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1137年4月9日—1181年9月9日),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为与伯祖吕本中相区别,亦有“小东莱先生”之称。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原籍寿州(治今安徽凤台)。南宋著名理学家、文学家,出身“东莱吕氏”,为吕夷简六世孙、吕大器之子。淳熙八年(1181年)卒,年四十五。宋宁宗时,追谥“成”。嘉熙二年(1238年),改谥“忠亮”。吕祖谦博学多识,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他所创立的“婺学”(又称“金华学派”),也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派,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著有《东莱集》、《历代制度详说》、《东莱博议》等,并与朱熹合著《近思录》。 ▶ 116篇诗文
这两篇作品记叙的是宴会的场面和醉后的归思。
这是一个富有边地特色的军中酒会。第一首诗开头两句在点出酒会及其时间地点的同时,便以“剑舞”、“击鼓”写出戎旅之间的酒会特色,点染着边地酒会的气氛,为“醉”字伏笔。紧接着两句写席间胡筋声起,催人泪下。何以“泪如雨”,这里没有交代,但隐含的情调却是慷慨悲壮的,这种气氛也为“醉”准备了条件。《全唐诗》将以上四句列作一首七言绝句是有原因的,因为它们可以勾划出一幅完整的、情景交融的意境。这在这组诗中也起到笼罩的作用。
第二首诗的前四句写宴席间情景。上两句从所闻方面写歌曲,下两句从所见方面写酒肴。乐器是“琵琶长笛”,歌者为“羌儿胡雏”,菜是“犁牛”“野驼”,酒为“交河美洒”,这一切可以看出主人的热情,宴席的高贵;而它们所点染的边塞情调又使归途中的诗人感触良多。这也为“醉”准备了条件,遂引出诗的最后两句。醉后吐真言,梦中见真情,诗的最后两句写醉后梦中归家,描写十分真切。用“无奈”写出归思之难以摆脱,也许这正是“座上相看泪如雨”的重要原因。
这两首诗写宴席场面,罗列边地物产以渲染边地情调;同时,把酒席场景的描绘与座上客人的感情交织起来,使诗歌情景交融。第二首诗最后两句直写乡思,显得十分深沉。这两首诗格调慷慨悲凉,从中可以看到戍边将士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
这首诗是诗人南奔途中创作的一首感时感事的诗,首联描写出发时的场景,中间两联叹家身兼伤国事,尾联收束到离别之上,又与时事密切相关。此诗精巧用典,含蓄吞吐,气脉连贯,沉郁浑厚,叙述伤时感事有杜甫沉郁苍茫的气韵,堪为佳作。
“商水西门语,东风动柳枝。”地、时、事兼叙,于地,则商水西门;于时,则东风动柳,是早春时季;于事,则临别告语。“语”字大约从杜诗学来。杜甫《哀王孙》:“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所与“语”者,当是前来送别的人;当然也似可兼指附近的商水河,言河水潺援之声,也如珍重话别。“东风动柳枝”,其时正是春季。既是眼前之景,又于景中含不尽之情。那柔弱的柳枝,给人一种缠绵的感觉,正是离情别绪的写照。吴文英说得好:“一丝柳、一寸柔情。”(《风入松》)。伤春又伤别,倍感无奈。这与《诗经·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名句殊为相近。这两句,又大有杜甫《发同谷县》“临歧别数子,握手泪再滴”之意。诗人此次南行,是迫于兵灾,更有许多不得已。此意含而不露,却待其后申叙。
