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的是作者闻歌伤怀之感,其情事大致类于白居易之《琵琶行》,然而小词对于长诗,在形式上有尺幅与千里之差别。
上片写歌女的演唱,相当于白诗对琵琶女演奏的叙写。“樽前一曲歌,歌里千重意”,一曲歌而能具千重意,想必亦能说尽胸中无限事;而这“无限事”又必非乐事,当是平生种种不得意之恨事。这是从后二句中“恨”“泪”等字可得而知的。首二句巧妙地运用了对仗加顶真的修辞,比较一般的“流水对”更见跌宕多姿,对于歌唱本身亦有模似效用。“才欲歌时泪已流”一句乃倒折一笔,意即“未成曲调先有情”。
“恨应更、多于泪”,又翻进一笔,突出歌中苦恨之多。白居易诗对音乐本身的高低、疾徐、滑涩、断连等等,有极为详尽的描摹形容。而此词抓住歌者形态特点层层推进,启发读者去想象那歌声的悲苦与宛转。
“试问缘何事?不语如痴醉”,对歌女的悲凄身世作了暗示,相当于琵琶女放拨沉吟、自道辛酸的大段文字。但白诗中的详尽的直白,此完全作了暗示的处理。当听者为动听的演唱感染,希望进一步了解歌者身世时,她却“不语如痴醉”。这样写大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妙。
末三句写词人由此产生同情并勾起自我感伤,相当于白居易对琵琶女的自我表白。但此词却只说“我亦情多不忍闻”,好像是说:歌女不语也罢,只怕我还受不了呢。由此可知,这里亦有一种同病相怜、物伤其类的感情,因此以至于“怕和我、成憔悴”。
和白居易《琵琶行》不同的是,这首词善抒情,妙悬念的设置,化实为虚,得其空灵。同时,此词运笔颇饶顿挫,上片用递进写法,下片则一波三折,读来引人入胜。《卜算子》词调上下片的两个结句,本为五言句,此词则各加了一个衬字变成六言句(三三结构)。大凡词中加衬字者,语言都较通俗,此词亦然。
唐代诗人王昌龄描写上流贵妇赏春时心理变化的一首闺怨诗。唐代前期,国力强盛。从军远征,立功边塞,成为人们“觅封侯”的重要途径。诗中的“闺中少妇”和她的丈夫对这一道路也同样充满了幻想。
题称“闺怨”,一开头却说“闺中少妇不曾愁”,似乎故意违反题面。其实,作者这样写,正是为了表现这位闺中少妇从“未曾愁”到“悔”的心理变化过程。丈夫从军远征,离别经年,照说应该有愁。之所以“不曾愁”,除了这位女主人公正当青春年少,还没有经历多少生活波折,和家境比较优裕(从下句“凝妆上翠楼”可以看出)之外,根本原因还在于那个时代的风气。在当时“觅封侯”这种时代风尚影响下,“觅封侯”者和他的“闺中少妇”对这条生活道路是充满了浪漫主义幻想的。从末句“悔教”二字看,这位少妇当初甚至还可能对她的夫婿“觅封侯”的行动起过一点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对生活、对前途充满乐观展望的少妇,在一段时间“不曾愁”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第一句点出“不曾愁”,第二句紧接着用春日登楼赏景的行动具体展示她的“不曾愁”。一个春天的早晨,她经过一番精心的打扮、着意的妆饰,登上了自家的高楼。春日而凝妆登楼,当然不是为了排遣愁闷(遣愁何必凝妆),而是为了观赏春色以自娱。这一句写少妇青春的欢乐,正是为下段青春的虚度、青春的怨旷蓄势。
第三句是全诗的关键,称为“诗眼”。这位少妇所见,不过寻常之杨柳,作者何以称之为“忽见”?其实,诗句的关键是见到杨柳后忽然触发的联想和心理变化。杨柳在古代人的心目中,不仅仅是“春色”的代替物,同时,它又是友人别离时相赠的礼物,古人很早便有折柳相赠的习俗。因为那迷茫和朦胧的杨花柳絮和人的离愁别绪有着某种内在的相似。故少妇见到春风拂动下的杨柳,一定会联想很多。她会想到平日里的夫妻恩爱,想到与丈夫惜别时的深情,想到自己的美好年华在孤寂中一年年消逝,而眼前这大好春光却无人与她共赏……或许她还会联想到,丈夫戍守的边关,不知是黄沙漫漫,还是和家乡一样杨柳青青呢?在这一瞬间的联想之后,少妇心中那沉积已久的幽怨、离愁和遗憾便一下子强烈起来,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悔教夫婿觅封侯”便成为自然流淌出的情感。说到“忽见”,杨柳色显然只是触发少妇情感变化的一个媒介,一个外因。如果没有她平时感情的积蓄,她的希冀与无奈,她的哀怨与幽愁,杨柳是不会如此强烈地触动她“悔”的情感的。故曰少妇的情感变化看似突然,实则并不突然,而在情理之中。
