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是“再经胡城县”，诗人自然会由“再经”而想到“初经”。写“初经”的见闻，只从县民方面落墨，未提县宰；写“再经”的见闻，只从县宰方面着笔，未提县民，这就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余地。如果听信封建统治阶级所谓“爱民如子”之类的自我标榜，那么读到“县民无口不冤声”，只能设想那“冤”来自别的方面，而不会与县宰联系起来；至于县宰呢，作为县民的“父母官”，必然在为县民伸冤而奔走号呼。读到“今来县宰加朱绂”，也准以为“县宰”由于为县民伸冤而得到了上司的嘉奖，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诗人在写了“初经”与“再经”的见闻之后，却对县宰的“朱绂”作出了“便是生灵血染成”的判断，这真是石破天惊，匪夷所思。
结句引满而发，对统治者的揭露与鞭挞不留余地，这与常见的含蓄风格迥乎不同。但就艺术表现而言，诗中却仍然有含而不露的东西在，因而也有余味可寻。“县民无口不冤声”既然是“去岁”的见闻，那么县民喊的是什么冤以及喊冤的结果如何，诗人当然记忆犹新，但没有明写。县宰加朱绂“既然是“今来”的见闻，那么这和县民喊冤的结果有什么联系，诗人当然很清楚，但也没有明写。而这没有明写的一切，这就造成了悬念。最后，诗人才把县宰的朱绂和县民的鲜血这两种颜色相同而性质相反的事物出人意外地结合在一起，写出了惊心动魄的结句。诗人没有明写的一切，就都见于言外，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县宰未加朱绂之时，权势还不够大，腰杆还不够硬，却已经逼得“县民无口不冤声”；如今因屠杀冤民而赢得了上级的嘉奖，加了朱绂，尝到了甜头，权势更大，腰杆更硬，他又将干些什么，诗人也没有明写，然而弦外有音，有很强的震撼力。
全诗构思巧妙，诗人描写了他两次路过胡城县的见闻，把这两次见闻写进诗中，构成对比，使主题更加鲜明醒目，这一对比，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朝廷的忠奸不分，官吏残暴无耻。害民的官吏反而高升了，封建社会的本质就在这对比中表现出来了。这首诗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清末的刘鹗在长篇小说《老残游记》中，写山东巡抚玉贤因害民升官的诗句“血染顶珠红”便是从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脱化而出的。
召公在治西方的时候，治理得当，人民和睦。等到他去世了，人们怀念他，连他种的树都不忍心破坏，后人便作了这首诗来纪念他。全诗纯用赋体铺陈排衍，物象简明，而寓意深远，真挚恳切，体现了人民对召公的赞美和怀念。
《甘棠》一诗的主旨，自古至今，惟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认为是讽刺召伯之作，其他几乎众口一辞，均认为是怀念召伯的诗作。如《毛诗序》云：“《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郑笺云：“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朱熹《诗集传》云：“召伯循行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而不忍伤也。”
对比每章第二句针对甘棠发出的动作：首章曰“勿伐”，伐是齐根砍断；次章曰“勿败”，败是坏其枝叶；末章曰“勿拜”，拜，攀援使弯。《诗经》的重章叠句往往表现为情感上的由浅入深、由轻至重，行为动作上的由简至繁、由小到大，体现的是对主题的逐层深化。但这首《甘棠》一反故常，表现为动作上和行为上的先重后轻。由断到折再到使弯曲，动作愈来愈轻 。它说明了人们对甘棠的珍重态度，伐倒是不行的，折断枝叶也不可，既使是攀援弄弯也是不准的。于是这组动词的妙处和这组叠句的妙处所在即为： 它是用先重后轻的方式传达一种神圣的情感，一种基于敬仰、怀念召伯衍生出的对甘棠的情感。
再看每章末句由召伯做出的行动：首章曰“所茇”，茇是居住的意思，居住是较长一段时间内的状态；次章曰“所憩”，憩是休息，休息是较短时间内的状态；末章曰“所说”，“说”读为税，税即税驾，停下车子叫税驾，停下车子的时间比休息片刻的时间还要短。由居住到休息再到停车，行为愈来愈简。一位可敬的人居住时间长的地方，那地方就成了他的故居，人们视其为圣地，在那里人们睹物思人，想见其为人，有历史感和真实感。如果这可敬的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 ，别说是他长期居住的地方 ，就是他曾经立足、流连的地方也会神圣起来，同样，这组表示召伯行为的动词也像上组动词一样 ，表现了人们对召伯的无上景仰之情，其实这正是重章叠句的好处。
全诗三章，每章三句，全诗由睹物到思人，由思人到爱物，人、物交融为一。对甘棠树的一枝一叶，从不要砍伐、不要毁坏到不要折枝，可谓爱之有加，这种爱源于对召公德政教化的衷心感激。而先告诫人们不要损伤树木，再说明其中原因，笔意有波折亦见诗人措辞之妙。突将爱慕意说在甘棠上，末将召伯一点，是运实于虚法。缠绵笃挚，隐跃言外。
