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前四句先从对方着笔，写门人欧阳秀才即将启程出游。后六句转到作者方面，正面写送别，仍然全用比喻，诗中用凤凰比喻欧阳秀才，表达了作者对他的赞赏，同时也是希望他以后能为朝廷建功立业。这首诗纯用比喻，语言素朴，精致细密，韵味悠长。这首诗分作两节。
前四句先从对方着笔，写门人欧阳秀才即将启程出游。诗中用了两个比喻。首句的“客”即指在汴京作客的欧阳秀才。春风一吹，草木都开始萌芽，欧阳秀才心中也像草木发芽一样，产生了出游的愿望。“忽与春风动”点出时间。“忽”字、“动”字下得特别精当。春天的花草树木，往往头一天看还光秃秃的，第二天却忽然绽出颗颗新芽来了。“动”字不仅是说萌芽的发生，还指它在春风吹拂下不断成长；它一经萌芽，不久就要长出枝叶，开出鲜花。出游的念头也是如此，它一经产生，就不断滋长，变得愈来愈强烈。所以第三句用“又随”二字紧接转入下文。由荫芽而开花，花又被风吹落，飞向天空，欧阳秀才的心，又随着落花，飞向西江。古典诗词写落花，常常带着感伤的情调，这首诗写其飞举飘扬，却充满生机。“西江梦”指想象中即将开始的江西游历生活。梦境是变幻莫测、飘忽无定的；既可以梦见过去，也可以梦见未来。用“梦”形容游历生活，可以引起无穷联想：使人联想到欧阳秀才去江西后的行踪不定，生活的丰富多样、难以预测，使人联想到他醒里梦里对此日客居京中这段生活——包括作者这次送别在内——的回忆；既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也包含着对过去的深长怀念，情致绵邈，意味无穷，造语之妙，已臻绝致。这四句比喻新颖贴切，把欧阳秀才游江西之事，完全变成生动的形象描绘，可见作者的才思和艺术创造力。
下面六句转到作者方面，正面写送别，仍然全用比喻。诗中用凤凰比喻欧阳秀才，是说他才华出众，非常人可比，表达了作者对他的赞赏，同时也是希望他以后能为朝廷建功立业。“家无梧桐”既是诗人自谦，也是对门人的勉励，愿他振翅高飞，奋力进取。门人即将远行，作老师的对他将来的一切非常关心，下面两句就是对他的谆谆嘱咐。这首诗“凤巢”两句即暗用其意，是要欧阳秀才去江西以后，善自择居，慎于交友，不要同卑俗之人居处和往来；同时也是奖誉欧阳秀才，说他今后前程远大，绝非“乌哺”辈所能相比。这是作者的临别赠言。结尾紧接“桂林”，举酒相送，以功名相期，补足送别之意。《晋书·郤诜传》：“累迁雍州刺史，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何如？’诜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后因称科举及第为“折桂”。“无忘桂枝荣”，就是要欧阳秀才不要放弃科举；举酒相送既是送别，也是祝愿他异日科举及第，不负所学，施展平生的抱负。在科举时代，一般读书人要跻身仕列，只有应试及第一途，所以作者以此作结，郑重叮咛，表达了对门人的殷切期待。
古代诗歌运用比喻手法的很多，但像这首十句的五言古诗，通篇从头到尾全都采用比喻的，却不多见。这正是此诗艺术上的成功之处。比喻可以使诗含蓄蕴藉，更富形象性，增添诗情画意。该篇绝无华丽秾艳语，精致细密，韵味悠长，正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作者了解到当时边境两边辽国人常来汉地侵扰而北宋军队却轻敌麻痹的情况；目睹了宋边疆一望万里，都是无险可守的农田，而辽国地区桑林密密遮蔽着河川原野的现状。这一强烈的反差给作者以很大震撼，诗中以南北边境地区的情况作对比，届时除了宋朝边防松懈、无险可守，而辽国则深不可测、暗伏杀机的严峻现实。
前四句写宋朝实行妥协、退让、苟安政策，划白沟为界，使白沟河河北尽成辽地，并且年年在这里迎送辽使；但辽方仍不断骚扰边境，而宋却放松戒备，不知报警。后四句发抒感慨，诗人先歌颂祖国包括幽燕之地在内的万里山河，接着借用史实，指责宋朝边将视边防如同儿戏，实际上也是批评轻视边防不用良将的宋朝统治者。最后两句“棘门灞上徒儿戏，李牧廉颇莫更论”，总结全诗，揭示了山河残破、边塞失防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深刻有力，不仅在当时有现实意义，对后世也有一定的警戒作用。
这首诗在写作上也很有特色。写实和议论，写实简明，议论独到；古今将领比较，形象鲜明，含意深远；结构上由表及里，步步深入，十分严谨；用韵上以四句转韵，平仄韵相递，既转得自然，又使层次更加清晰。这些都值得读者留意。
作者首先敏锐、直截地指出：“丞位高而逼”，唐代县令是正六品上，为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丞是正八品上，为一县的副长官，以下又有主簿、所等。因为县丞的职位略低于县令，所以说“位高”，但他假如认真尽责地办事，又可能会被认为侵犯了县令的职权。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县丞必然遭到县令的顾忌。但作者对此并没有做直接描述，而是以县丞和县吏两个形象所表现的县丞签署公文的细节，形象地再现了县丞在任中的具体情形，同时或显或隐地凸显、隐示出县丞、县吏包括县令各等人的心理。当公文发行，吏员要拿成案请县丞签署的时候，吏将公文“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平立睨丞曰：‘当署’”而县丞不仅“署惟谨”，并“目吏，问可不可”，在取得吏员的首肯后，他才安心退下，对所签署的公文，却“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在县丞面前，县吏半卷公文，鹅行鸭步，平立，斜看等一系列极具个性化的行为神情，无不显示出他对前者的轻视、蔑视和小人仗势欺人的心态；县丞的谨言慎行，不敢越雷池一步，也将其备受挟持的情状表现得历历在目。文中虽一字未及县令，但在这两人不同于常情的神态对比中，县令的骄横、个人权力范围的不容侵犯也就在无形的衬托中俨然而出。作者细致传神的笔触，使文字的摹形达意如同绘画中工笔与写意相结合，活绘出了一幅官场讽刺图。文章用近乎白描的手法通过刻画人物言行状貌展示人物的心理，以深刻的感性形象去揭示事物本质，叩击读者心弦，取得了鲜明而强烈的效果。
文章在后半部分又以崔斯立任蓝田县丞的事迹经历对题旨加以具体佐证。被黜官降至县丞职位的崔斯立，从最初的认为官职无尊卑， “顾材不足塞职”的踌躇满志，到后来“余不负丞，而丞负余”的痛心长叹，给读者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一个有才能、有抱负的人是怎样在官场倾轧中被磨去棱角、萎靡心志的心路历程，不言而喻地被展现了出来。最后崔斯立虽重修壁记，但人却如赋闲般日日吟哦于松林间，并冠冕堂皇地躲避过问公事。一句“余方有公事，子姑去”，使作品对唐朝这类政治现状的深刻嘲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厅壁记本是一种记叙前后任为政履历的官样文章，但作者写来，却一点也不板滞。它一反旧例，具体描绘县丞在文书上签字的情景，只用寥寥数语，就把县吏仗势欺人、县丞逆来顺受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酷似一篇文笔洗练而生动的微型小说，而县丞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尴尬境地也就昭然若揭了。这样充满着辛辣的讽刺意味的文章，在厅壁记中真可谓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