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另一首《望江南》（多少恨）用的是以反写正的艺术手法，以乐来反衬苦，笔意有曲婉之感。但这首《望江南》（多少泪）则不同，是直笔明写，正见正写，直抒胸臆，坦吐愁恨的艺术手法，因而有愈见沉痛之感。二词可同读，对作者的忧思愁恨则体会更深。
“多少泪”即“多少恨”之续写，“一晌贪欢”（李煜《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后，悲情更苦，离恨更深，作者再也无法自制，只能任凭“多少泪，断脸复横颐”了。眼泪纵横当不是抽泣哽咽，而是激情难收，也许有号啕之举，但是，泪可流，“心事”却不可说，一是满腔悔恨无法说，二是故国情怀不能说，自伤之情、囚居之苦，片言俱现，作者心中愁苦跃然纸上。不但“心事”不可说，连往日可以寄托情思的凤笙也不能吹起，这种痛苦和不自由是非常地残酷。古人悲思不可解，常有“欲将心思付瑶琴”（岳飞《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之想，而这情此景，作者却连这一点奢望都不敢有。况且，凤笙向来为欢歌之用，于此时吹奏，对李煜来讲，只是徒增感慨、更添思忆而已，所以一句“休向”，使作者的幽居无奈中又多添了几分不堪回首的痛苦。于是乎，“肠断更无疑”但是惟一的结局了。这首词正是李煜入宋后“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真实写照。
全词与“多少恨”同调，取笔不同但取意同。这首词直接写作者深沉痛苦，描摹细致，语言直朴，较“多少恨”有更直入人心的感染力。
该诗七言排律，历来作者罕传，唐人也不多作，号称集大成的杜甫也只三、四首，玄机此诗却也堪入作者之林
冬已尽，春将归，诗人独行于陡峭难行的山道上，看到那泉声泠泠的溪涧，白雪皑皑的苦山，不禁联想起丈夫子安清俊的仪容、魁梧的身姿。于是，诗人以诗代书，写下了这封“情书”，侧面反映出了一个处于封建社会底层的多才女子的痛苦遭遇和凄凉心情。
首联开门见山，写了一个出家为道的女子的相思之苦。起句写崎岖不平的山路，高耸入云的磴级，为次句的“行苦”作铺垫。“相思苦”不仅使用了衬托手法，而且通过句内顶真更加强了相思苦况的表达，成为贯穿全诗的感情线索和结构枢纽。对于一个女道士来说，山路之险峻已经是够艰苦的了，但诗人并不以此为苦，而是“苦相思”。诗人把对子安的相思之情，以烘云托月的手法突显出来。
次联诗人紧扣“相思”二字，从眼前之景写起，直抒胸臆。诗人触景生情，回忆了丈夫的音容，自然转入“相思”主题。以“冰销苦碉”和“雪苦寒峰”来比喻子安的清韵玉姿，既表现了诗人对子安的时时不忘，更写出了子安的情韵风度，体现诗人不凡的想象力，也让人体会到其对丈夫的挚爱深情。“清韵”即情韵，既是谐音，又语意双关。这两句神驰思飞，乍看写景，实则言情，融情于景，以景传情，是诗人心中隐情的真实流露，也是对“春情”的具体描绘，形象鲜明，光彩照入，是全诗精华之所在，对仗工稳，用典艳秀，才媛功力，于此可见。
三联承上而来，从爱怜出发，写了对丈夫的关心和劝戒。诗人絮絮叨叨的嘱咐，殷勤致意，体贴入微，关心备至。既劝子安“莫听凡歌”，切忌“病酒”；又提醒其“休招闲客”，不要“贪棋”。这既可以看出往日夫妻的情深，也可以看出今日身分两地诗人对子安的挂念以及对其乐而忘情的担忧，也正由于有这样的担忧，才有了对昔日盟誓的回忆和对他日重逢的期盼。
四联直摅胸臆，使感情达到高潮。“如松匪石盟长在”写出了诗人对子安表白如松柏长青、比石头更坚定的盟约长期存在，当年的海誓山盟还响在耳边。“比翼连襟会肯迟”，写出诗人坚信自己跟子安当如比翼鸟长相聚、不分离，比翼连襟之期是不会很苦的了。
