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后稷所葬之地,四周山水环绕。它位于氐人国的西面。
在西南方黑水流经的地方,有一处叫都广野,后稷就埋葬在这里。这一带有味美如膏的豆类、稻、黍和稷,各种谷物在这里自然生长,无论冬季还是夏季都可以播种。在这里,鸾鸟在自由地歌唱,凤鸟在自在地跳舞,灵寿木开花结果,各种草木聚集生长。这里还有各种野兽成群相处。这里生长的草无论冬夏都不会死。
后稷的坟墓在建木西边,后稷死后苏醒,只有半条鱼在坟墓里。
注释
氐国:即氐人国,传说中的国名,人面鱼身,传说是炎帝后裔。
播琴:播种。
儛:同“舞”,舞蹈。
这首词的上片写自己一方相思惆怅,孤独无眠。下片突发奇想,一下转到了描绘对方相思的情景,说她也整日里相思而致眉头频皱。如此跳跃之笔,不惟灵动,且更显思致深厚。全词情致含婉,流美动人。
上阙写词人相思惆怅,孤衾难眠。不知道这一晚纳兰又是如何在他那百转千嘲的惆怅中度过的,好不容易睡下,却辗转难眠。几经反复,算了。披衣坐起,却只剩下一声“才睡”的叹息。想来,纳兰最开始应该强迫自己睡下的,只是“愁压衾花碎”,梦难成,愁却小见少,睡也多愁,不睡也罢。前人对于“愁”的描述,有说流不尽的李后主《浪淘沙》: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亦有说载不动的李清照《武陵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而此处纳兰说愁,却只是唯美,让人觉得安静而小心翼翼,一如词人的多情与体贴。“细数更筹,眼看银虫坠”,长夜漫漫,此刻的纳兰却只是坐在时间的边上,看着银烛渐消,烛泪点点,缓缓流下、汇聚、变凉。欧阳澈在《小重山》里说“无眠久,通夕数更筹”,纳兰到底数了多久,或许是一夜。那这样的“一夜”又发生了多少次,无从知晓,只是远远地看着他的影子,让人觉得怜惜而心疼。
下阙笔锋一跃,突发奇想地揣测起恋人此时的情景。他想象此时的伊人也正因幻梦难凭,情郎音讯不明,整日里相思而眉头频皱。烛光恍惚,最有梦幻的感觉,此时相逢却犹恐是梦。多情人,睡梦难凭,那就醒着梦义何妨,纳兰这时大概也在模拟相见的情景吧。 “讯难真”,可知纳兰一定是向太多的人问询了“伊”的消息,然而各人各话、消息缤纷混杂,以致真假难辨了,却可怜了纳兰的一片痴心。最后一句“只是赚伊终日两眉颦”最见纳兰体贴,不禁让人联想到《红楼梦》第三十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龄官划蔷痴及局外”中宝玉只顾着提醒龄官躲雨,而全忘了自己也在雨中的事。痴情者总爱忘了自己,纳兰也如是。
上下阕一为实情,一为虚设之景,但对恋人的相思痴恋之情游走于字里行间,一以贯之。整首词灵动跳跃,使得意境全出,雅致玄妙。
《鼓笛慢·乱花丛里曾携手》初读似是思念佳人,但一点佳人的影子也没有。作者摆了一个迷魂阵,在“佳人”的身上虚晃了几枪,然后转入他对友人们的怀念。作者初到郴州时,有“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元寻处”的慨叹,而此词却说:“苦恨东流水,桃源路欲回双桨。”表现出他对“寻桃源”的疑虑,而更多的考虑则是“我如今怎向”,开始思索今后了,面对现实了。此词是词人在郴州总结自己的过去,考虑自己的未来。
上半阕是回忆他从前的生活,词人在蔡州与汴京时,曾涉足青楼,为歌妓写词。开篇从与恋人携手赏花的美好回忆写起,在对“好梦随春远”的痛惜之中,流露出离别后“香闺正杳,佳欢未偶”的无限惆怅。重上玉楼与佳人团聚这样简单的愿望,却无法实现,因为词人正处在“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孤零处境中,受着现实的种种羁绊,他只能将所有的感伤交付给长长的叹息,相思中透露出身不由己的无奈。因此,词人在结尾处发出“仗何人,细与丁宁问呵,我如今怎向”的疑问,满腹辛酸汨汨流出,既揭示了他对命运的惶惑,更突出了他相思无望的悲凉。
过片紧承前意,脉络不断。表面上仍以绮语写艳情。词人举头望月,月儿还未团圆,它象征着人之团圆时机还未到来。因此他对重上玉楼(重回朝廷)表示怀疑。从写艳情到寄慨身世,都是自然的过渡,如灰蛇蚓线,忽隐忽显,使人不觉,可见艺术手法之高妙。故词人云:“那堪万里,却寻归路,指阳关孤唱。”词人愈贬愈远,求归不得,心绪无比悲凉。古人西出阳关,远征塞外,总有家人与亲友备酒饯别。可是此刻的词人,独自南迁,举目无亲,只能一个人唱着《阳关曲》。“孤唱”二字,用得极妙,它点明了迁客身份,也渲染了凄凉悲苦的氛围。比他略早的张舜民在《卖花声》词中说:“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阳关。”张于元丰年间,被谪往郴州,途经洞庭湖畔岳阳楼,写下此词,表达心头的悲愤。少游元祐年间与舜民有交往,也许读过他的《卖花声》,熟悉这一辞旬。张怕听令人肠断的《阳关曲》,秦则一人孤唱《阳关》。二人处境相同,心情相似,但在对待《阳关曲》的艺术处理上,却手法有异。张重于愤,秦偏于悲,在宋代的迁谪文字中各具特色。
此词又不仅仅是一首相思之作。古典诗歌,常常通过男女恋情别抒怀抱。秦观此词,就能从细腻隐约的相思笔墨中读出作者自伤不遇的复杂心境。在他那“不堪思想”的“从前事”中,不仅有对美好恋情的回忆,还有对春风得意的往事的回首。在“谁把雕鞍锁定”的无奈探询中,不仅有恋爱被阻隔的苦恼,更暗合事业遭受打击、壮志消磨的感慨。在“却寻归路”、“欲回双桨”的向往追寻中,不无想要得到朝廷重新任用的期待。在“如今怎向”的茫然中,他面对人生挫折的失意与遗憾之感相当强烈!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