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忆故人》词意与调名相仿佛，为代言体形式，写的是一个痴情女子对故人的忆念。全词深情谴绻，感人至深。
首四句写女主人公深夜酒醒时的情景。“烛影摇红”，写的是夜间洞房深处的静态：当时夜阑人静，万籁俱寂，女主人公刚刚酒醒，睁开惺忪的醉眼看看室内，只觉得空荡荡的、静悄悄的，唯有一枝孤零零的蜡烛摇着红色的光焰。“长”字状静定空气中之麝烟，似目前：“摇”字形容微风中之烛光，亦分明可睹。后来汤显祖《牡丹亭》烛影摇红，意趣盎然引人遐想。“向夜阑”，是说临近天晓。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三说：“向，犹临也。”“夜阑”，是说夜将残尽。更深夜阑之际，女主人公宿酒初醒，神思慵怠。着一“懒”字，写出了她心情之失意落拓。虽未言“忆”，而回忆之意已隐然逗出。“尊前”二句，才开始落到忆字上。这里的倒叙不是平铺直叙地回忆，而是人物抒情时将往事自然而然地带出来，这样就比客观地描述要生动得多，感人得多。“尊前谁为唱《阳关》”，说的是饯别故人之时，她无可奈何地唱了一曲送别之歌。至此，可知她的“酒醒”乃是饯别时喝醉了的，前呼后应，针脚绵密。“谁为”二字，饱含着幽怨。她虽然唱了《阳关》，但又是懊悔，又是怨恨，充满了自怨自艾的情绪，至于为何，又不点透，这样此句便更含蓄蕴藉，耐人寻味。“离恨天涯远”，蝉联上句，意境又进一步拓开。大凡词中写离情的，常常说“魂梦绕天涯”，此处女主人公本睡中，却直接用了“离恨”，这就避免了落套。此词不主故常，刬尽华藻，直抒胸臆，纯以情语见长。离恨远至天涯，表明她的思绪也跟踪故人而去，其情之深挚，露于言表。
下片起句用了一个典故，暗示幽会之后，故人音讯杳然。宋玉《高唐赋序》云：“妾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暗示楚怀王遇巫山神女，成为后世文人骚客寄迹青楼的代称。“云沉雨散”，暗示词中女主人公乃是一名青楼女子。而冠以“无奈”二字，则加强了感情色彩，似乎可以听到这名不幸的青楼女子的叹息声。
以下几句时间跨度较大，即从夜阑酒醒，到这时的倚阑远眺，再到黄昏时的庭院。这长长的过程中，她几乎无时无刻不思量。此词意境空灵幽丽。黄庭坚云：“晋卿（王诜字）乐府，清丽幽远，工江南诸贤季孟之间，”（《词林纪事》卷五引）以这段评语来衡量此词，也颇为恰切。从这几句，可以想见女主人公斜倚阑干，凝神远望的神态。她那双盈盈泪眼饱含着离情别绪，饱含着怨恨和忧思。“东风”二字，勾勒出她特定的氛围中苦盼的神情，丰神独具，颇有韵味。
词最后以景语作结。“海棠开后”，是说花落春残，象征女子的芳华易逝，境已惨矣：“燕子来时”，是以归燕反衬故人之未归，激发和增添女子之离思，情更凄然。此处化用晏殊《破阵子》之“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把“梨花”易为“海棠”，并压缩为一联四言偶句，以更为凝炼的词笔表现人物的伤春之感和念远之情。这两个并列的句子一写花，一写鸟，原为两景，接着“黄昏庭院”一句，便把两景融合一个统一的意境中，自然浑成，思致渺远，真可谓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
这是一首慨叹人情冷暖的诗作。表面上看，全篇既没有精彩的警句，也很少有环境氛围的艺术描绘，似乎是平平淡淡、语不惊人；实际上它以“直说”见长，指事状物，浅切形象；信口信手，率然成章；言近旨远，发人深省，别具一种淡而有味的诗趣。
