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论点即篇首两句。孟子提出三个概念：天时、地利、人和，并将这三者加以比较，层层推进。
第一段作者提出中心论点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相互比较组成。用两个“不如”强调了“人和”的重要性，同时反映孟子所说的“仁政”。三者之间的比较，实质上是重在前者与后者的比较，强调指出各种客观及诸多因素在战争中都比不上人的主观条件及“人和”的因素，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在比较中立论，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句式相同，语气十分肯定，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第二段，论证“天时地利人和”。以设置占天时者不能攻破占地利者为例，比较“天时”于“地利”的重要。“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说明城小而难守；“环而攻之”说明攻城者攻势强大，占有战斗的主动权；“而不胜”说明攻方失败。战斗会以弱者胜、强者败告终，作者认为攻防之所以敢大军压境，是因为在“天时”上占了优势，但守方可凭借“地利”进行抵抗；攻方久攻不下，军心涣散，必然失败。这样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天时不如地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第三段，论证“地利不如人和”。以拥有良好的地理条件而终不能守为例，比较“地利”与“人和”的轻重。“城高”、“池深”、“兵革坚利”、“米粟多”指明了守方具有优越的“地利”条件，本可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但结果却“委而去之”，原因就在于内部不“和”，有好条件也发挥不了作用，反被虽无“地利”而有“人和”的攻者战胜，这就有力地说明了“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
以上三段，论证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这一观点。最后段的作用是在前三段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将论点的范围由战争推及到治国，从而全面体现孟子的政治主张，使文章更具有普遍意义。其次，“得道”实际上也可理解为“得人心”，即“人和”。（得道的意思为施行仁政）得人心者，人心归顺，所到披靡，失人心者，人心相悖，不攻自溃。因而，最后一段绝非多余的闲笔。
文章脉络清晰，结构严谨，气势通畅。
此词是一首望月怀人之作，可能是与词人有着感情纠葛的歌舞女子。这个女子令词人爱慕不已。美月当空，已能勾起人无限秋思。面对中秋夜月，那怀人之情便愈发浓烈了。于是词人借月写意，传递了词人对歌舞女子的怨尤与不忍相舍的复杂感情。
词的上片就中秋月这一面来写，主要展现词人的飞扬意兴。起韵即激情喷涌，以一“快”字为催促，表达要上西楼赏月的酣畅兴致。而一“怕”字，又泄露出词人担心中秋月不够明朗的心思。在情感节奏上，此韵一扬一抑，起伏有致。接韵借用前人故事，写词人由西楼待月而请美人吹笛唤月，这就为中秋月的出场蓄足了势。三韵正面赋写中秋月的无垠光华，写得气势酣畅。在这里，词人采用了一个精彩的比喻——把月色笼罩下的世界比喻为冰壶中的世界，则月色的皎洁无垠、透明清凉之状可感。又采用了一个玉斧修月的神话，把月亮的圆美无瑕之状也形容了出来。这里的“谁做”、“最怜”二词，不仅显出了词人对此中秋月的无比赏爱之情，而且形成了相当空灵的意境。上片末韵由无边的月色回转到月亮本体，追问月宫里独处的嫦娥有没有愁恨，这也是古代赏月者在神话时代容易产生的绮情。但是通过“应华发”的自答就可以发现。词人在这里问讯娠娥的目的，并不止于发一发严格古典男子的绮情幽思，而有借之诉愁的用意。这就使上片的词情至此气脉暗转，为下文抒发别恨调好了调子。
