐人咀嚼回味。
最后一首《守岁》也是十六句,可以分邀三节。前六句联系上一首《别岁》,用生动的比喻说明守岁无益,从反面入题,与前二首又别。这个比喻不但形象生动,以蛇来比“岁”,又是泛泛设喻。六句的前四句写岁已将尽,和《别岁》紧密呼应,后二句写虽欲尽力挽回,但徒劳无益。“系其尾”虽然字面上用的是《晋书·贾后传》“系狗当系颈,今反系其尾”的话,但在行文中完全以“赴壑蛇”邀喻,到了除夕,已经是末梢了,“倒拔蛇”已不大可能,何况只抓尾巴梢,不可能系得住。诗人以这样六句开头,表面是说这个风俗无道理。要写守岁,先写守不住,不必守,这是欲擒先纵,使文字多波澜的手法。中间六句写守岁的情景。一个“强”字写出儿童过除夕的特点:明明想打磕睡,却还要勉强欢闹。这两句仍然是作者回味故乡的风俗,而不是他在凤翔时的情景。这一年苏轼才二十六岁(虚龄二十七岁),膝下只有一子苏迈,虚龄五岁,不可能有这两句所写的场景。“晨鸡”二句将守岁时的心理状态写得细腻入微,“坐久”两句将守岁时的情景写得很逼真。这两句主要是针对大人守岁所说的。纪昀很欣赏这十个字,说是“真景”。实际上这是人人守岁都有过的感受,他能不费力地写出来,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格外亲切。最后四句邀一节,与篇首第一节对照,表明守岁有理,应该爱惜将逝的时光,正面交代应该守岁到除夕尽头。结尾十字,字面上虽然用白居易“犹有夸张少年处”,但意在勉励弟弟苏辙。苏辙在京师侍奉父亲,苏轼希望两地守岁,共惜年华,言外有互勉之意。赵克宜评此十字说:“一结‘守’字,精神迸出,非徒作无聊自慰语也。”意思就是说,这个结尾,有积极奋发的意味在内,使全诗精神斗然振起,不是诗人无可奈何聊以自慰。这个评语是有见地的。
三首诗是一组,每首也都是十六句。古人讲究章法,写组诗既要注意各首间的有机联系,又要注意几首的写法不可雷同,要各有不同的入题、展开、收束的方式。杜甫的《羌村三首》就是范例。这三首诗虽然都是八韵,都写岁暮乡俗,但虚实开合,变化各异。第一首全用赋体,对比见意。语句凝炼,多用偶句,实写多,虚写少。第二首先用故人之别衬出别岁之情,一变《馈岁》中的对偶,而多化用成句,散行见意。从题前写到题后,由旧岁引到新岁,正面占的比例少,是虚多实少。第三首先用六句以比喻反面入题,和前两首都不相同。中段用六句正面实写守岁情景,虚实相间。末四句大起大落,收束全诗。
苏轼的七言古诗才气横溢,早年的五言古诗也法度谨严,语言洗炼,不枝不蔓。这三首诗可以作邀苏轼早年短篇古体诗的代表。
此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春。当年正月史朝义自缢,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消息,不禁惊喜欲狂,手舞足蹈,冲口唱出这首七律。诗的前半部分写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凸显了急于返回故乡的欢快之情。全诗情感奔放,处处渗透着“喜”字,痛快淋漓地抒发了作者无限喜悦兴奋的心情。因此被称为杜甫“生平第一快诗”。除第一句叙事点题外,其余各句,都是抒发诗人忽闻胜利消息之后的惊喜之情。诗人的思想感情出自胸臆,奔涌直泻。后六句都是对偶,但却明白自然像说话一般,有水到渠成之妙。
首句起势迅猛,恰切地表现了捷报的突然。诗人多年飘泊“剑外”,备尝艰苦,想回故乡而不可能,就是由于“蓟北”未收,安史之乱未平。如今“忽传收蓟北”,惊喜的洪流,一下子冲开了郁积已久的情感闸门,令诗人心中涛翻浪涌。“初闻涕泪满衣裳”,“初闻”紧承“忽传”,“忽传”表现捷报来得太突然,“涕泪满衣裳”则以形传神,表现突然传来的捷报在“初闻”的一刹那所激发的感情波涛,这是喜极而悲、悲喜交集的真实表现。“蓟北”已收,战乱将息,乾坤疮痍、黎民疾苦,都将得到疗救,诗人颠沛流离、感时恨别的苦日子,总算熬过来了。然而痛定思痛,诗人回想八年来熬过的重重苦难,又不禁悲从中来,无法压抑。可是,这一场浩劫,终于像噩梦一般过去了,诗人可以返回故乡了,人们将开始新的生活,于是又转悲为喜,喜不自胜。这“初闻”捷报之时的心理变化、复杂感情,如果用散文的写法,必需很多笔墨,而诗人只用“涕泪满衣裳”五个字作形象的描绘,就足以概括这一切。
第二联以转作承,落脚于“喜欲狂”,这是惊喜的更高峰。“却看妻子”、“漫卷诗书”,这是两个连续性的动作,带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当诗人悲喜交集,“涕泪满衣裳”之时,自然想到多年来同受苦难的妻子儿女。“却看”就是“回头看”。“回头看”这个动作极富意蕴,诗人似乎想向家人说些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其实,无需说什么了,多年笼罩全家的愁云不知跑到哪儿去了,这一句是用妻儿的欢欣来衬托诗人的欣喜之情。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紧承上联从生活细节上细致的刻画了诗人的狂喜。“白日”,指晴朗的日子,点出人已到了老年。老年人难得“放歌”,也不宜“纵酒”;如今既要“放歌”,还须“纵酒”,正是“喜欲狂”的具体表现。这句写“狂”态,下句则写“狂”想。“青春”指春天的景物,春天已经来临,在鸟语花香中与妻子儿女们“作伴”,正好“还乡”。诗人想到这里,自然就会“喜欲狂”了。