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前四句写山中精舍建成后的清爽心情及身边之物，有闲居山野、怡然自得的意味；后四句点透主旨，追求宗炳和慧远那样的境界，表明自己安于山林之隐，无意于鱼跃龙门。全诗善用典故，语言明快，形象生动。
这首诗通常被认为作于北宋建隆二年（961）李煜即位之前，是迫于韬晦而赋之。诗中的山舍应当是李煜在城外筑建的用来赏玩、避世的山庄。周振甫认为“李煜有《病起题山舍壁》，当是在过隐居生活时写的”（《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此诗表露了李煜仿古隐士贤人远离凡尘的想法。隐匿于世俗纷争喧嚣 之外，做一个吃穿不愁、求仙问道的贤人，大概是诗人当时的理想。
此诗前四句写身边之物，有闲居山野、怡然自得的意味。开头说山中的精舍建成后，觉得病爽然轻松了许多。“杖藜巾褐称闲情”一句意为不愿穿龙袍，只甘心做一个普通人。王维《菩提寺禁口号又示裴迪》诗云：“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李煜在此实有王维诗意。接着“炉开小火深回暖，沟引新流几曲声”两句是李煜形容他隐居山舍的闲情悠静生活，给人以确实跳出红尘烦恼世界的感觉。诗的后四句点透主旨，表明自己安于山林之隐，无意于鱼跃龙门。颈联出句是说人的寿命长也罢，短也罢，其实都只是暂时的寄居色身。色身早晚要坏朽的。对句是说，他最后一定要像慧远大师那样皈依净土而进入极乐世界。意谓无意过问朝政。最后两句表明，与人勾心斗角是很累人的，他自己不愿做徒劳无益的事，不要勉为其难去竞争贪图那些毫无意义的虚名。李煜为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历来是以长为嗣，自己排行第六，嗣帝位对他来说那是非分之想，这与鲤鱼想入龙门的幻想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鲤鱼化龙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没有必要去累自己而“役役”了。
这首《病起题山舍壁》诗与两首《渔父》词（《渔父·一棹春风一叶舟》和《渔父·浪花有意千里雪》）就主题而言，应该是一致的，即刻意剖白自己无意于宫廷斗争的韬晦之作。两首《渔父》词，是题在《供奉卫贤春江钓叟图》上的，而这首七言律诗，却是题在山舍墙壁上的。李煜的意图很明白，就是想让人看到这些诗作，更想让人知道他不关心朝政，或者确切地说这是专给那些猜忌他的人看的。
此诗首联写隋炀帝东游前的准备。闻说扬州花盛，便想前去观赏，这是人之常情。起句气势和缓；语不惊人。但紧一句便顿起波澜，杨广为了去广陵看花，竟凿渠引流、大兴水土。为逞一己的私欲，竟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其奢侈程度可想而知。“先劈昆仑一派流”，一语中的，揭示本质。颔联写杨广离宫时景象。诗人没有正面写这个场面如何壮观，气势如何盛大，皇帝如何自得，而是从随行的队伍着笔，运用的是反衬手法。禁兵二百，前护后拥，宫女三千，尾随其后。皇帝的赫赫声威，于此表现无遗。颈联写沿途的喧闹情景。鼓声震天，凝固流云，惊动星辰，旌旗招展，覆盖着水面，仿佛波浪起伏，旗开之处，可见水底日月沉浮。这情景，把前面奢靡景象又推进一层。前三联，按照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依次写来，极言隋朝昏君的豪奢无度。
尾联总束前文，避实就虚，删繁就简，写出隋朝的结局，点明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这个结局，是历史的结局，又是隋炀帝荒淫无度的结局。陈后主骄奢荒淫而筑景阳城，终为隋朝所灭；隋君沉醉酒色而建迷楼，终为李唐所代。历史发展遵循着固有的轨迹。诗人以隋比陈，言唐军为有道之师。可是，当初隋灭陈之际，隋军也是有道之军，这种借古讽劝晚唐之意寓于不言之中。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有三个特点：
一是在写景叙事上的“示观”描写。所谓“示观”，就是通过艺术想象把未曾见过的事物描绘得栩栩如生，如临其境。作者许浑经过隋炀帝的行宫汴河亭时不由得感慨万千，浮想联翩，隋炀帝当年那种穷奢极欲的情景仿佛呈现在他的眼前。即前三联所描写的奢侈豪华的场面。这一切，诗人都只是“想见”而并未亲见，但却写得这般情景生动，使读者犹如亲见，这就是诗人进行的“示观”描写及其产生的艺术效果。
二是诗的意境的动态描绘。诗中“劈昆仑”、“下龙舟”、“星辰动”、“日月浮”等句中的“劈”、“下”、“动”、“浮”，以及“游”、“震”、“拂”、“开”等字，都是动词，因而就赋予全诗意境以活动的体态，形成了骏马走坂之势，给读者以形象飞动之感。特别引读者注意的是，诗人在进行这种动态描写时，能够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虚构和夸张。像颈联“凝云鼓震星辰动，拂浪旗开日月浮”两句，其中的“鼓震”、“旗开”是历史事实；但是鼓声能上入云霄，把行云挡住并使星辰摇动，旗帜能“拂浪”，在旌旗闪动时又能使人看到波浪中日月的浮影，这都是诗人的创造性想象，是虚构和夸张。诗的首联、颔联本来已经写得很活脱，很有气魄，再加上这样一个颈联，就更显得造形生动，气象雄豪，把杨广东游的那种赫赫声势、巍巍壮观的豪华盛况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颈联这两句诗实是全篇的“警策”。
三是“卒章显其志”。诗的前三联基本上是冷静地客观地写景叙事，读者单看前三联几乎看不出作者的倾向所在。只是到了最后一联，才忽然笔锋一转，把对事件的评判，和诗人写诗的旨意，一下子袒露了出来。诗人“显志”的方式也很别致。他笔下的尾联不是前三联所创造的形象的自然延伸，也不是对隋炀帝东游景象的直接批判，而是另起炉灶，凌空一跃，一下子跃到“义师”、“迷楼”上去，对隋炀帝游荡荒淫所招致的亡国后果作了严肃的评论和无情的嘲讽。但又不是直言指斥，而是把隋炀帝为了淫乐而修的“迷楼”与南朝陈后主的“景阳楼”相比，把读者的视线和思绪又拉回到眼前的汴河亭，解景生情，发人深思，无限感慨都在意象之外，这样的结尾是很有韵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