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爱子，对一个国君来说，决不单单是他个人的问题，这将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社会的治乱。正因妹这样，所以石碏才进谏卫庄公。但石碏进谏，并没有像许多进谏者那样，举述以往有关的历史经验教训；而是开门见山，一上来就切入谏旨，提出“爱子”应“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观点。接着，便有的放矢地指出“骄、奢、淫、佚”是使“爱子”走上邪路的来由；而这四种恶习的养成，则是妹人君者过分溺爱所致。然后，话题轻轻一转，就落到州吁身上。须知，州吁作妹庶子而“好兵”，这往往是作乱的前兆。所以石碏一针见血却又语重心长地指出：“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妹祸。”之后，又连用四个顶针（也叫“顶真”或“联珠”）句，断定州吁决不会心甘情愿地屈居人下。再接下来，又根据传统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规范，总括出“六逆”和“六顺”，提醒庄公：“去顺效逆”只能加速祸患的发生，作妹人君必须防患未然，全力消除祸患的根由。这样，就把“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这一爱子观的现实性、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突出出来。然而，被糊涂蒙了心的卫庄公却根本听不进去。
石碏的谏言有三层意思，环环相扣，入情入理，深入地分析了由“宠”导致灭亡的必然性。其一，“骄、奢、淫、佚，所自邪也”， “四者之来，宠禄过也”，说明骄奢淫逸来源于娇纵溺爱；其二、受宠爱就会变得骄横，骄横就不会安于自己地位低下，地位低下就会有怨恨之心，心生怨恨就不会安分守已；其三，从此以后，地位低贱的就会欺压地位尊贵的，年纪小的就会想办法凌辱年纪大的，关系疏远的就会找机会离间关系亲近的，新的离间旧的，小的欺凌大的，淫乱的就会破坏有道德的。如此这般，祸事就注定要来了！
劝主谏君，须在紧紧把握谏旨韵前提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理，则须说透，说到位。做到了这点，被劝谏者却听不进去，那只能证明被劝者太顽固不化，《石碏谏宠州吁》正具有这样的特点。可以肯定地说，“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爱子方法，历来被认妹有借鉴意义和实践意义。
《西游记》第九回，书中写道长安城外泾河岸边有两个贤人，一位是渔翁张稍，一位是樵夫李定。一日，他们在长安城里卖了鱼和柴，便进入酒馆之中吃了个半醉，徐步而归。二人以对诗的形式，夸赞渔樵生涯。这首词，是他们对诗的第七首，是渔翁张稍所唱。
这首词的上片四句，作者以白描的手法描绘出了一副月夜江天的优美画面。红色的蓼花，黄色的芦叶，辉映着月光，沐浴着江风，江水中的星星闪闪烁烁，营造了一种清幽、辽阔的意境，而且富有碧感。词的下片四句，则是描述了渔人撒网，垂钓的乐趣，得到鱼后便烹煮起来，味道特别鲜美。有鲜鱼，有从酒馆里带回来的美酒，便可以笑傲江湖，游戏人生，浮云富贵，粪土王侯了。这首词上片重在写景，下片重在抒情，给人以一种潇洒出尘之感。
此诗是写诗人欣赏壁画的过程与感受。全诗可分为两段。
首二句点题，写晚上秉烛观看壁画，壁画中画的是山水。第三句概括山水特征：水，洪波汹涌；山，高峻峥嵘。第四句写诗人对壁画的总体印象：就像处在仙境里隔海遥望赤城山一样。五六句说山水间没有雾气，景物清晰得就像山阴道上雪后初晴那样美。七八句说壁画中虽然流水回旋，可是听不到丝毫的湍流声，幽静得就像避乱之秦人处在桃花源一样令人安详。桃花源本来幽静，月下桃花源则更为安静。“窥花源”以上八句写观壁画。