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是诗人的联想,身在梓州,顷刻间就已回到家乡。诗人的惊喜达到高潮,全诗也至此结束。这一联,包涵四个地名。“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既各自对偶(句内对),又前后对偶,形成工整的地名对;而用“即从”、“便下”绾合,两句紧连,一气贯注,又是活泼流走的流水对。再加上“穿”、“向”的动态与两“峡”两“阳”的重复,文势、音调,迅急有如闪电,准确地表现了诗人想象的飞驰。“巴峡”、“巫峡”、“襄阳”、“洛阳”,这四个地方之间都有很漫长的距离,而一用“即从”、“穿”、“便下”、“向”贯串起来,就出现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疾速飞驰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地从读者眼前一闪而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诗人既展示想象,又描绘实境。从“巴峡”到“巫峡”,峡险而窄,舟行如梭,所以用“穿”;出“巫峡”到“襄阳”,顺流急驶,所以用“下”;从“襄阳”到“洛阳”,已换陆路,所以用“向”,用字高度准确。
本诗主要叙写了诗人听到官军收复失地的消息后,十分的喜悦,收拾行装立即还乡的事。抒发诗人无法抑制的胜利喜悦与还乡快意,表现了诗人真挚的爱国情怀,表达了诗人博大的爱国胸怀和高尚的精神境界。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胜败这种事是兵家难以预料的事,但是能够忍受失败和耻辱才是男儿。
首句直截了当的指出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一普通常识,并暗示关键在于如何对待的问题,为以下做好铺垫。“事不期”,是说胜败的事,不能预料。此句强调指出只有“包羞忍辱”,才是“男儿”。项羽遭到挫折便灰心丧气,含羞自刎,怎么算得上真正的“男儿”呢?“男儿”二字,令人联想到自诩为力能拔山,气可盖世的西楚霸王,直到临死,还未找到自己失败的原因,只是归咎于“时不利”而羞愤自杀,实在有愧于他的“英雄”称号。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江东的子弟大多是才能出众的人,如项羽愿返江东可能卷土重来。
第三句“江东子弟多才俊”,是对亭长建议“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的艺术概括。人们历来欣赏“无面见江东父老”一语,认为表现了他的气节。其实这恰好反映了他的刚愎自用,听不进亭长的忠言。他错过了韩信,气死了范增,确是愚蠢得可笑。然而在这最后关头,如果他能面对现实,“包羞忍耻”,采纳忠言,重返江东,再整旗鼓,则胜负之数,或未易量。这就又落脚到了末句。
“卷土重来未可知”,是全诗最得力的句子。它的意思是说,如果能做到这样,还是大有可为的;可惜的是项羽却不肯放下架子而自刎了。这样就为上面一、二句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而这样急转直下,一气呵成,令人想见“江东子弟”“卷土从来”的情状,是颇有气势的。同时在惋惜、批评、讽刺之余,又表明了“败不馁”的道理,也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此诗与《赤壁》诗一样,议论战争成败之理,提出自己对历史上已有结局的战争的假设性推想。首句言胜败乃兵家常事。次句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缺乏大将气度。三四句设想项羽假如回江东重整旗鼓,说不定就可以卷土重来。这句有对项羽负气自刎的惋惜,但主要的意思却是批评他不善于把握机遇,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不善于得人、用人。司马迁曾以史家眼光批评项羽“天亡我,非战之罪”的执迷不悟。杜牧则以兵家的眼光论成败由人之理。二人都注重人事,但司马迁是总结已然之教训,强调其必败之原因;杜牧则是假想未然之机会,强调兵家须有远见卓识和不屈不挠的意志。
议论不落传统窠臼,是杜牧咏史诗的特色。诸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题商山四皓庙》),都是反说其事,笔调都与这首类似。人们之所以喜欢这些诗,是因为他标新立异,也说明历史是复杂的,从多维的角度来看,有许多所谓定论是值得商榷的。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谓这首诗:“好异而畔于理。······项羽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从来,决矣。”其实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胡氏的指责不为无由。人们之所以喜欢这首诗,主要是这首诗借题发挥,宣扬百折不饶的精神,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