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五言绝句:语言平浅简易,情态缠绵凄凉,含蓄蕴藉,言短意长。“含蓄有古意”、“直接国风之遗”,在理解李白诗歌的时候应该注意这些。古代的“美人”就不是一个普通的词,与现代口头时髦的“美女”很不一样。《离骚》里的“香草美人”指贤臣明君;《诗经》中的美人指容德俱美的年轻女子,“有美一人,清扬婉兮”。“美人卷珠帘”是指品性容貌都美好的闺中女子,李白诗歌的“含蓄蕴藉”是指诗歌中主人公情韵的婉转,而非指寄托兴寓,所以说它“直接国风之遗”。
这首小诗抒写一位美人的幽怨,不直截了当地写怨,而只作美人神态的描绘:含颦独坐,泪痕满面,却表现出了她心中深深的愁恨。
“深坐颦蛾眉”,“深”的意思是有多层的。“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蝶恋花》)女子所住的闺房在“帘幕无重数”的深院里,十分幽深,十分寂寞,这是第一层;“深”还有深情的意思,所谓“美人卷珠帘”,古人思念亲人,总要登高望远,那是男子的做法,女子“养在深闺人未识”,不能抛头露面,于是只好“卷珠帘”望着离人去的方向以寄托思念之情,期待离人回来,这是第二层;“深”的第三层意思便是“久”,指坐的时间很长了。颦是皱的意思,吴宫里的西施“颦”起来的样子比平日更加美丽,更加楚楚可怜,才有了东施的效颦。“颦蛾眉”更显出了“美人”之美。
“但见泪痕湿”,因为思念太深了,情太深了,所以不知不觉就流下相思泪。“湿”字说明是暗暗地流泪,情不自禁地流泪。联系到第二句的“颦蛾眉”,比“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怨情更重。
“不知心恨谁”,明明是思念,是爱一个人,却偏偏用“恨”。女主人公的心底是有点抱怨,离人去外地太久了,害她一个人在这深院里忍受着孤单寂寞,离人却还不回来。但这种恨,其实就是一种爱。爱一个人,总是恨对方不能陪伴在身边。诗的前三句用赋,末尾用问句归结“怨情”。这里的赋是个动态的过程,首先是“卷珠帘”,然后“深坐”,再“颦蛾眉”,最后“泪痕湿”,行动可见,情态逼人。
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历来为人称道。明明是思念,是爱一个人,却用了一个“恨”,所谓恨,是爱之极也。明明思念的对象已经呼之欲出了,却就不知恨谁。这两句,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解读。第一个视角,是美人的视角,美人不是恨谁,是恨这春光太美,勾引了她内心的思念,还是恨良人久离不归,让她独守空房?恨的模糊了,但美人内心的恨意,却是明确的。第二个视角,是诗人的视角,诗人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到一个脸上挂着泪痕的美女,看到了她内心的恨意,但是不知道她恨的对象,也不敢冒昧问。
李白的这首诗写的就是一个意境,一个孤独的女子的思念之情。这样一个很平凡的情景,作者捕捉到了几个点,由这几个点勾出一幅简单的画面,同时又留下无限的遐想。随意的一个小细节,就可以泄露整个主题,可见诗人的洞察力。全诗哀婉凄凉,缠绵悱恻。
这首词主要是写相思之情,上片写伴随行人的是“候馆"的凄风冷雨,而闺人所住的"小楼”也是孤栖凄清;下片的词意不再怨天却转而尤人,富家男女终日厮守,享受春意,和词中主人公的孤独状况形成强烈的对比。全词情景交融,语言既隽永含蓄又明白如话,风格清纯质朴。
“候馆”是行人寄住的旅舍,昏灯凉雨是此时与他作伴的凄凉景物。“小楼”是居人所在的闺楼,明月照床衬托出她静夜无侣的孤栖境况。两者对举,构成一种典型的伤别怀人的抒情背景,由此决定了全词的情调氛围。“多情却被无情恼”。“今夜还如昨夜长”,分别借用苏轼《蝶恋花》和贺铸《采桑子》词原句,巧成对仗。在这里,多情的是人,无情的是前边两句所描写的环境中的自然之物。这种萧索的时令和孤独的环境,最容易唤起人的离愁别绪。“今夜还如昨夜长”一句,看似说得无谓,却告诉读者两层意思:一是受着相思的煎熬,耿耿难眠,故觉夜长;二是夜夜相思,不止一天了。
下片不再怨天,却转而尤人。“金屋暖,玉炉香”与候馆、小楼清境相对,不仅标明是富家器物,而且又有金屋藏娇典故潜在的暗示,使人想到富家男女终日厮守,这和词中主人公的孤独况味形成强烈的对比。结尾两句寓情于景,谓将像梅花那样熬过寒冬,迎来海棠开放的春天。然而海棠开时,梅花也就凋零了。在自我宽慰中,希望与悲感交织,一线亮色中仍不免忧郁的灰青。