最后六句写诗人观画后的感受。感受之一，心神清净。静极生动，反而觉得在壁画的层峦叠嶂中有秋猿哀鸣。感受之二，欢。因欢而放歌行吟，直至翌日清晨。感受之三，第二天清晨再观画，看到了海客扬帆，诗人于是产生了壮阔的胸怀：直挂云帆济沧海。
诗人依照主观感受和想象所再造出来的，用以表现整个画面意境的艺术意象，是这样迷离，可是细加体味，其暗示性又是那样丰富，不仅不妨碍反而极大地吸引和调动读者，以其丰富的艺术联想去悉心感受它。虽嫌迷离，终觉美好。无怪乎诗人烛照此景而生仙游之想。不写具象写意象，不从实处描摹，而从虚处传神，画之所长，诗之所短，力避之，画之所短，诗之所长，力扬之，正是此诗艺术上的主要成功之所在。
本文是清朝末年革命烈士林觉民写给妻子陈意映的一封绝笔信。在这封绝笔信中，作者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深情和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深沉的爱。他把家庭幸福、夫妻恩爱和国家前途、人民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对妻子亲人的爱和对国家人民的爱连为一体，阐述一个深刻的道理：没有国家和人民的幸福，就不会有个人的真正幸福。全文感情真切，笔调委婉动人，读后令人荡气回肠，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自“意映卿卿如晤”一开头，整封信围绕着一个有血有肉的“情”字倾诉心曲。“卿卿”一呼，落笔动情。“吾至爱汝”，“吾爱汝至”，“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吾作此书，泪珠与笔墨齐下”，这些饱含感情的倾诉，使读者心魂为之摇荡。正由于作者对妻子爱得深挚，因此在挥毫作书之际，夫妻之间那令人无限眷恋而又无法重温的往事，一时奔涌笔底。
第一件事是“四五年前某夕”与妻子的一席对话。作者对妻子说：“与使吾先死也，吾宁汝先吾而死。”读者乍听起来，这话真有些不近人情，谁都希望自己至爱的人健康长寿，也难怪他的妻子“初闻言而怒”。按时间推算，这番话应是林觉民婚后赴日本留学假期返故里时所说。他在日本比在国内更加接近反清革命中心，献身革命、为国捐躯的宏愿已经确立，只是担心一旦牺牲了，妻子忍受不了失去爱侣的悲痛。“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这份“道是无情却有情”的爱，是至爱。
第二件事是婚后蜜月生活的情景：“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花月掩映，两情依依，良辰美景人同在，诗情画意，温馨甜蜜。美丽的青春，无边的幸福，无法让他忘怀，这浓情蜜意，是至爱。
第三件事是“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这时新婚不久，作者写信给父亲说要远赴南洋，急得老父去厦门找他，但他却早已回家。这次外出，显然有特殊任务，但不便直接告诉妻子。所以意映要他“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希望远走天涯长相随，是至爱。
第四件事是“前十余日回家”。这次作者从日本归来，身负革命重任，本拟将实情告诉妻子，又考虑到妻子有孕在身，恐不胜其悲，“故惟日日买酒呼醉”，试图减轻压抑心底的难言之苦，永诀之痛。诚如古人所叹：“举杯消愁愁更愁”，这醉中之苦仍是对妻子的至爱所致。
除了这四个生活片断，作者对妻子的至爱，还表现在对死后的想象。一个平日不信有鬼的革命者，竟希望真有鬼，好与妻子以灵相依，以哭相和；黄泉尘世，互慰相思与寂寥。而信末因感“巾短情长”难以尽意的巨大痛苦，反以“一恸”作结，可谓以一当十，言有尽而情无限。