下片开始，词人先用状写满天月色的“云液满”一句承上启下，然后展现自己在月下酣饮欢乐的情状。长袖善舞的佳人，清歌悲咽的佳人为之助兴添欢。这是最令词人愉快的场面。但是词人的心意匀不在此，词人由此中秋明月夜、由此歌舞助兴人想到的是令自己牵情的远人，于是不由自主地发出了深沉的叹息。词人叹息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就像天上的明月总是圆时少、缺时多一样。这一叹息，是承接着苏轼《水调派头·明月几时有》而来，其中不能不含有苏拭词中对于“月圆人不圆”的恨意，但词人此句意思显然又有所变化，词人主要是借月亮的不得长圆，叹息人事不得圆满特别是情人之间不得遂愿长聚的遗憾。“但愿”一韵，更明显地折向题目，表明尽管词人理解人事的不如意不可改变，但还是衷心地希望能够与所爱者长相聚，就像词人希望此夜月色好景能够长久护持一样。由此“不讲理”的态度，读者可以洞见词人内心的痴情。而“人情”一句，虽像是对于人间常情的遗憾却实际上是指向词人所痴情的那个人。意谓一旦离别，别人在心里未必与自己一样珍惜护持这段感情。这样的口吻，使得词人的内心幽怨苦可触及。结韵出入意想，又化幽怨的情感为期待相逢的急切之情。词人说假如能够回到她的身边，词人会将离别时所生的幽恨，转换成劝乐的感受向她尽情诉说。在这样的结韵里，词人的入骨痴情和体贴怜爱的幽绪，被传递得婉转动人。表达词人内心隐藏着的无限痴情。真豪杰，其志过人，其情也必过人。
王安石于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进士及第，嘉祐三年（1059年）上变法万言书，未被采纳。直到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神宗准备实行新法，才于四月才召他进京面对。经过二十六年的漫长岁月，王安石屈居下位不算，最大的憾事是变法主张未能实现。此时形势突变，遇到了赏识他主张的锐意变法的新帝，正是龙虎风云、君臣际遇的良机，大展宏图，即在目前。因此，他在值宿禁中的时候，面对良宵春色，剪剪轻风，金炉香烬，月移花影，一派风光，激起了思想上难以自制的波澜，为自己政治上的春色撩拨得不能成眠。
这首绝句和杜甫的五言律诗《春宿左省》属于同一题材：“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
这首诗的前两句相当于杜诗的前两联，都是写景。首句是视觉加听觉，以动衬静。王安石写的是春天拂晓时的景象；杜甫则因仿佛听到有人开宫门的钥匙声，和百官上朝的马铃声而睡不着，其意义相对要小些，这是由于两人的地位悬殊太大造成的。次句以触觉写出了香尽漏残、黎明破晓时分的夜寒意。第三句叙事夹抒情，诗人所追求的是杜甫所想要的“君臣已与时际会”，这激动人心的时候就要到来，他不只是像杜甫“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那样睡不着觉。但诗人留下问题：为什么“眠不得”，春色为何“恼人”，诗人故意不说原因。“恼”字在此处是反义正用，不能作恼恨的“恼”理解，应作“撩”解，杜甫诗“韦曲花无赖，家家恼煞人”中的“恼”字即是“撩”的意思，绝不是苦恼得不能成眠。最后一句以景结情：但只见月亮移动，照出花影，斜映在庭院里的栏干上。诗贵含蓄，此诗除第三句外，字字写景，情隐词外。
这首诗的内在抒情曲折而深沉，外在表向却是春夜清幽美景，创作手法高明。诗中处处紧扣着深夜，却又没有一句直接说到夜已如何，而只写夜深时的种种景象。诗人没有正面写对人的怀念，而是通过香尽漏残、月移风寒，写出时光的推移，从而表明诗人徘徊之久和怀想之深。表面上是这庭院夜色搅乱了诗人的清梦，实际上是由于对远方的人强烈的思忆，使诗人感到眼前的春色倍加恼人，感情表达得含蓄、曲折而深沉，有着余而不尽之意。
诗人所描写的皇宫春晓的迷人景色，和杜甫“九重春色醉仙桃”，贾至“禁城春色晓苍苍”，岑参“莺啭皇州春色阑”的用意是一样的，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大好的景色象征大好的形势。如果没有“月傍九霄多”，就不会有“花影上栏干”，由此可见，王安石是参透了杜甫《春宿左省》后才动笔的。
所以说，这一首政治抒情诗。王安石是借用爱情诗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春风得意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