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极力刻画天台山高峻、险绝、阴森、寒冷的自然景观。“攒雪剑”，“挂冰帘”使画面具有动感。然而，这些描写不过是为针砭世情作铺垫。末句笔锋陡然一转，“比人心山未险”，比起世态之炎凉，人心之险恶，陡峭的山崖，山间的阴冷都算不了什么。此曲别具一格，它借写景来讽刺世情，借山势之险恶抒写人心更险恶，从中可见作者对元代世道危艰、人心险恶的社会现实的慨叹与愤懑。这种风格刚健，以景取譬，直抒感慨的作品，在张可久曲中并不多见。
全曲可分两层：前五句为一层，突出天台山和天台山飞瀑之险，从而为第二层（“比人心山未险”）的议论作好铺垫。
第一层：写山与瀑布之“险”。前两句分明写实，写雪剑‘‘峰攒”，写冰帘“悬崖”，突显这两种实景之险峻高寒。继之三句，对前两种实景作进一步的渲染烘托。猿之哀，鸟之啼，风之吼，三种声音之出现，使“险恶”的天台山染上更为悲凉凄厉的氛围。通过这奇妙并层层深化的景物描写，酿造一种一触即发的“险恶”势态，第二层写人心更加险恶便显得意味无穷。
第二层：写人心之险。这层就一句：“比人心山未险”，并且以之煞尾，颇出人意外。不过，上下观照，读者恍然大悟，原来前面所写的天台山之“险”全在于托出这一句。也因为有了这一句，才使全曲艺术境界大大超出一般的写景之作，成为格高意深之杰作。真乃豹尾。
作者将写景与议论巧妙结合，寓情于景，情与景交融，构成作者所要表现的某种意境。张可久善于写景，他的写景意念极为高超，所酿造的“险恶”意境非常奇妙。天台山因其高，所以寒，以致峰攒白雪，水挂冰帘；因其险，所以峰如剑，崖如悬，又招来哀猿、杜鹃、飞廉。然而，作者用意不在写景，而是通过写景去揭露险恶的人心。在作者看来，实现这目的，由“议论”手法去完成最得当，于是便出现“比人心山未险”这一收煞句，从而达到写景为议论服务、议论深化写景的艺术效果。正由于两者紧紧相连，结合得当，于是一种针砭世情、痛斥奸心的愤恨之情表现得既鲜明又新颖。
此篇和《伊耆氏蜡辞》都是上古歌谣。所谓的上古歌谣，指产生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早期的民间歌谣，是《诗经》以前人民的口头创作。由于年代久远，原始社会的口头创作流传到后世并被记录下来的寥寥无几。现在能见到的上古歌谣，多数是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的产物。见于《周易》的较多，在《尚书》、《礼记》等古代典籍中也偶有记载。上古时期，生产力落后，还没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因而还不可能出现后世所谓的“纯文学”。
上古歌谣在思想内容上的最大特色是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在艺术形式上，作为古老的民间口头创作，一般都具有字句简短、语言质朴和节奏明快的特点。通过对《弹歌》等的赏析，读者可以更为具体地加深对上古歌谣的认识和了解。
《弹歌》选自《吴越春秋》。《吴越春秋》记载，春秋时期，越国的国君勾践向楚国的射箭能手陈音询问弓弹的道理，陈音在回答时引用了这首《弹歌》。《吴越春秋》为东汉赵晔所著，成书较晚。但从《弹歌》的语言和内容加以推测，这首短歌很可能是从原始社会口头流传下来而经后人写定的。这是一首反映原始社会狩猎生活的二言诗，句短调促，节奏明快，读来很有情趣。
全诗才八个字，却写出了从制作工具到进行狩猎的全过程。
