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1137年4月9日—1181年9月9日),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为与伯祖吕本中相区别,亦有“小东莱先生”之称。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原籍寿州(治今安徽凤台)。南宋著名理学家、文学家,出身“东莱吕氏”,为吕夷简六世孙、吕大器之子。淳熙八年(1181年)卒,年四十五。宋宁宗时,追谥“成”。嘉熙二年(1238年),改谥“忠亮”。吕祖谦博学多识,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他所创立的“婺学”(又称“金华学派”),也是当时最具影响的学派,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著有《东莱集》、《历代制度详说》、《东莱博议》等,并与朱熹合著《近思录》。 ▶ 116篇诗文
首联写洛阳的夜景。清静的夜晚,白云已回到了家中,只见天上的天河已没有了夏日的浩瀚,皎洁的月光笼罩全城,整个夜空只有几个稀疏的星星的闪烁。本联起笔不凡,视野阔大,写洛阳秋夜天高云淡,月华似水,清辉笼罩着静谧的古城。
颔联中的“秋”“雁”“月”“捣万家衣”这几个意象。鸿雁是候鸟,春秋迁徙。秋天,大雁乘着长风,奋力飞往南方越冬。这种景象每每牵动游子的思乡之情,或分别友人的怀念之情,因此,诗人们常以鸿雁作为书信的象征,借雁抒情,寄寓自己浓浓的思念之情。而关于“月”与“捣衣”,唐王朝沿用府兵制,应征人员的衣服武器俱得自备。所以,每到清寒时节,在家的女子就要在劳作之余趁夜为戍边的丈夫准备寒衣。而唐朝时民间衣料依然是苎麻葛,需砍来苎麻煮后再捣而成葛布然后再制衣。此时,征人之妻不仅承受着赶制戎衣的沉重负担,在精神上还承受着征夫音讯不通、长年不归的煎熬。她们往往借助“捣衣”的劳作表达对丈夫牵肠挂肚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所以它们都是唐诗中表示思念的常见的典型意象。所以诗人选用的这几个意象,从其本身我们就能看到其中蕴含的浓浓的思念之情。
在手法上,“见”是视觉描写,展现的是作者眼前所见。而诗人所见的大雁高飞之处远达千里,所以所写的是远观之景。而后句的“闻”则是听的意思,诗人听见捣衣声采用的是听觉描写。而炼制苎麻捣成葛布,这声音必不会如大雁般千里之外还能听到,所以“月中闻捣万家衣”所写的是近闻之景。
在写作思路上,“秋后见飞千里雁”必然是白天所见之景,正是因为看见大雁南飞,深感凉意,发觉寒冬将至,所以人们才会趁夜,诗人也才能“月中闻捣万家衣”。诗人这两句诗,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展开,由白天看见秋寒意象引发月下闻捣衣,也符合当时人们生活的日常逻辑,思路顺畅。
颈联写作者在青门道送别了自己的友人,要和家在东吴黄鹄矶友人作长久的离别。“青门”点出送别地点,“长怜”表现了诗人对客居异乡的朋友的无限同情和怜惜。“久别”写出了诗人无友人相伴的孤独寂寞,又暗含思念好友和渴望早日相见的厚意。
尾联宕开一笔,作者想问一问,写给友人书信该寄往哪里呢?不知道皇甫冉郑丰两个人是否已经回到东吴还是仍然客居西雍,渺无定踪,才不知道寄书当向何处。我对你的一片用心如果不能到达,这无异于彼此之心在两处违背。
此诗刻画了怀素酒后运笔挥洒的形态,如骤雨旋风,纵横恣肆,给人以龙腾虎跃,奔蛇走马的艺术享受。“草书天下称独步”,李白对怀素的书法评价极高。
此诗由于语言率直,与李白以往的诗风稍有差异,曾引起历代学者的怀疑和争论。宋代大学士苏东坡曾以“‘笺麻素绢排数箱’之句,村气可掬”为由,认定此诗非李白所作。与苏轼同时代的书法家朱长文则认为“此诗本藏真(怀素)自作,驾名太白者”。清人王琦“以一少年上人而故贬王逸少、张伯英以推奖之,大失毁誉之实。至张旭与太白既同酒中八仙之游,而作诗称诩有‘胸藏风云世莫知’之句,忽一旦而訾其‘老死不足数’,太白决不没分别至此。断为伪作,信不疑矣。”其实这些多为推测之语,尚不足断定此诗非李白所作。现代学者郭沫若先生则持相反意见,认为“李白与其他诗人每每有率直之句,这是不成其为理由的”。肯定了李白的诗作。
从这首诗的题材形式比较,此诗以乐府《杂曲歌辞》旧题形式写成。李白以诗歌著称于世,作诗近千首。一生最擅长以乐府歌行旧题作诗,而且以乐府旧题写诗成就最高。他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浑然天成,不假雕饰,散发着浓厚的民歌气息。具体表现为语言的直率自然。此诗以乐府歌行旧题体裁形式写成,恰巧与李白擅长相符。而诗中的“笺麻素绢排数厢”句,正体现了他率真的一面。对苏轼的“村气可掬”是一个很好的回应
