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闺怨之作，写闺中少妇的相思之情。开头四句写女子爵愁的起凼。“泥金简…‘臼玉环”是溥情郧的曾用之物，睹物思人，回忆往事，愈发牵出了几番愁怨。“景阑珊”以下三个鼎足对句，铺垫了“好光阴等闲”，表现女子容颜渐老，虚度年华的悲哀。结句“奈薄情未还”点明主旨，说明女子的这一切愁怨都只因“忆归”而起。
“好光阴等闲”以下四句，感叹大好春光白白流逝。这显然是一语双关。少女的青春如同这春天的美景，也在渐渐逝去。最后一句，“奈薄情未还”，包含着对心上人的怨恨，同样是表现少女的思念之切。小令借景写情，托物兴感，感情深沉细腻，文辞自然流畅。
风俗画画家画不出时间的延续，须选“包孕最丰富的片刻”画之，使人从一点窥见事件的前因后果。这一法门，对短小的文学样式似乎也合宜，比如某些短篇小说高手常用“不了了之”的办法，不到情事收场先行结束故事，任人寻味。而唐人五绝名篇也常有这种手法的运用，张仲素《春闺思》就是好例。
这诗的诗境很像画，甚而有几分像雕塑。“袅袅城边柳，青青陌上桑”。城边、陌上、柳丝与桑林，已构成一幅春郊场景。“袅袅”写出柳条依人的意态，“青青”是柔桑逗人的颜色，这两个叠词又渲染出融和骀荡的无边春意。这就组成一幅村女采桑图：“蚕生春三月，春柳正含绿。女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采桑度》），真可谓“无字处皆具义”（王夫之）。于是，这两句不仅是一般地写景，还给女主人公的怀思提供了典型环境：城边千万丝杨柳，会勾起送人的往事；而青青的柔桑，会使人联想到“昼夜常怀丝（思）”的春蚕，则思妇眼中之景无非难堪之离情了。
后二句在蚕事渐忙、众女采桑的背景上现出女主人公的特写形象：她倚树凝思，一动不动，手里提着个空“笼”——这是一个极富暗示性的“道具”，“提笼忘采叶”，表露出她身在桑下而心不在焉。至于心儿何往，末句就此点出“渔阳”二字，意味深长。“渔阳”是唐时征戍之地，当是这位闺中少妇所怀之人所在的地方。原来她是思念起从军的丈夫，伤心怨望。诗写到此已入正题，但它并未直说眼前少妇想夫之意，而是推到昨夜，说“昨夜梦渔阳”。写来不仅更婉曲，且能见昼夜怀思、无时或已之意，比单写眼前之思，情意更加深厚。
“提笼忘采叶”，这诗中精彩的一笔，是从上古诗歌中借鉴而来。杨慎早有见得，道是：“从《卷耳》首章翻出。”《诗经·周南·卷耳》是写女子怀念征夫之诗，其首章云：“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斜口小筐不难填满，卷耳也不难得，老采不满，是因心不在焉、老是“忘采叶”之故，其情景确与此诗有神似处。但就诗的整体说，彼此又很不同。《卷耳》接着就写了女子白日做梦，幻想丈夫上山、过冈、马疲、人病及饮酒自宽种种情景，把怀思写得非常具体。而此诗说到“梦渔阳”，似乎开了个头，接下去该写梦见什么，梦见怎样，但作者就此带住，不了了之。提笼少妇昨夜之梦境及她此刻的心情，一概留给读者从人物的具体处境回味和推断，语约而意远。这就以最简的办法，获得很大的效果。因此，《春闺思》不是《卷耳》的摹拟，它已从古诗人手心“翻出”了。
这首诗以设问开篇，“马蹄踏踏谁见过？”这话既像是问自己，又像是问别人，表达了女主人公希望和失望相交织的复杂心情：心上人是骑着马儿离去的，至今不见归来，唯有“踏踏”的马蹄声不时回响在耳边，萦绕在心上。接着展示夜不能寐，坐而吟唱的特定时空。“眼看北斗直天河”，这句有双重含义，一指“夜深”，如注家所诠释的；一指时届凉秋。古人有依据星象的变化来确定季节的习惯，所谓“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按北斗星位置的变化来分辨四季，当玉衡、开阳、摇光三星连成的线直指西方的银河时，这片土地便已进入秋天。秋天是自然界由盛而衰的季节，传递秋的信息的是西风和落叶，它们都引发人的伤感之情。况且正值华年，在饱尝别离的痛苦之后，独守深闺空闱之中，长夜漫漫，能不愁肠百结？“铅华笑妾颦青娥”，正是这种愁苦神情的写照。
人的愁苦愈积愈深，到了不堪忍受的程度，势必要设法排遣。“为君起唱《长相思》”，就是女主人公选择的排解方式。她的歌声是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的，饱含爱恋，贯串精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连无情的“严霜”也为之动情，竟至掉头而去，不忍卒听。“帘外严霜皆倒飞”，想象奇诡，极富表现力。比起《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来似更进一层，因为“天若”句有比喻词“若”，系或然之辞，而此句表达得如此坚决，就象实际发生的那样，不仅有形体，而且有气势，使难于捉摸的情幻成新奇美妙、可见可感的物象。这就是艺术魅力之所在。
女主人公感情的可贵突出地呈现在一个“长”字上。自朝到暮，从昏到晓，她的心始终伴随着离去者的身影和“踏踏”的马啼，融进一片痴情。她彻夜难眠，长想思，至于长吟唱，抒发着无尽的恋情，直至东方发白，朝霞升起。她是如此的一往情深，忠贞不渝，而对方，“陆郎去矣乘斑骓”，毫无顾恋之意。多情换来薄情，女主人公徒然陷入痛苦的深渊。“陆郎”具体解释诸本不尽相同。徐文长说是陆贾，“贾在南中，倡家竞留之。”暗示女主人公是青楼中人。王琦以《明下童曲》为本，注云“陈孔，谓陈宣、孔范，陆谓陆瑜，皆陈后主狎客。”狎客薄情，司空见惯，王注似与诗的本意相合。