制作工具共分两步。先是“断竹”，即砍伐竹子。由这两个字指引，读者仿佛见到一群围裹着树叶、兽皮的原始先民在茂密的原始竹林旁正手拿骨刀、石斧在砍伐根根竹子。“续竹”是制作过程的第二步。歌中没有交代“断竹”后怎样削枝、去叶、破竹成片，从画面的组接上来讲，从“断竹”到“续竹”，中间已有所省略、承转。所谓“续竹”，是指用野藤之类韧性植物连接竹片两端，制成弹弓。至此，狩猎工具已经制成。以下便接写打猎。
打猎也分两步。先是“飞土”，把泥弹装到弓上打出去。至于泥弹的制作过程，诗中也未作交代，但从“续竹”到“飞土”，可以想见还有一个制作泥弹的环节。“飞土”的目标，或是飞禽，或是走兽，一旦打中，便向猎获物奔去。“逐宍”便是指追捕受伤的鸟兽。“宍”，为古“肉”字，指代飞禽走兽。
根据社会发展史和古人类学的研究，人类学会制作弓箭之类狩猎工具，已是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那时的人类究竟怎样进行生产劳动和生活的，只能向残存的原始洞岩壁画和上古歌谣以及考古发现中去探寻。在这一点上，这首古老的《弹歌》起到了活化石的作用。因为有了它，后人才得以窥见洪荒时代先民们生产与生活的部分生动图景。
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此歌虽仅简短的八个字，却包容了从制作工具到获取猎物的全过程，容量很大，对狩猎的艺术表现也比较成功。当然这种简短是早期书面语言表达尚处于雏形的反映。然而审美具有历史性，以今人的艺术鉴赏眼光来看，可以发现作者不自觉地运用了省略、多用和巧用动词的表现手法。不仅每一句的主语“我们”都省略，更主要的是场景之中以及场景之间的次要过程也省略了。每句以一个动词带出，使画面富于动感，且容易唤起人们对“断”、“续”、“飞”、“逐”动作前后过程的联想。此诗的语言两个字一顿，节奏明快，凝重有力。韵字“竹”、“竹”、“宍”，以入声“-K”收韵，更增加了诗句的凝重感，令人联想起先民们在极端低下的生产力条件和严酷的自然条件下，颇不轻松的劳动场面。
这是欧阳修晚年退居颍州时写的十首《采桑子》中的第四首，抒写了作者寄情湖山的情怀。虽写残春景色，却无伤春之感，而是以疏淡轻快的笔墨描绘了颍州西湖的暮春景，创造出一种清幽静谧的艺术境界。而词人的安闲自适，也就在这种境界中自然地表现出来。情景交融，真切动人。词中很少修饰，特别是上下两片，纯用白描，却颇耐寻味。
这首词是欧阳修晚年居住的颍州西湖的暮春景象，从而表现了作者异常的、幽微的心理状态。
“群芳过后西湖好，狼藉残红，飞絮濛濛，垂柳阑干尽日风。”这首词上阕是说，虽说是百花凋落，暮春时节的西湖依然是美丽的，残花轻盈飘落，点点残红在纷杂的枝叶间分外醒目；柳絮飘舞，柳枝在和风中随风飘荡，在和煦的春风中，怡然自得，整日轻拂着湖水。
西湖花时过后，残红狼籍，常人对此，当是无限惋惜，而作者却赞赏说“好”，确是异乎寻常的。首句是全词的纲领，由此引出“群芳过后的”湖上一片实景，笼罩在这篇实景上的是寂寞空虚的气氛。落红零乱满地，杨花漫空飞舞，使人感觉春事已了。“垂柳阑干尽日风”与上二句相联系，写出了栏畔翠柳柔条斜拂于春风中的姿态；单是这风中垂柳的姿态，本来是够生动优美的，然而著以“尽日”二字，联系白居易《杨柳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来体会，整幅画面上一切悄然，只有柳条竟日在风中飘动，其境地之寂静可以想见。在词的上阕里所接触到的，只是物象，没有出现任何人的活动。眼前的是自然界，显得多么令人意兴索然。