从这首诗的风格及表现手法比较,此诗豪迈,格调飘逸,想象丰富,音节错综,语言奔放,在民歌体中融入了齐梁体的某些表现手法,而以李白自身独具的俊逸之气将它们统一在一起,典型地表现了诗人“清水出芙蓉”的特色,符合李白的诗风特征。李白作诗喜用夸张之句,此诗中“须臾扫尽数千张”、“一行数字大如斗”与李白其它著名诗句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燕山雪花大如席”等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这首诗的创作状态分析,此诗是在一种醉态中写成。诗中“墨池飞出北溟鱼,笔称杀尽中山兔”,正是诗人醉态狂幻气质的表露。小小的墨池在诗人的醉眼里被幻化成苍茫的北海,书家狂书疾书的情景,似乎连中山兔都要杀完了。这种狂幻式的语言描写,与李白一生好酒、嗜酒、常在醉态之中“斗酒诗百篇”的状态有关。因此,这首诗的创作状况和李白大量写有酒的诗歌风格极其一致。
李商隐的七律无题,艺术上最成熟,最能代表其无题诗的独特艺术风貌。这首七律无题,内容是抒写青年女子爱情失意的幽怨,相思无望的苦闷,又采取女主人公深夜追思往事的方式,因此,女主人公的心理独白就构成了诗的主体。她的身世遭遇和爱情生活中某些具体情事就是通过追思回忆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的。
这首诗侧重于抒写女主人公的身世遭遇之感,写法非常概括。首联 “重帷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写环境: 层层叠叠帷幔低垂的闺房,幽邃宁静; 夜深了,闺房的主人上床后却心事重重、辗转反侧,凄清的长夜何其漫漫。她为何迟迟不能入眠? 她在想什么呢?诗中什么也没说,任由读者去想象。
“神女生涯原是梦,小细居处本无郎” 是她长夜无眠的思绪吗? 如巫山神女一样有浪漫的奇遇、过恩爱的生活,原来只是一场梦。至于这场梦是她的向往,还是曾经的巫山云雨,已在岁月的流逝中变得如梦似幻,我们无从得知。但现状很明显,她还像清溪小细一样,独处无郎。“本无郎” 有孤单、寂寥、无奈,也有自我安慰的味道。颔联巧妙化用两个典故,融会了神话的传奇色彩和乐府的文化韵味,写得瑰奇迷离,摇曳多姿。
“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 转以客观事物来影射主观感情: 菱生水中,大风吹来,波起浪涌,激得菱叶翻飞,菱枝欲折; 菱枝本柔弱,而风波 “不信”,是否意味着有些纤如菱枝的东西,是经不起生活的波浪的,即使“不信”,要逆势而为,终究是枉然。月下露珠,谁会滋润桂叶,让其吐出馨香?流露出无可依靠、无所寄托的幽怨。颈联的意象具体而鲜明,但象征的意味相当隐晦,可能是抒写那个女子在长夜无眠时的慨叹,可能是暗示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可能是诗人自伤身世,历来说法颇多。
尾联“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 直抒胸臆: 就算相思全无益处,仍不妨碍为相思而惆怅的情怀执著、狂放。明知相思无益而惆怅不已,实已是情至深处,铭心刻骨,欲罢不能了。
中唐以来,以爱情、艳情为题材的诗歌逐渐增多。这类作品在共同特点是叙事的成份比较多,情节性比较强,人物、场景的描绘相当细致。李商隐的爱情诗却以抒情为主体,着力抒写主人公的主观感觉、心理活动,表现她(他)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而为了加强抒情的形象性、生动性,又往往要在诗中织入某些情节的片断,在抒情中融入一定的叙事成分。这就使诗的内容密度大大增加,形成短小的体制与丰富的内容之间的矛盾。为了克服这一矛盾,他不得不大大加强诗句之间的跳跃性,并且借助比喻、象征、联想等多种手法来加强诗的暗示性。这是他的爱情诗意脉不很明显、比较难读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正因为这样,他的爱情诗往往具有蕴藉含蓄、意境深远、写情细腻的特点和优点,经得起反复咀嚼与玩索。