元好问认为西晋诗坛中继承了建安文风的有不少，建安风骨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壮怀犹见缺壶歌”），但也有了“儿女情多，风云气少”（钟嵘评张华诗语）的诗歌。建安风骨是元好问所肯定的诗歌风格，所以他以张华为例，认为张华虽然以其诗绮靡婉艳，文字妍冶而名高一时，但是缺乏豪壮慷慨之气，至于到了晚唐的温庭筠、李商隐，更是儿女情长，风格婉约。“奈若何”句表明了元好问对绮靡文风的不满情绪，对诗歌绮靡文风的发展的认识。
“莫把琼花比淡妆，谁似白霓裳。”纳兰说，不要把雪花当做是梅的淡雅妆饰，梅自身就有着白色霓裳的美丽。雪花是天外之花，别有根芽，虽轻灵脱俗却没有梅的一缕香魂，因而这样的一种纯洁幽香、超凡脱俗的美，只有梅才有。“别样清幽，自然标格，莫近东墙。”在这雪花飞舞的寒冬，梅是清幽的。百花凋零，草木萧条，梅却散发幽香，灿烂微笑。不要走近东墙接近她。梅花不是什么名贵之花。它是严冬万物萧条中的一抹淡雅，因而它美得凄绝。梅花是美的，但它生性高洁，宁可抱香枝上老，也不随黄叶舞西风。李易安词巾的“故应难看梅花”和纳兰的“莫近东墙”，说的部是梅花品格的高尚纯洁，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梅的冰清玉洁，让人心生敬仰，纳兰说它是“冰肌玉骨天分付，兼付与凄凉”。梅的冰肌玉骨是上苍的恩赐。它不同于尘世中的俗花，忙着争奇斗艳：梅不屑与它们争舂，只把春来报，因而，上苍除了赐予它冰肌玉骨的风采，同时还给它孤高、寥落和凄凉。在寒冷遥远的冬夜里，清冷的炯雾和清凉的明月笼罩着它，只留一束疏散的影子横映在窗纱上。纳兰在每一个冬夜看到的都是“可怜遥夜，冷烟和月，疏影横窗”的景象，纳兰没有说他看后的心境，却把整个凄冷的氛围传递给读者，让我们和他一同感受那样的情怀。
在这首词中，纳兰通篇没有写一个“梅”字，却字字句句都在写梅；通篇没写一个“人”字，却无处不见人的影子。写梅花的品格，实则是写人的品格。词中对梅骨、梅神、梅魂的咏叹和赞美。林逋因为心中有“梅妻”，所以才能写出梅花“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绝世芳姿，纳兰爱表妹，写出这首词。
情到深处情转薄，纳兰才有“莫近东墙”之说。他不爱春天里的万紫千红，却独爱严冬里在烟雾和冷月笼罩下的梅花二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这枝梅在纳兰心中独一无二。借梅花写人是纳兰的真意。冰肌玉骨是写人，别样清幽也是写人。纳兰夜夜面对梅的“冷烟和月，疏影横窗”。睹物思人，在寂静的夜空，遥望明月，纳兰嗅着梅的清香，度过漫漫长夜，他一夜无眠。
这首词中多化用前人的诗词，但妙笔天成，神韵自出，浑然无痕，另成意境。
起二句紧扣题目，谓值此寒食清明节候，洛阳城中已是繁英飘荡、缤纷如雪，而陆浑山中则花始绽放。其意并不在说明城中与山中气候景物之异，而是表现诗人追随春天的脚步，从城里转向山中寻觅春光的浓厚兴趣，和对春天由洛阳转至山中这一发现的诗意感受。白居易《大林寺桃花》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对照此诗首二句，可见宋之问早在白氏之先就感受并发现了春之转移这一诗材诗境，只不过白氏明白挑出自己的诗意感悟，近乎宋诗的表现理趣；而宋之问的这两句诗则仅客观展示这一现象，而将自己的感受含蓄于诗中而已。“今始发”，则山中春光方兴未艾，正可尽情享受，开启下文。
三、四两句紧扣题内“还”字，写自己清晨从洛阳出发，晚上已在陆浑别业。这点意思如果直白道出，则根本不能成其诗。诗人不说“早发洛阳”“夕至陆浑”，而说旦别河桥”“夕卧伊川”，这一“别”一“卧”，不仅表达了对洛阳春光的留恋，而且透出了卧赏山庄春夜美景的惬意与喜悦。将洛阳与陆浑改成“河桥”与“伊川”，也使干巴巴的地名有了具体可感的形象和诗意。尤为出色的是在“旦别河桥”与“夕卧伊川”之下分别缀以“杨柳风”和“桃李月”这两个全新的组合意象，不仅生动地展示了洛阳繁花飘雪之后“春风杨柳万千条”的幕春景象和陆浑山中月映桃李正芬芳的景象；而且由于用“杨柳”来形容“风”，用“桃李”来形容“月”，读者仿佛能闻到这“风”中飘送的杨柳的气息，这“月”下散发的桃李的芳香，造语新颖，意象优美。上下两句，对仗工整，又一气呵成，显得特别流丽圆转。两句诗就像是两幅情调意境很美的图画，完全可以用它们来作为两幅画的题目。音调的婉转流畅、圆转自如也同样非常突出。可以说兼有诗境美、绘画美和音乐美。虽不像“桃李春凤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那样凝练概括，但自有一种天然的风韵和流走的意致。
第五句用顶针格，重复上句“伊川桃李”，以突出陆浑山中春色正浓，蝉联中有流走之势。第六句点明“寒食”节令，应上“桃李正芳新”，并渲染春酒又正新熟。不但春色迷人，而且春酒醉人，花香之外更兼酒香。一“正”一“复”，相互勾连呼应，传达出一种顾盼神飞的神情意态。
七、八两句，以陆浑山中风物之美、生活之惬作收。“野老”指当地居民，也可兼包诗人自己。谓处此山中人无异于尧舜太平盛世的百姓，当酣歌一曲，终老此地。这个结尾，不无歌咏升平的意味。但话说得很艺术，很富诗情，并不是硬贴上去的颂圣尾巴，与全诗的内容风格也比较统一。武后统治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尽管矛盾斗争不断，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诗人所歌咏的“太平”，并非纯粹的粉饰之词。
全篇的突出特点是风调的自然流美。清新流丽的语言，一气流走的格调，圆转如珠的韵律，和贯串全诗的浓郁的春天气息，达到了和谐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