“年华入危涕,世事本前期。”句叙而兼议,将首联暗蓄之意进一步发明。“年华”承“东风”,“危涕”接别语,虽重在个人感受,而实有伤时之感寓于其中。孟子有“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之语,江淹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恨赋》)之句,故简斋之危涕,实有孤臣之悲。“入”字提炼得新鲜有力,自是江西诗派之家法。“世事”主要特指眼下国有累卵之危,民有倒悬之急。如此窘境,绝非偶然,而是事出有因,执政者失策之种种,只要联系当时历史状况,自然不难明白。
“草草华公策”,紧承“世事”句,追究前事之因。“华公策”,用刘宋时征北将军华道济“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事,讥刺北宋朝廷避金人、求苟安的失计。诗人用华道济典故,追咎宣和七年(1125)北宋朝廷退避金兵,以致军机贻误、汁京被占的罪过。国家与个人的命运原本相连,诗人不得不在颠沛流离中度日了。
“茫茫杜老诗”,杜甫在入蜀以后以及在湖湘时期,写到安史之乱或各地军阀的战争时,多用“干戈茫茫”字眼。如《南池》诗:“干戈浩莽莽。”又如《惜别行送刘仆射判官》诗:“九州兵革浩茫茫。”诗人平生极为推崇杜诗,在创作上经常模仿;更重要的是老杜后半生多在战火中度过,而其伤时忧乱之作特多。时异事同,而孤臣之心难诉,他只好在吟诵杜诗之求得安慰了。
尾联所云,尽管仍然与时事密切相关,但在诗意上则收束到离别之上。“山川马前阔”,则前路漫漫,不见尽头;“不敢计归时”,则归期杳杳,未有已时。身世之感,黍离之悲,充盈弥漫。
诗中所写紫李黄瓜的乡村风光,与乌纱白葛道衣装束的诗人,搭配成一幅色彩清丽、情调脱俗的图画。而野寺的幽静清凉正宜于病中的诗人休息,于是诗人由此深深体悟了因病得闲的妙处,并借佛祖故事表明,此心安处是医治一切身体与灵魂创伤的良方。末二句归结到和僧侣自然而亲切的关系,以见诗人自己已经“近道”的内心境界。全诗写景有味,蕴含着更深的哲理。
诗的开头写到祖塔院去的村路景物和作者的服饰。在村路上看到紫李黄瓜的色彩和香味,作者戴着乌纱帽、穿着白葛衣,感觉凉快。《冷斋夜话》称:“哲宗间右珰陈衍:‘苏轼衬朝章者何衣?’衍对曰:‘是道衣。’”朝章是上朝穿的官服,道衣是民间有道者穿的便服,较为凉快。接下来写到了祖塔院,那是在野地里的寺庙,故称“野寺”。作者在病中,所以在寺里闭门靠枕,就入梦乡了。当时是夏天,所以开着轩窗迎风,称“风轩”;因为入梦的时间较长,所以醒来看到窗外的松阴转移了。这一联写在寺中的情景。
作者在杭州做通判,与知州共理政事,平时不可能到庙里去游息。所以说:“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因为有病,所以有闲到庙里来休息,也是不错的事情。有了病,安心就是药,不用再求药方了。佛家认为,人求安心在于自己,自己认为心安了就是,不用外求。作者更认为只要自己能安心就能治病,不用再求药方了,结尾联系虎跑泉,说和尚借给匏瓢,供他自由自在地喝泉水。
这首诗的构思,先写到寺前的路上景物,联系诗人自己的装束。次写到寺后的情景,结合诗人病中情事,再跟祖塔院的祖师慧可联系,从慧可询问安心的方法想到诗人自己的病。诗人把院僧同自己联系,归结到虎跑寺的泉水。这样的结构,容易形成一种可供后人摹仿的写诗样式。纪昀指出,苏轼这首诗“易于摹仿”,说明他的写法,按照游祖塔院的经过来写,可以供后人取法。钱钟书《宋诗选注》说,陆游除爱国诗外,还有“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纪昀讲“此种已居然剑南派”,就指这一方面的诗,苏轼这首诗正是例证。它的艺术特色,就是闲适细腻,像“因病得闲”,“歌枕客梦”,“松阴转”,“安心是药”等等都是。纪昀的批注指出,“剑南别有安身立命之地”,钱钟书又指出:“什么是诗家的生路、‘诗外’的‘工夫’呢?”“他说:‘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换句话说,要做好诗,该跟外面世界接触,不用说,该走出书本的字里行间,跳出蠹鱼蛀孔那种陷人坑。”就苏轼这首诗而言,虽然容易让后人摹仿,但它从生活中来,也是创造。后人摹仿这样的写法,这是后人的事,对苏轼来说却是他自己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