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吴激是出使金朝、被留异国的南方诗人。从柳暗花明的江南，来此风雪纷扬的北庭，无疑如进入一个陌生世界那样令人震愕；何况又是远离故土，屈仕于敌国之翰林院，便更有一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凉。然而，诗人毕竟不能按抑对故国故乡的思念。“年去年来还似梦，江南江北若为情”——那身在异国的生涯，对吴激来说，实在是被纷纭如烟的故土之梦牵萦环绕着的。

　　所以当他猛一见到友人家画有故国潇湘山水的图画时，又惊喜而呼，如醉如痴了。“江南春水碧如酒”，画面上大笔抹染的，是一派绿意盎然的南国之春，幽幽的湘江，浩浩荡荡地从画面深处奔来。它是碧澄的，多情的，带着春来的脉脉欣喜和摇漾不尽的波光笑影，浮横在诗人眼前。昊激自己也擅长书画，也许因此对色彩、光影更其敏感。此句正是抓住春来江水“碧”如蓝的特点，又出人意外地用浓醇的“酒”色作比，便赋予了画中的潇湘春水以格外迷人的魅力。

　　画面之美还远不止于此。碧绿的清江上，远远近近，更有悠悠的船影点染其间。有的顺流而“来”，有的溯波而“往”，在这江山如画的南国行旅，完全不像在关外的春日还得踏冰披雪；那远行在潇湘之同的“客子”，正是最乐于以船为家的。“客子往来船是家”句，正这样在诗人眼际，展开了一幅画笔也描摹不出的关妙动境；它因此也可以从相对的角度，读作为凝神观画的诗人情不自禁的兴叹——当《潇湘图》上的船恍然间移动起来，诗人也同回到了往日的岁月，重又领略着春江赏景的客行之趣，而激荡起这种认船为“家刀的亲切、温馨之情。

　　正如诗人在北庭所常常做过的梦境一样，他此刻置身在友人家的画幅前，竞也怀疑起眼中所见的究竟是画、还是“梦”了。那画面上的潇湘山水，明明是在万里故国的江南；那船行于青山绿水间的景像，更决非能在这风沙满天的塞外一遇。也许是因为这《潇湘图》，画得实在太过传神；也许是因为那故国的山水，睽违得实在太久。所以令诗入猛一见到这丹青绘染之境，也不免有一种梦中神游般的惊喜了。“忽见画图疑是梦”所表现的，就是诗人在见画如见故国山水中，如幻如梦、热泪涌注的动情一幕。诗人无疑希望，这馨的梦境，能再持续得长久些。

　　然而它竟没再持续：随着结句“而今鞍马老风沙”的闪现，这令诗人欷歔动情的梦境，就很快惊散，破碎成再难续的翩翩碎影了。作为一位兼替书画的诗人，吴激完全了解精妙的绘画所具有的迷人魅力，也因此最易从梦寐般的画境中返回现实。于是画中的南国山水，便又与诗人葱笼的忆念分离，回复了它那由色彩和线条组成的虚影；而恍在故国南土山水间游赏的诗人，又面对了身栖关外的凄苦生涯，这便是他已经度过、并且还将继续度着约异国岁月，他恐怕只能在这样的岁月中终老天涯了。

　　清美邈远的江南画境，与纷乱黯淡的关外实境的急剧变换，造成了这首题画诗所表现情感的巨大逆转。当飘缈如烟的故国山水随画面一齐隐去，就只剩下了一位北庭“风沙”中忧郁南望的苍老诗人——就这结句所展示的境界说，它便似乎不再是一首题画之作，而是借《潇湘图》作反衬的一幅黯然神伤的自画像了。

　　这首词虽然是“嘲红木犀”，却寄托着君国之忧和沧桑之感。词的上片追忆儿时所见北宋旧宫中高大的桂树，芬芳香浓。这里曾经歌舞升平，而今徽、钦二帝北入绝域，江南草木锁于深宫。下片写红木犀虽然改变了颜色，却仍然没有脱离木犀的气息，所谓自家“家风”，寄寓了词人深刻的民族观念。结尾两句为木犀解嘲，兼以自嘲。词人将千古兴亡、百年悲欢都在咏红木犀中呈现出来，其中蕴藏的是深沉的家国之痛。全词借花喻人，以小见大，在今昔对照中寄托黍离之悲，词意凄婉，含蓄幽深。