这是元好问以“鹧鸪天”词调所写“宫体八首”的第一首。元好问于词,似有集大成之意。这八首宫体词,并不像过去的宫体诗那样,偎玉倚香,剪红刻翠,不过偏重于写男女相思之情而已。这首词在写法上有几点令人称赏。在构思上,打破了柳永等人写羁旅愁思常用的今、昔、今的三段式,目光专注于眼前情景,把回忆的画面处理到幕后。这样就避开了往日相依相偎耳鬓厮磨的一般化描写,少了点曲折,却更显得单纯恳挚。其次,词的结尾以景结情,语淡情深。景又不似实景,乃近于诗的比兴,置于结尾,淡宕涵浑。其三,这首词擒离词造语,素朴清新,力避绮靡甜腻字面。若“金屋暖,玉炉香,春风都属富家郎”数句,直是乐府民歌之俊语。凡此诸方面,构成了质朴清纯的风格,依稀晚唐小词风味。
这首诗的情调酷似《诗经》中的“国风”,重在叙述行军艰难而紧张,并没有《毛诗序》所说“役久”的意思。全诗三章,以赋叙事抒情,头两章叠唱,意思相仿,诗人在急行军途中,迎面映入眼的是陡崖峭壁,挡住队伍的去路,忍不住惊呼道“维其高矣”、“维其卒矣”。头两句写所见,中间两句写所感,叹惋山川遥远,跋涉攀援,步步维艰,疲劳不堪,十分盼望抵达目的地。然而“山川悠远”,不知道何日才能走到。最后两句点题,交代急行军。“武人东征”一句贯穿全诗,三章都有,点明抒情主体与事件。首章“不皇朝矣”句,说明行军紧急,起早摸黑,天不亮就上路。第二段“不皇出矣”句蕴藏着更多难言的痛苦,行军紧迫,不断深入,无暇顾及以后能否脱险。也就是说至此生命已全置之度外。
第三章诗人笔锋一转,突然伸向天空,描写星空气象,与首章“朝矣”句相应,暗示是夜晚行军。朱熹说前四句“豕涉波,月离毕,将雨之验也”(《诗集传》)。这可能是诗人引用已有的气象民谚。近人闻一多指出:“豕涉波与月离毕并举,似涉波之豕亦属天象,《述异记》曰:‘夜半天汉中有黑气相连,俗谓之黑猪渡河,雨候也。’《御览》引黄子发《相雨书》曰:‘四方北斗中无云,惟河中有云,三枚相连,如浴猪狶,三日大雨。’与《诗》之传说吻合,是其证验。《史记·天官书》曰:‘奎为封豕,为沟渎。’《正义》曰:‘奎……一日天豕,亦曰封豕,主沟渎……荧惑星守之,则有水之忧,连以三年。’《易林·履之豫》诗曰:‘封豕沟渎,水潦空谷,客止舍宿,泥涂至腹。’此与《诗》所言亦极相似,是《诗》所谓豕白蹢者,即星中之天豕,明矣。”(《周易义证类纂》)依闻一多的说法,天豕为二十八宿之一的奎星,奎由十六颗星组成,所以说“烝涉波”。杨慎《古今谚》中“谚语有文理”条也说:“天河中有黑云,谓之黑猪渡河,主雨。”可与此相参证。“月离毕”说的是月亮靠近毕宿,古人同样视为下雨的征兆,《尚书·洪范》说:“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此星即指毕星。应劭《风俗通义》说:“雨师者,毕星也。”其下即引用此诗“月离”两句为证。《晋书·天文志》也说“月行入毕多雨”。所以这首诗前四句是引气象民谚,预兆将有滂沱大雨。“俾”字点明尚未发生,姚际恒《诗经通论》引姚炳的说法“将雨、既雨,诸说纷如”,实际上诗中原本是说“将雨”,而不是“既雨”,这个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正因为诗人担心遭遇滂沱大雨,行军难上加难,一心一意只想加速行进,无暇顾及其他,所以才说“不皇他矣”。三个段落的末句意思递进,旅途的苦情、忧虑一层深过一层。
这是琴曲,属正宫。苏轼词集原不载。同时郭祥玉效作一首。序云:“予甥以子瞻所作《醉翁操》见寄,未以为工也。倚其声作之。”此后,辛弃疾作一首,始编入集中,即正式沿用为词调。又,楼钥二首,其一和苏氏韵。宋人所作,合五首。双凋,九十一字。上片十句十平韵,下片十句八平韵。
苏轼此词就是专门为琴曲《醉翁操》这一天生绝妙之曲而谱写的。由于时代变迁,琴曲《醉翁操》原来是有其声而无其辞,此后乐谱失传,却变成有其辞而无其声。现传苏轼所作词,是否得其天籁,这就只能从语言文字中加以揣摩。
这首词上片,状写流泉之自然声响及其感人效果。
“琅然。清圜。谁弹。响空山。”四句为鸣泉飞瀑之所谓声若环佩,创造出一个美好意境。琅然,乃玉声。《楚辞·九歌》曰:“抚长剑兮玉珥,璆锵呜兮琳琅。”此用以状流泉之声响。“清圜”二字,有用以形容月亮的,如杜甫《舟中》诗曰:“今朝云细薄,昨夜月清圆”;有用以形容荷叶的,如周邦彦《苏幕遮》词“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有用以形容声音的,如苏轼《一从花》词“钟鼓渐清圆”。这里用来说声音——琅然的流泉,清越圆转;而以夜月作陪衬。谓:在此夜月清圆而又十分幽静的山谷中,是谁弹起这一绝妙的乐曲?