尤为可贵的是，作为一个矢志拯救国家民族的革命者，作者在尽情倾诉夫妻之间至爱的同时，畅叙了儿女情必须服从革命事业的至理，将一己之爱扩展到普天下人之爱，表达了牺牲个人幸福，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崇高情怀，情理浑然交融，深情大义与英雄壮怀同辉，给这封信带来了政论的色彩和战斗的品格，堪为志士增色，为弱者壮胆，义无反顾地为祖国献身。
这封信是作者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写的，生与死，妻与儿，国家、民族与人民，无不牵动着他的心魄，其万千思绪，如春潮荡漾于心海，散文的形式正适宜他尽情地表达这丰富、复杂的感情。追忆往事，不需依时间先后为序，一件往事似信笔拈出，每一笔都流注着作者炽热的血液，饱含着作者对革命、人生的崇高信念。这封信不是一般所谓的情理兼见，而是以情作为贯穿的主线，理贯于情，情中见理。
在这封感人至深的信中，也可见作者挥洒自如地驾驭语言的功力。写景叙事处，精妙洗练，情景宛然在目。如对婚后生活的回忆，冬日月夜，一对爱侣临窗低语，携手庭中，在月光与疏梅交相掩映中互诉心怀。和平、宁静、温柔、幽谧的夜色，烘托着、渲染着人间醉人的幸福。这种境界，无须慷慨陈词。作者基本上采用了四言、七言句式，参差错落，娓娓动听，明净如洗的语言，极富诗的韵致。这段文字，既有一种逼真传神的形象美，又有一种清新醉人的情趣美。夫妻之间的柔情蜜意：“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只在虚实之间，既明朗又微妙，给人以不尽的遐想。信中为了表达对妻子的至爱至情，时时出现叠字，如“低低”、“切切”、“真真”、“的的”、“日日”、“依依”等，把作者对妻子无限爱恋，对人生无限眷恋的浓烈感情传达了出来。
信中在抒发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和痛斥旧中国血腥统治等方面，大气磅礴，精光四射。大抵长短句式交替运用，句意或层层递进，或回旋曲折，铿锵之声如金石掷地，又于参差错落中显示出语句大致相仿的特点，增添了文章悲壮恢宏的气度与政论雄辩的色彩，使感情的进发与理性的思辨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作者虽于抒情处再三畅言壮志，并不给人以芜杂、累赘的感觉；相反，它给人以亲切的感染、有益的陶冶。由于作者具有比较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能够自如地融诗文辞赋的语言节奏于笔下，又能适当地从日常口语中提炼出富有表现力的叠字，铸炼出具有个性色彩的散文语言，完满地体现出这封信的立意：为天下人谋永福。
这首诗的前两句诗概括了作者的处境，由此引出了后两句被迫出走他国的原因。这是一首十分巧妙的隐喻诗，全诗意象鲜明，隐喻深微。
《立木海上刻诗》是今存第一首完整的契丹人写的汉文诗，也是今存最早的辽代五言古绝。这一首诗的意思是，既然自己无力抵住他人的压迫，只好躲避。耶律倍本为皇太子，按说继皇帝位者应是自己，可帝位却偏偏落在自己的弟弟德光身上，德光不仅没有因哥哥之让位而厚待兄长，反而见疑兄长欲加害之，这就是“小山压大山”；而自己虽为兄长，但却无力对抗作为皇帝的弟弟，所以说“大山全无力”。两句诗概括了自己所处的地位，说明了自己走适他国的原因。
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辽代诗歌》中指出：“山是契丹小字，其义为可汗，与汉字之山形同义异。”把契丹文与汉文融合在同一个比喻中，是一种很特殊的比兴手法，也是一首典型的中原文化与契丹文化融合的诗作。
此诗写自己在弟弟的猜忌、倾轧下走投无路的遭际，以及逃奔异国、亡命海外之时的悲凉凄楚的情怀，暴露了封建统治集团同根相煎、骨肉相残的现实。虽然它在艺术技法上尚欠火候，有些生硬、粗糙和平直，带有契丹人开始学习作汉语诗时尚欠成熟的痕迹，但仍不失为一首能体现契丹、汉文化碰撞交融、优势互补的佳作，有着独特的审美功能和当时其他汉语诗无法替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