　　上片泛咏旧京故宫草木。开篇化用杜甫诗，借唐喻宋，谓北宋盛时，宫中花木繁盛，桂影重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宋的繁荣昌盛。这和李清照所说：“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一样，都有以小见大之意。“十里芬芳”二句由大到小，映带出红木犀。木犀、金粟，都是桂花的别名。“十里芬芳”上承“桂影重重”，写桂花之多、桂花之香；“一枝金粟”，写红木犀的耀眼出众。“玲珑”二字则把木犀花蕊似金粟点缀的风采准确地描写出来，但点到为止，为下片正面描写红木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凝碧池本来是唐代宫廷中的池沼名，天宝末年，安禄山攻陷长安，王维身陷贼手，赋诗云：“秋槐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不过，唐宋的凝碧池并非同一处，词人是借用王维诗意，说明当时凝碧池上虽有管弦之音，却不能给人以快慰之感，反倒使人感风吟月，满怀愁云。“翠华远”三句紧承“风月愁侬”写词人发愁的原因：二帝被囚远方，故宫荒芜，昔日的奇花异草难见天日，其“君国之忧”与沧桑之感表露无遗。

　　下片正面赋写红木犀。“只为”两句写红木犀的色与香。“天姿冷澹”，谓其质姿天然而不艳冶；“彻骨香浓”，言其香之经久不息。以“天姿冷澹”和“彻骨香浓”八字赋红木犀，可谓形神兼备。而“被西风酝酿”五字，不仅点出了木犀开花的季节，还暗示出它的孕育过程，运笔细密。“枉学”二句正面点明所赋为红木犀。“叶底偷染妖红”，谓木犀花之红可以和丹蕉相比。而“枉学”是说花虽艳红，却开不逢时，已无人去欣赏它了。“道人”二句用晦堂禅师为黄庭坚说法的典故，谓即使木犀花淡红多叶，只要其香为木犀之香，依然是“道人家风”，风韵不减。“又怕是”二句关合人、花，语意双关，既远承“烟锁深宫”，写红木犀之凄凉；又因花及人，写人借酒消愁。“为凄凉、长在醉中”，言外之意是说做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独醒”者更痛苦，正话反说，其中蕴含着词人深沉的忧患意识。

　　这首词名义上是追忆儿时入禁中凝碧池所见所感，事实上渗透着词人当时的悲苦情绪。全词由回忆入手，纵横古今，虽处处写花，却只出现一次本体“桂”字，表现出词人丰富的学识和表现技巧；又虽处处写花，却处处说人论事，融汇深沉的家国忧思、民族伤感，藏而不露，含蓄幽深。

　　汪元亨的《朝天子·归隐》共二十首，就体段来说，前人或名为“重头”，或称为“联章”。这里所抄录的是其第二首。

　　前三句写其归隐的生活：不为衣食操心，不为名利劳神，有时“歌咏楚词”，有时“赓和杜诗”，有时“临写羲之字”。悠闲，风雅，用作者在这一组诗的第四首中的话来说，是“无半点尘俗闷”。“楚词”即“楚辞”，指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的诗歌。为了欣赏楚辞的韵味，吟时必须节奏舒缓，因此特于“歌咏”之前恰 切地置一“长”字，强调其声调的曼长，表现其陶醉的神情。“杜诗”，指诗圣杜甫的诗歌。“赓和”是接在后面模仿别人诗歌的题材或体裁而写作。杜甫曾说他“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晚节渐于诗律细”。为了要踵武诗圣，握笔时必须十分认真，因此特于“赓和”之前以恰切地置一“细”字，强调其字斟句酌的细心，表现其推敲的神态。“羲之”，即被人尊为书圣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临写”之前的“闲”字，是安静的意思，是用以表现临摹王羲之书法时，聚精会神，没有丝毫杂念之心境的。作者在这一组诗的第四首中说“长歌楚些吊湘魂，谁待看匡时论。”可以与这三句相互发明。