“无言。惟翁醉中知其天。”这是上面设问的回答。谓:这是天地间自然生成的绝妙乐曲。这一绝妙乐曲,很少有人能得其妙趣,只有醉翁欧阳修能够于醉中得之,亦能理解其天然妙趣。于是,这就进一步表明了流泉声响之无限美妙。
“月明风露娟娟。人未眠。”一句不是正面写声响,但却说出了声响所产生的巨大感人效果。谓:在此明月之夜,“风含翠筱娟娟静,雨裹红蕖冉冉香”(杜甫《狂夫》诗句),人们因为受此美妙乐曲所陶醉,迟迟未能人眠。
“荷蒉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贤。”上二句说一般人听此曲听得入了迷,此二句说这一乐曲如何打动了荷蒉者。《论语·宪问》曰:“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词作将此流泉之声响比作孔子之击磬声,用荷蒉者对击磐声的评价,颂扬流泉之自然声响。
下片描述醉翁的啸咏声及琴曲声。“醉翁啸咏。声和流泉。”二句照应上片所说,只有醉翁欧阳修才能得其天然妙趣。欧阳修曾作《醉翁亭记》于滁州。在琅琊幽谷听鸣泉,且啸且咏,乐而忘返,天籁人籁,完全融为一体。
“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二句说醉翁离开滁州,流泉失去知音,只留下自然声响,但此自然声响,朝夕吟咏,似带有怨恨情绪。“怨”为平声,作名词解。
“山有时而童颠。水有时而回川。”二句说时光流转,山川变换。琅琊诸峰,林壑尤美,并非永远保持原状。童颠,指山无草木。谓:蔚然而深秀之琅琊,有时候也将失去其奇丽景象。至于水,同样也不是永远朝着一个方向往前流动的。因此,琅琊幽谷之呜泉也就不可能完美地保留下来。
“思翁无岁年,翁今为飞仙。”二句说山川变换,人事变换,人们因鸣泉而念及醉翁,而醉翁却已化仙而去。《十洲记》载:蓬莱山周回五千里,有圆海绕山,无风而洪波百丈,不可往来。唯飞仙能到其处耳。词作用此典,意即醉翁化为飞仙,一去不复返,鸣泉之美妙,也就再也无人聆赏了。
但是,“此意在人问,试听徽外三两弦。”二句说鸣泉虽不复存在,醉翁也已化为飞仙,但鸣泉之美妙乐曲,醉翁所追求之绝妙意境,却仍然留存人间,这就是琴曲《醉翁操》。因为琴曲《醉翁操》乃鸣泉之另一知音沈遵,以琴声描摹下来的乐曲,同是鸣泉之天然和声。词作最后将着眼点落在琴声上,突出了全词的主题。
从词意上看,词作写鸣泉及其和声,能将无形之声响写得如此真实可感,如果不是对于大自然的造化之工有着真切的体验,无论如何也不能臻于此境。而且,从格式上看,词作句式及字声配搭非常奇特。开头四句,“琅然。清圜。谁弹。响空山”,只有一个仄声字(“响”)。其余都是平声。接着两句亦然。这样的安排,恐怕与此曲所属宫调有关。同时,上二下两结句作七言拗句,上结“曰(入作去)有(上代平)心也(阳上作去)哉此贤”与下结“试听徽外三两弦”,四声相合,当也是特意安排(据盛配《词调订律》卷二十二)。这都是琴曲韵度所留下的音乐印记。
全词节奏鲜明,韵脚鲜明,读来朗朗上口,其中画面感十足,于乐曲搭配更见绝妙,实为不可多得的佳作,无怪乎清代陈廷焯《词则·别调集》中评价本词“清绝、高绝,不许俗人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