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晚”原本指时节。立春为二十四节气之首，但这个节气有时候出现在农历“年初”，有时候又出现在农历“上一年年末”，凡后一种情况，即称作“岁晚”（岁晚，即“年末”），民间亦称作“内春”。“岁晚”，在这里是指农历九月。此时，秋水澄碧，菊花正开，丝毫不比春景逊色。并且由于时近岁暮，“此景过后更无景”，因而比春景更令人爱惜。王安石以时节（“岁晚”）而不是以景为题，正是为了突出这种“岁晚惜流光”的感情。“月映林塘淡”，可见不是朦胧新月，至少是半月。明月与清波相映，明朗动人，这就为“坐野航”作了伏笔。而塘畔菊花，藏于枝叶之中，虽有月照，依然黝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必须去“寻”。“风含笑语凉”，着一“含”字，可知笑语在风中缓缓荡漾，那么，这风就是微风了。正因有此微风，才能“小立伫幽香”－一小立片刻，等待菊花的“幽香”一缕缕飘来。由此可见，作品所展现的幕幕图景，尽管流转变化，却和谐统一。诗人运笔是极为细密的。
中间两联正面描叙诗人的赏玩过程。“俯窥”句赏水，“小立”句赏花。“绿静”二字颇可玩味。王安石之前，已有不少诗人分别用“绿”、“静”来表现水的动人，如李白《襄阳歌》：“遥看汉水鸭头绿。”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澄江静如练。”所以，用“绿静”来代指水，就暗含了这一类描写在内，因而其作用也就不限于和“幽香”成对，求得属对工整，同时也富于画意，正好显示了水的“可怜”（可爱）。
宋人许顗《彦周诗话》曾说：“荆公爱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写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诗云：‘晴沟春涨绿周遭，俯视红影移鱼船’。皆观其影也。”三、四两句中的“俯窥”池塘，并非仅仅看水（那样就用不着“窥”了），而是入迷地欣赏着“水中影”：月影、树影、花影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景物。“窥”字极为传神，活灵活现地写出了诗人的个性；不仅如此，它还和“小立”形成对照，风致悠然。
“携幼寻新的”承“小立”句而来：塘畔的缕缕幽香诱惑着诗人，于是他兴致更高，“携幼”相寻。画面中出现了一老一少，相互之间又是如此亲密，款语绵绵，这就照应了上文的“笑语”。“扶衰坐野航”，进一层表现赏玩之兴。“扶衰”，虽衰老而强起；“野航”，一种“恰受两三人”（杜甫《南邻》）的小船。年老体弱，而所坐又非画舫楼船，既无箫管之喧，又无友朋之乐，却唤起他如此高的游兴。不为别的，正是这秋月映照着的林塘夜色和“岁晚惜流光”的深切感情。所以“扶衰”并非叹老，“野航”亦非调侃，而是要通过二者更深刻地反衬出他的情怀。
最后一联画龙点睛。“延缘”，徘徊流连。“延缘久未已”具有很大的容量，它不仅包括了上述全部赏玩过程，还表明“扶衰坐野航”之后诗人仍在夜游。至于他何时会“已”，没有明写，也没有暗示，只是意味深长地说明了“延缘久未已”的原因：“岁晚惜流光。”有了这一句，全部描写赏玩的画面就获得了灵魂，读者尽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想象，去回味。此诗虽然用笔平实，仍有含蓄不尽之意，原因正在于此。
这是一篇文论。文章首段叙述仲兄苏涣易字“文甫”的故事；第二段里，作者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水与风各自的形状，进而述说风水相遇的情景；第三四段里，作者紧密联系水风相遭的景观，论述二物相遭，无意而成文，表面是评论水的波纹，实际是在品评文章，借自然景观的美与丑来论述文章的高下，在轻松自然中论述了严肃的写作理论。文章词藻华美，描写穷形尽相。刻画水之态、风之状，以及风水相激的壮观，铺陈夸张，妙喻连篇，绘声绘色，气势磅礴。
作者首段从仲兄易字“文甫”谈起，借题发挥，用“风水相遭而成文”作比喻，详尽述说了他对文章写作过程的认识。文章开头是叙述“易字”的原委。作者读到《周易》“涣六四”时，看见“涣其群，元吉。”于是想到仲兄名涣，字公群，正好与《周易》中的这句话相应。作者就把自己的想法对仲兄说了，仲兄要求作者替自己换一个字，作者允诺，并且将字“公群”换成“文甫”，问仲兄同意否。于是作者就这个“文”字展开了一番精彩的论说。