　　接下来的第四、五句，写其归隐的处所，兼表相关的主观意向。就处所来说，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其地理位置在远离“朝市”的“乱去堆里”的高山深处；二是其房舍的质量为简陋的“茅茨”。曲的语言，“不贵熟烂而贵新生”，作者在这里不用现成的“白云深处”，而铸造出“乱云堆里”，便是有意识地避熟就生，并增加语言形象的视觉感。“茨”，用芦苇、茅草盖的情屋顶。《诗·小雅·甫田》：“如茨如染。”郑玄笺：“茨，屋盖也。”“朝市”，犹言都会，指繁华的闹市。相关的主观意向，是对“朝市”的厌恶，“无意居”，对“乱云堆”里的“茅茨”的喜爱，有意“结”。为什么厌“朝市”而喜“乱云堆里结茅茨”呢？作者在这一组诗的第一首中说的“远红尘俗事冗”，正好可以移来做为注脚。

　　第六、七、八句，写其归隐的原因。这原因来自作者对历史人物命运的总结，是他在这一组诗中经常使用的音符。“珠履三千”，用战国春申君事。《史记·春申君列传》：“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这里是借以泛指承君主恩宠的势家豪门的奢华。“金钗十二行”用唐代牛僧孺（思黯）事。《山堂肆考·角集》二十三：“白乐天尝方言牛思黯自夸前后服钟乳三千两，而歌舞之妓甚多，故答思黯诗云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这里是指以泛指承君主恩宠的势家豪门的姬妾众多。这两句，对偶成文，词藻华丽，触笔无多，但其富贵、煊赫的气象，已经跃然纸上了。紧接着的“朝承恩暮赐死”一句，陡然一转，说明“福兮祸之所伏”，富贵荣华难以久长。早晨刚刚得宠，晚上便会被杀。这真是当头棒喝，足以令人惊心动魄，冷汗淋漓，不胜恐惧之至。

　　最后的三句，写归隐的志向：要像商山四皓的采此芝于商山和严子陵的理钓丝于桐江，彻底与功名事决裂，以渔樵生活终老。“采商山紫芝”，用商山四皓事，意谓隐于山林。秦末，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为避乱而隐居商山。四人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高邦建汉为皇帝后，想要把他们罗致到朝廷来辅政，结果没有办到。“商山”，在今陕西商县东南，林壑深邃，形势优胜。“紫芝”一句灵芝，是一种菌类植物。“理桐江钓丝”，用严子陵事。意谓隐于水滨。严子陵，本姓庄。少年时与东汉的开国之君刘秀同游学，刘秀即帝位后，他变姓句而隐居不见。后来刘秀找到了他，任为谏议大夫，他不肯就职，归隐于富春山，垂钓于桐县南之江滨。“毕罢了功名事”这一末句，肯切坚决，字声合谱。作者这一组诗的第七首中的“功名事莫求”，第十七首中的“断绝了功名念”，都与这一句意同。“毕罢”，元时俗语，意为了结，撇下。

　　用事较多是这首小令的特点之一，亦是其缺点。不论其“珠履三千，金钗十二”，还是其“采商山紫芝，理桐江钓丝”，都做到了如王骥德《曲律》所说的，“引得的确，用得恰好”，“明事暗使”，用在句中，令人不觉，如禅家所谓撮盐水中，饮水乃知咸味。

　　这首散曲表达了作者对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社会的讽刺与激愤，同时还流露出了作者对仕途的高不可攀的无奈与悲哀之情。

　　“弄世界”用现在的习语来说，就是闯世界，在社会中立定。一个“弄”字，含有操纵对方，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意味，当然要费尽心机，绞尽脑汁了。但是，要周旋应付人生，立于不败之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可不是，“机关识破”，人家阻挠了自己的企图，一切所做的努力也就白费了。从曲文的下句来看，作者对于所来到的这个“世界”的要求，不过是取得些许功名，干出一番事业。作者将自己的这种愿望和努力用上“弄”、“机关”的贬性词语，是一种自嘲和激愤，同时也表现了在一个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社会里，世途所充满的险恶艰难。“叩天门”本来是踌躇满志，结果却是“意气消磨”，立身扬名所遭受的挫折可想而知。前一句是反说，这一句是正说，领出了下句中的“人潦倒”。起首的这一联冷峭而悲凉，佗傺失意之情，溢于言表。