“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下阕前两句是说，游人尽兴散去，笙箫歌声也渐渐静息，才开始觉得一片空寂，又仿佛正需要这份安谧。“笙歌散尽”，虚写出过去湖上游乐的盛况；“游人去后，始觉春空”，点明从上面三句景象所产生的感觉，道出了作者的复杂微妙的心境。“始觉”是顿悟之词，这两句是从繁华喧闹消失后清醒过来的感觉，繁华喧闹消失，既觉有所失的空虚，又觉得获得宁静的畅适。首句说的“好”即是从这后一种感觉产生，只有基于这种心理感觉，才可解释认为“狼籍残红”三句所写景象的“好”之所在。
“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末两句是说，回到居室，拉起窗帘，等待着燕子的来临，直到双燕从蒙蒙的细雨中归来，才放下了帘子。
最后两句，写室内景，从而使人揣想，前面所写的一切，都是词人在室外凭栏时的观感。末两句是倒装。本是开帘待燕。“双燕归来”才“垂下帘栊”。着意写燕子的活动，反衬出室内一片清寂气氛。“细雨”字还反顾到上阕的室外景。落花飞絮，着雨更显得春事阑珊。这首词从室外景色的空虚写到室内气氛的清寂，通首体现出词人生活中的一种静观自适的情调。
这首词是欧阳修颍州西湖组词《采桑子》十首的第四首。诸词抒写作者以闲退之身恣意游赏的怡悦之情，呈现的景物都具有积极的美的性质，如“芳草长堤”、“百卉争妍”“空水澄鲜”等等。独此首赏会的是“狼籍残红”。整组词描写的时节景物为从深春到荷花开时，“狼籍残红”自然是这段过程中应有的一环。如果说诸词表现了词人作为闲人对各种景物的欢然会意，本词却不自觉的透露出来他此时的别样情绪。作者这时是以太子少师致仕而卜居颍州的。他生平经历过不少政治风浪，晚年又值王安石厉行新法，而不可与争，于是以退闲之身放怀世外，这组词总的是体现了他这种无所牵系的闲适心情。但人情往往也有这样的矛盾，解除世事的纷扰固然觉得轻快，而脱去世务又感到空虚。本词“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却是极其微妙的反映出这种矛盾的心情。结尾“垂下帘栊”两句，乃极静的境界中着以动象，觉余情袅袅，表现出对春的流连眷恋意识，不免微露怅惘的情绪。
这首诗通过写二人一同出游，一起饮酒，畅谈至深夜的经历，写出作者对元稹的欣赏之情，以及对他们友谊的珍惜之情。诗句短小精悍，情真意切。
从这首诗可以见出，诗人在长安做官的这几年，在交友方面是有教训的，他曾真诚地想结交一些年相若道相近的同辈人，但在政治的风浪中很多人都放弃了自己的节操，也曾为了事业、前途而去攀附过一些达官贵人，但人家时不时地给脸色看。正是在诗人处于交友的怪圈时，元稹出现了。
元稹是白居易最好的朋友之一，二人同登科，同署官，又有同样的文学观念，他们共同倡导了中唐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史称“元白”，是彼此一生的知己。这首诗写的就是作者与元稹的友情。唐诗中吟咏友情的诗很多，此诗当属其中佳作之一，诗中所谓“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的生活情状，是二人交游生活的生动描绘。只有相知甚深的朋友，才能如此不拘俗礼。这样的生活大有出世之感，充满了一种士大夫式的理想情致。在这样的描写之后，篇末突然一个简括的收笔，点出了二人友谊的实质：“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只有知心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这当是亘古不变的交友之道。
“有节秋竹竿”是全诗的主旨。元稹在后来的和诗中，也拈出此句着笔。这是元白彼此对“孤且直”的赞许，也是元白为人处世做官的原则，足以说明元白的相同志趣及其在当时刚正不阿的处世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