文章的第二段，作者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水与风各自的形状。作者给风与水的形状作过描述之后，进而述说风水相遇的情景。“今四风水之相遭乎大泽之陂也，……而风水之极观备矣。”“纡馀委蛇”“蜿蜒沦涟”这两个四字句都形容水流的样子。下文的三对四字句则是两两相对。“安而相推”对“怒丽相凌”；“舒而如云”对“蹙而如鳞”；“疾而如驰”对“徐而如缅”这三个四字对句，文字工整，内容充实，并非为对而对，描述了水与风相遇时可能出现的六种状态，是不可多得的佳句。作者用了几个对句之后，笔锋一转，又换成另外一种句式，不再用对句的形式：“汩乎顺流，至乎沧海之滨，磅礴汹涌，号怒相轧，交横绸缪，放乎空虚，掉乎无垠，横流逆折，渍旋倾侧，宛转胶戾”，用过这些一般的四字句之后，又转换了句式：“回者如轮，萦者如带，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鹭，跃者如鲤”，用了一连串的比喻，多方面展示了水与风“相遭”的景观。在这段“风水之极观备矣”的生动描述中，作者基本用了四字句，但“一定”之中又有“不定”，句式多次变换，一会儿是四字对句，一会儿是四字句的比喻句，使这段描述从形式上看是整齐而不呆板，静中有动，读来趣味横生，引人入胜。
作者在文中用大量篇幅描述了水与风相交的各种景观，也是“意在言外”。“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可见求“文”生之源才是作者的真实用意。作者认为风水的波纹，既不是水造成的，也不是风造成的，而是风水相遇，偶然得之。作者还认为这种文堪称“天下之至文也。”文章中，“文”既指水的波纹，又指文章。至文，实际就指最好的文章。作者还说：“今四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失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意思是玉没有内在的美，不能成为文；雕刻刺绣的工艺品，也失去了自然之美，也不能称之为文。世上没有经过雕琢的东西就只有风与水，也只有这二物相遭才能形成真正的“文”。言外之意，最好的文章则是出于自然的文章。这段文字，作者紧密联系水风相遭的景观，论述二物相遭，无意而成文，表面是评论水的波纹，实际是在品评文章，借自然景观的美与丑来论述文章的高下，在轻松自然中论述了严肃的写作理论，这本身就是“自然天成”，匠心独运。
这篇文章借为仲兄易字，阐发了作者对文章的审美观。在描绘风水相遭的自然景观时，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四字句及四字对句和四字句的比喻句，使文章形式产生一种动静相和的美感。另外，文章在描述风水相交的自然景观时，融进了作者对文章写作过程的看法，二者结合紧密。作者崇尚自然、反对雕琢的思想在文中得到充分体现。这篇文章是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来展示作者文章理论的佳作。
《江夏行》与《长干行》写的是同类题材，同样采用女子口吻的代言体形式，两个女主人公的遭遇则有同异。江夏女子的丈夫也在外经商，她的凄苦较多，而幸福的回忆却较少。
江夏女子与丈夫的结合，感情基础较之长干女夫妇似乎薄弱得多。这位江夏女子自幼多愁善感，向往爱情几乎是她惟一的精神生活。她的幻想是“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不免把爱情问题看得太简单，她还不知道“负心汉”的含义，就委身商贾。殊不如商贾的生活方式特点之一是流动性大，根本不可能“白头不相离”的。
她所委身的这男子，似乎较其他商贾更为重利轻别：“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他的去处是扬州，乃是大都会，温柔富贵之乡。同去的人都还知道有个家，唯独他不回来。于是江夏女子痛苦得发疯，心理上发生了变态。她妒嫉一切少妇：“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她痛悔昨日的轻信：“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由此看来 ，李白笔下的妇女题材绝非千篇一律，妇女问题在大诗人笔下得到了多角度的反映。《江夏行》与《长干行》彼此是不能替代的。此诗较前诗比兴为少，赋法为主，又运用了五、七言相间的形式，音节上更见灵活多致。不过，大约是即兴创作，较少文字推敲，此诗比《长干行》出语稍易，腔调稍滑，不免在艺术上略逊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