全诗结构紧凑，层次分明，步步围绕主题，写得颇有情致。首段六句，作者以概述的笔调，指出妻室儿女态度好坏的关键在于一个“钱”字。拥有钱财时，一切都好，妻室儿女也显得十分殷勤。假如要脱衣服，很快就会有人把脱下的袍袄折叠得整整齐齐；假如离家出外若商，还要一直送到大路旁边。诗人在这里选取习见的生活现象，以凝炼的笔触，不加修饰地叙写出各种场景，给人以平凡而生动的感觉。
接着，作者利用贴切的比喻，进一步刻画出金钱引起的种种媚态：“将钱入舍来，见吾满面笑。绕吾白鸽旋，恰似鹦鹉鸟。”当携带金钱回到家中时，他们一个个笑脸相迎，像白鸽那样盘旋在周围，又好似学舌的鹦鹉在耳边喋喋不休。人们向来把鸽子当成嫌贫爱富的鸟类，而鹦鹉则被视作多嘴饶舌、献媚逢迎的形象。因此诗人用“白鸽”、“鹦鹉”来比喻见钱眼开的贪财者。
最后六句，概括全篇主旨，也是王梵志对世情险薄的愤激之语。句中的“邂逅”、“貌哨”，皆为唐人口语。这几句诗中，作者直率地警告那些庸俗的贪财者，如果只为贪图钱财，而毫不顾及人的情义，那就要看看来时的报应了。这里，诗人率直地写下了他的愤激之情。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明显的特点是：以锐敏的观察力捕捉生活中某些不大为人重视的动作和事理，运用通俗凝炼的语言，设想奇巧的对比描写，着墨不多，无意于渲染，但是那种贪钱者的丑态便跃然纸上。与此同时，诗人的不平之气也豁然而出。作者利用比较娴熟的驾驭民间语言的能力，出语自然，质直素朴，言近旨远，从而开创唐代以俗语俚词入诗的通俗诗派，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首诗开篇就展现一幅暮春景象：宫中，一个暮春的清晨，宫女徘徊于桃树下，仰看“树头”，花朵越来越稀；俯视“树底”，则满地“残红”。这景象使她们感到惆怅，于是一片一片拾掇起狼藉的花瓣，一边拾，一边怨，怨东风的薄情，叹桃花的薄命。在古典诗歌中，伤春惜花，常与年华逝去，或受到摧残联系在一起的。如“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宫人的惜花恨风，只是自觉不自觉地移情于物罢了。当然也隐含着对自身薄命的嗟伤。
诗上下联间有一个转折。从“觅残红”忽然想到“桃花贪结子”，意境推进了一层。《诗经·周南·桃夭》云：“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用桃花结子来暗示女子出嫁，此诗“桃花贪结子”同样具有强烈的暗示性。桃花结子是自然的、合理的，人也一样。然而这些深闭禁苑的宫女，却连开花结子的桃花都不如，写“桃花贪结子”，委婉传出宫女难言的隐衷和痛苦。
诗至此，读者会感到宫女惜花的心情渐渐消退，代之以另一种情绪和心境，这就是羡花、乃至妒花了。从惜花恨风到羡花妒花，是诗情的转折。也就是“在委曲深挚中别有顿挫”（《石洲诗话》）。这一顿挫，使诗情发生跳跃，意境为之深化。如果说仅仅从惜花恨风，读者还难以分辨宫女之怨与洛阳女儿之怨的不同；那么，这羡花妒花的情绪，就把二者完全区别开来，写出了人物感情的个性，赋予形象以深度与厚度了。同时，这一转折又合乎生活逻辑，过渡自然：桃花被五更风吹散吹落，引起宫女们的怜惜和怨恨，她们以桃花自比，惜其飘零，同有一种沦落之感；但桃花凋谢了会结出甘美的果实来，这又自然勾起宫女的羡艳、妒嫉了。但诗人的运笔并不这样直截表达，却说是桃花因“贪”结子而自愿凋谢，花谢并非“五更风”扫落之过。措词委婉，突出了桃花有结子的自由，也就突出了宫女无结婚生子的自由，其悲惨命运也就大可怨恨了。
王建《宫诗》以白描见长，语言平易清新。此诗近于口语，并适当运用重叠修辞，念来琅琅上口，颇见民歌风情。尤其因为在明快中见委婉，于流利中寓顿挫，便成为宫词中百里挑一的佳作。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