五联写诗人对未来的幻想，水到渠成。离别是暂时的，随着时光流逝，冬去春来，还会在花好月圆之时破镜重圆、相爱如初的。然而， “终期相见”，未必能见， “月圆”之时，遥遥无期。所以，这只不过是这位痴情女子美好的憧憬而已，可见她的“相思”已经到了如醉如痴的着迷程度 ，这一句将诗人执着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末联关锁全篇，诗人决定把以上一切思念、爱怜、关怀、担忧、渴望之情，亦即一片痴情，统统和泪写入这首情诗，寄赠子安。“泪落晴光”，造语别致，内涵丰富。“泪落”是感情激动的表示，同李清照一样，李清照在写诗之前也是“欲语泪先流”（李清照《武陵春》）。“晴光”更具情态，眼泪夺眶而出，泪花捧在眼边，晶莹透亮，宛如晴空之夭光，这就把一个黯然伤神、幽柔钟情的女子的形象，如同雕塑一般地刻画出来，风流情韵，令人动容。与丈夫分别后，最值得相赠的东西就是诗人饱含泪水写的这首诗，到此珠圆玉润，圆满完成整首诗的艺术形象的塑造。
全诗气局严整，思致绵密，述事陈情，从容流走，丝毫不露铺叙、转折、过接之迹，胡应麟在谈到七言排律时曾有“唐惟女子鱼玄机酬唱二篇可选，诸亦不及”（《诗薮》）之说，在男尊女卑的文学界，此类评价足见鱼玄机作品功底之深。
此诗通篇都是祝福词。全诗以“既”字领起，用的虽是赋法，但并不平直，相反，其突兀的笔致深堪咀嚼。而“既醉以酒”，表明神主已享受了祭品；“既饱以德”，表明神主已感受到主祭者周王的一片诚心，更为下文祝官代表神主致辞祝福作了充分的铺垫。享受了主祭者献上的丰盛的美酒佳肴，对他的拳拳之意不能无动于衷。因此，神主愿意赐给献祭人各种福分，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诗的前两章，讲的都是享受了酒食祭品的神主的心满意足之情，他深感主祭者礼数周到，便预祝他万年长寿，能永远获得神所赐的幸福光明。而第三章末二句“令终有俶，公尸嘉告”，直接点出公尸，说明下文均为神主具体的祝福之辞，诚如陈子展所云，“为一篇承上启下之关键”。如果把此诗比为一篇小说，则前两章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法，而后五章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法，第三章则是两者的过渡。“其告维何”“其类维何”“其胤维何”“其仆维何”云云，等于现代汉语“他的……是什么？他的……是……”这样的结构。这五章中，除第三章是答谢献祭人的隆重礼节外，其余四章都是祝福的具体内容。从尽孝、治家、多仆几个方面娓娓道来，显出神意之确凿。诗的中心词不外“德”“福”二字，主祭者周王有德行，他的献祭充分体现了他的德行，因此神就必然要降福于他。而神主所宣布的将赐之福，在诗中主要是属于家庭方面而不是属于军国方面的，颇显示出此诗颂祷的倾向性，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似乎也更有亲切感。
从诗的艺术手法看，善于运用半顶针修辞格是此篇的一个特色。《诗经》中运用顶针修辞手法屡见不鲜，但像此篇这样上文尾句与下文起句相互绾结，而重复只在上句的末一字与下句的第二字那样的修辞方法（姑称之为半顶针修辞），却是并不多见的。其实，接第三章“公尸嘉告”句的第四章“其告维何”句、接第五章“永锡尔类”句的第六章“其类维何”句、接第六章“永锡祚胤”句的第七章“其胤维何”句、接第七章“景命有仆”句的第八章“其仆维何”句，若改为“嘉告维何”“尔类维何”“祚胤维何”“有仆维何”，也完全可以，这样各章之间便以纯粹的顶针格相贯连。但此篇的作者却蹊径别出，不取上下章衔接文字完全重复的纯顶针格，而仍收“蝉联而下，次序分明”（方玉润《诗经原始》）之效，并别具曲折灵动之势，实在令人拍案叫绝。这章与章的半顶针衔接又与各章章内的纯顶针修辞（如“高朗令终”与“令终有俶”、“朋友攸摄”与“摄以威仪”、“君子有孝子”与“孝子不匮”）连成一片，产生了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效。由此可见，颂诗的表现力也相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