　　第三句加重了这种自叹的意味。这一句将人的“潦倒”与青山的“嵯峨”绾联在一起，看似无理，却以这种兴象的“无理”显示了感情的强烈，以至不自禁地移情于无情之物。辛弃疾《贺新郎》“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就运用了这种移情手法。在该曲中，青山嵯峨难以攀登，令潦倒人联想起仕途的高不可攀，一个“漫”字，透现出强烈的无奈与悲哀。

　　结尾三句中，“半炊时”暗用了唐人沈既济的《枕中记》故事：书生卢生在邯郸客店中一枕入梦，历尽富贵荣华，等到醒来，发现店主人炊煮的黄粱还未烧熟。半炊时极言人生的短暂，同“千古远”、“万年多”形成强烈的对比，给人以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三句若独立抽出，可视为睿智者的旷达；但安排在该曲中，同“弄世界”、“叩天门”的起笔对读，则明显是一种激愤与绝望了。

　　前面选了作者一首《朱履曲》，连同该篇在一起，都属于愤世嫉俗的内容。两首的风格不尽一致，但共同之处是感情强烈，述意直露，语言冷峭。这一切在该篇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元代叹世刺时题材的散曲，在语意露、透的同时，往往形淡实深，多有耐人咀嚼的余味；凡是达到这样的效果，都被视作是“当行”的表现之一。张养浩的这两首《朱履曲》，有助于读者体味这一点。

　　按周时庙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文王为穆，则武王为昭，故称昭考。因此，“载见辟王”的辟王便是成王。“载”训始，助祭诸侯的朝见则在成王即位之时。成王是由周公辅佐即位的，只是名义或形式上的君主，实权则掌握在摄政的周公之手，诸侯助祭的隆重仪式当亦是周公一手策划安排，其用意自然是让成王牢记先王遗训，继承并光大先王遗业。周公极尽摄政之职，时时注意对成王的规劝乃至管教，《尚书》中的一篇《无逸》便是明证。诸侯“曰求厥章”，恐怕年幼的成王也无法应付，只能由周公作出权威性的答复。旧说《周礼》为周公所作，法度典章他当了然于胸。如此看来，《周颂·载见》的祭祀对象与《周颂·雝》不同，祭祀时的背景也大不一样。《诗经传说汇纂》所说“一以显耆定之大烈弥光，一以彰万国之欢心如一”的祭祀目的，便道出了成王新即位的时局特点与急务。

　　和《周颂·雝》所描写的“肃肃”“穆穆”的神态不同，《周颂·载见》重点在于描写助祭诸侯来朝的队伍，朱熹评之曰“赋”也。诗中“龙旂阳阳”四句，确实具有赋的铺叙特点：鲜明的旗帜飘扬，铃声连续不断响成一片，马匹也装饰得金碧辉煌，热烈隆重的气氛，浩大磅礴的气势，有声有色；八方汇集，分明是对周王室权威的臣服与敬意。周颂中的许多祭祀诗，是只求道出目的，不惜屡用套语，丝毫不考虑文学性的，而《周颂·载见》却安排了极为生动的铺叙，在一般说来枯燥乏味的颂诗中令人刮目相看。这也足以说明，在有助于实现政治目的的情况下，统治者不仅不排斥，而且会充分调动积极的文学手段。

　　诗的后半部分，奉献祭品，祈求福佑，纯属祭祀诗的惯用套路，本无须赘辞，但其中“烈文辟公”一句颇值得注意。在诗的结尾用诸侯压轴，这与成王的新即位，而且是年幼的君王即位有关。古代归根结蒂是人治社会：就臣子而言，先王驾驭得了他，他服先王，但未必即如服先王一般无二地服新主；就新主而言，也可能会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在最高统治者更换之时，臣下的离心与疑虑往往是同时并存，且成为政局动荡的因素。诗中赞扬诸侯，委以辅佐重任，寄以厚望，便是打消诸侯的疑虑，防止其离心，达到稳定政局的目的。可见，《周颂·载见》始以诸侯，结以诸侯，助祭诸侯在诗中成了着墨最多的主人公，实在并非出于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