仔细品味，此诗与鲍照、李白的同题作品有明显的区别。后二者属“听歌逐音，因音托意”一类，女主人公不是歌唱者，而是在聆听所爱的歌声之后，为之沉吟久坐，抒发爱慕的情意，属“投桃报李”式的情感交流，带有喜剧性质；此诗中的坐吟、起唱者皆为女主人公，男方则无反应，以多情烘托无情，更具悲剧效果。就体式而言，鲍照和李白的作品有七字句，也有三字句，属杂言体；李贺的这首则全是七言句，类似七言歌行。这些表明李贺创作诗歌不愿受前人的缚束，他的主体意识相当浓烈，力图充分表达自我。袭用旧题系出于表情达意的需要，而非模仿的冲动。善于渲染是李贺诗歌的一大特色。这首诗中就多借景抒情的笔墨，不同寻常的是，景物描写不仅仅用作陪衬而已，常常成为题材的主体部分。例如“为君起唱《长相思》，帘外严霜皆倒飞。”乍看起来前一句是叙事。抒情，后一句是写景。经过仔细体味，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两者都是叙事、抒情、写景的结合体，不过一者常，一者变；一者正，一者奇而已。“帘外”句运思奇诡，却不难体味。用奇诡的物象和境界，表达几乎人人都能体味的情理，正是李贺的特长，也是他的诗歌独具的艺术价值。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郑文焯与友人张嵌(石楼)、王善(石壁)一道游苏州的邓尉山，作此词以纪之。邓尉山，在今苏州市西三十公里处的光福镇，相传东汉司徒邓尉曾隐居于此，故名。又因山上多梅花，早春时节，梅花盛开，暗香浮动，雪白一片，故亦称“香雪海”。郑文焯不乐仕进，曾在江苏幕游四十多年，晚年于苏州造樵风别墅，卒葬邓尉山。可见，他与邓尉山有着特殊的感情。郑词一向多萧散、隐逸之气，邓尉山又是古人隐居之处，三两好友，兴游邓尉，自然会产生一种隐居乐道、闲适恬静之情。
上片三句，笔笔描春，却又字字含情，于空灵恬淡之中见出作者人格和志趣。梅子半青半黄，当在暮春时节。微雨杂晴，山岚空蒙，阵风掠过，林木摇翠，湖水泛光。天空中鸟雀翩翩，明晰如剪。这意境，浑如一幅色彩明丽的画图，十分诱人。郑文焯多才多艺，他精于音律，擅于绘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这首小词便溶入了绘画的表现手法，剪裁精当，色调分明，层次感也极强烈：远处浩渺的太湖，近处半熟的梅子，山峦叠翠为中近景，鸟雀斜飞是巧妙的点缀，词句之饱含色彩、富于画意，是非常明显的。至于词作的炼字琢句，亦见工巧，首句明显是从贺铸《青玉案》中的“梅子黄时雨”点化而来，着一“杂”字，意境又有所丰富。“浮翠”二字，写出了风和林木的动势；湖而缀一“明”字，则扩大了画面的空间，同时突出了色调之明快。“带”字也从贺铸词《浣溪沙》中之“淡黄杨柳带栖鸦”句而来，意境则扩大得多。“闲云高鸟”，乃词人主观闲适之情的物化，即是移情作用了。此等用法古人不乏其例，于此更可见出作者的心境人格和审美情趣，即闲适萧散的隐逸之思。“身轻”二字，本于杜诗“身轻一鸟过”(《送蔡都尉》)，然又着一“共”字，则隐喻了作者与共游者的轻松爽畅。总之，这里通过对“闲云高鸟”的企羡，抒发了作者的心志，从而使抒情主体与自然美景融为一体，于虚涵浑化中，造成了一种谐调统一的艺术意境。故上片虽是写景之笔，其情致却是婉曲而深含的。
下片写游山之奇趣和总体感受。山果随处可摘，无须论价；野花俯身可采，不知何名；淡烟雾霭，游人如行画中。真是野趣可掬，其乐无穷。细味作者旨意，山果、野花分明蕴藏着更深一层的含义。它们默默于山间一隅，甘于寂寞，与世无争，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呢？然而，换一个角度视之，它们自由自在，远离尘世喧嚣，不就是怀隐逸之志的作者品格的象征吗？这仍然是一种将主观人格精神作用于审美对象之中的表现手法。
我们知道，郑文焯以北人而长期淹留江南，雅爱吴中山水形胜，其性情“淡于名利，牢骚不偶”(俞樾《瘦碧洞序》)；“姿格散朗，神思萧闲”(易顺鼎《瘦碧词序》)。他的钦羡山果、野花，甘于长在烟峦画中，正是他人格精神的自然流露。
在“清末四家”词人中，郑文焯称得上最精音律的一位。小词音节泠泠，句妍韵美，且一字不闲，意多味厚，诚为不易。陈锐评其词曰：“郑叔问词，剥肤存液，如经冬老树，时一着花，其人品亦与白石为近。”(《裛碧斋词话》)“经冬老树”云云，语甚恺切。味此小令，概见郑词之淡远劲峭。
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它没有平常的客套，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而是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接着叙及撰写暮志铭的意义。先提出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是不实；其次是“传者盖少”。
第三段，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然后再分说，“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二三段为“转”，最后两段为“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与文章开头呼应。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结构十分谨严，内容环环相扣，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