无题诗究竟有没有寄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离开诗歌艺术形象的整体,抓住其中的片言只语,附会现实生活的某些具体人事,进行索隐猜谜式的解释,是完全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像冯浩那样,将《无题·凤尾香罗薄几重》中的“垂杨岸”解为“寓柳姓”(指诗人的幕主柳仲郢),将“西南”解为“蜀地”,从而把这首诗和《无题·凤尾香罗薄几重》说成是诗人“将赴东川,往别令狐,留宿,而有悲歌之作”,就是穿凿附会的典型。但这并不妨碍读者从诗歌形象的整体出发,联系诗人的身世遭遇和其他作品,区别不同情况,对其中的某些无题诗作这方面的探讨。这首着重写女主人公如梦似幻,无所依托,横遭摧折的凄苦身世,笔意空灵概括,意在言外,其中就可能寓含或渗透作者自己的身世之感。熟悉作者身世的读者不难从“神女”一联中体味出诗人在回顾往事时深慨辗转相依、终归空无的无限怅惘。“风波”一联,如单纯写女子遭际,显得不着边际;而从比兴寄托角度理解,反而易于意会。作者地位寒微,“内无强近,外乏因依”(《祭徐氏姊文》),仕途上不仅未遇有力援助,反遭朋党势力摧抑,故借菱枝遭风波摧折,桂叶无月露滋润致慨。他在一首托宫怨以寄慨的《深宫》诗中说:“狂飚不惜萝阴薄,清露偏知桂叶浓”,取譬与“风波”二句相似(不过“清露”句与“月露”句托意正相反而已),也可证“风波”二句确有寄托。何焯说这首无题“直露(自伤不遇)本意”,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不论这首无题诗有无寄托,它首先是成功的爱情诗。即使读者完全把它作为爱情诗来读,也并不减低其艺术价值。
上阕咏史,写东晋谢安的经历,意在“以不早退为戒”。发端明点“安石”,领起上半阕。词人的写作角度比较独特,既不写他经天纬地的才能,也不写他建功立业的辉煌,而是写他人生的另一侧面。劈头就写谢安中年出仕的尴尬:他本来隐居会稽,踏上仕途时鬓发已开始染上秋霜,令人吃惊。再写人情的难堪:人到中年,与亲友相别时觉得难舍难分,于是借音乐来抒写离愁。而后突出他一向抱有的功成身退的心愿: “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语气多么肯定,多么坚决,确实是对史书中所谓“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晋书》)数语准确的表述。而结果却是“扶病人西州”,这就反跌出困於轩冕不遂雅志的“遗恨”。这种“遗恨”,便是作者引出的鉴戒——“不早退”。词中的“困轩冕”只是一个文雅的或婉转的说法,实际上(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贪恋功名富贵是联系在一起的。
下阕述怀,设想早日“退而相头之乐”。换头“岁云暮”三字承上转下,“岁暮”当指年华老大,“早计”是对“遗恨”而言,其内容便是“要褐裘”,亦即辞官归隐,过平民生活。以下七句是由此产生的设想:在归乡的千里长途中,每逢山水名胜或有贤主、良朋接待之类好的去处,可以随意逗留,尽情游乐,不必如官场中人因王命在身而行道局促,一层:我带着醉意唱歌时你跟着唱和,我因醉酒倒下时你要搀扶我,——只有酒是可以使人忘怀得失的,二层:这样,有雄心大志的人会瞧不起我们,那就悉听尊便好了,我们只管走自己的路,三层:这种种设想,情辞恳切,言由中发,有如骏马驻坡,不可遏止,充分表现出词人对辞官归隐而享弟兄“相头之乐”的夙愿。“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极写想象中“退而相头之乐”的情态,简直是对二人的“合影”。篇末“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两句,反用典故,并非真要趋同胸无大志的庸人,而只是强调素愿的坚定不移,这体现了用典的灵活性。
同《南乡子》(东武望余杭)、《醉落魄》(分携如昨)、《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尹)等词作一样,这首词着重表现了苏轼前期思想的另一面,虽然“功成名遂”尚未实现,出仕思想仍占上风,但在某种程度上徘徊于出处之间,却是可以肯定的。早在嘉祐五年(1060)苏氏弟兄寓居怀远驿时,即有“夜雨对床”,“为闲居之乐”(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引、《再祭亡兄端明文》等)的口头约定,这一回正是对前约的重申,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其弟的安慰,词中流露出深厚的兄弟之情。不过,他在诗词中不断表达的这种归卧故山的雅志,最终还是没有实现。苏辙词中的“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倒成了他们此后生活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