本来要凝妆登楼,观赏春色,结果反而惹起一腔幽怨,这变化发生得如此迅速而突然,仿佛难以理解。诗的好处正在这里:它生动地显示了少妇心理的迅速变化,却不说出变化的具体原因与具体过程,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让读者去仔细寻味。
短篇小说往往截取生活中的一个横断面,加以集中表现,使读者从这个横断面中窥见全豹。绝句在这一点上有些类似短篇小说。这首诗正是抓住闺中少妇心理发生微妙变化的刹那,作了集中的描写,从而从一刹那窥见全过程。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在小说中由林黛玉所作。前两句直写西施的不幸,后两句写西施和一般女子一样,红颜多薄命。这首诗是林黛玉以西施自况,发出了预感命运不幸的悲叹,悲哀自已红颜薄命。这首诗引用了东施效颦之典,化用王维《西施咏》和《洛阳女儿行》诗意,增强了全诗的悲叹基调。
首联直写西施的不幸:一代绝顶美丽的西施葬身江中,有如浪花一样很快消失了,吴宫里的妃子白白地想念她。其中,“一代倾城逐浪花”就把红颜薄命的意思点明,并为全诗定下了悲叹的调子。第二句写“逐流花”后的反响。红颜而薄命,只给人留下悲伤的叹息。
三四两句写西施和一般女子一样,红颜多薄命。请不要笑东村效颦女长得丑,却能活到满头白发,且能自由地在溪边浣纱。意思是说美女不如丑女长寿、自由。黛玉《西施》化用王维诗意,意思指西施虽美,已如江中浪花,稍纵即逝;而东村丑女,却可活到银丝白头。
此诗字句浅白,所用东施效颦之典也为大家所熟悉,但其用意却在以古喻今。西施虽美,终究薄命随江水而去,有如浪花易逝。她虽令宫女怀恋,但不如东村女能活到白头。黛玉借此而说自己寄人篱下,虽有贾宝玉等知己的关心,但她也预感到病鹰继身难治,因而发出了预感命运不幸的悲叹。
曲江的兴废,和唐王朝的盛衰密切相关。杜甫在《哀江头》中曾借曲江今昔抒写国家残破的伤痛。面对经历了另一场“天荒地变”──甘露之变后荒凉满目的曲江,李商隐心中自不免产生和杜甫类似的感慨。杜甫的《哀江头》,可能对他这首诗的构思有过启发,只是他的感慨已经寓有特定的现实内容,带上了更浓重的悲凉的时代色彩。
一开始就着意渲染曲江的荒凉景象。这里所蕴含的并不是吊古伤今的历史感慨,而是深沉的现实政治感喟。“平时翠辇过”,指的是事变前文宗车驾出游曲江的情景:“子夜鬼悲歌”,则是事变后曲江的景象,这景象,荒凉中显出凄厉,正暗示出刚过去不久的那场“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残酷事变。在诗人的感受中,这场大事变仿佛划分了两个时代:“平时翠辇过”的景象已经成为极望而不可再见的遥远的过去,眼前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幅黑暗、萧森而带有恐怖气氛的现实图景。“望断”、“空闻”,从正反两个方面暗寓了一场“天荒地变”。
三、四承“望断”句,说先前乘金舆陪同皇帝游赏的美丽宫妃已不再来,只有曲江流水依然在寂静中流向玉鬼旁的御沟(曲江与御沟相通)。“不返”、“犹分”的鲜明对照中,显现出一幅荒凉冷寂的曲江图景,蕴含着无限沧桑今昔之感。文宗修缮曲江亭馆,游赏下苑胜景,本想恢复升平故事。甘露事变一起,受制家奴,形同幽囚,翠辇金舆,遂绝迹于曲江。这里,正寓有升平不返的深沉感慨。下两联的“荆棘铜驼”之悲和“伤春”之感都从此生出。
第五句承“空闻”句。这里用西晋陆机“华亭鹤唳”典故,用以暗示甘露事变期间大批朝臣惨遭宦官杀戮的情事,回应次句“鬼悲歌”。第六句承“望断”句与颔联。这里用西晋索靖“泣铜驼”典故,借以抒写对唐王朝国运将倾的忧虑。这两个典故都用得非常精切,不仅使不便明言的情事得到既微而显的表达,而且加强了全诗的悲剧气氛。两句似断实连,隐含着因果联系。
末联是全篇结穴。在诗人看来,“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这场天荒地变──甘露之变尽管令人心摧,但更令人伤痛的却是国家所面临的衰颓没落的命运。痛定思痛之际,诗人没有把目光局限在甘露之变这一事件本身,而是更深入地去思索事件的前因后果,敏锐的觉察到这一历史的链条所显示的历史趋势。这正是此篇思想内容比一般的单纯抒写时事的诗深刻的地方,也是它的风格特别深沉凝重的原因。
这首诗在构思方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既借曲江今昔暗寓时事,又通过对时事的感受抒写“伤春”之情。就全篇来说,“天荒地变”之悲并非主体,“伤春”才是真正的中心。尽管诗中正面写“伤春”的只有两句(六、八两句),但实际上前面的所有描写都直接间接地围绕着这个中心,都透露出一种浓重的“伤春”气氛,所以末句点明题旨,仍显得水到渠成。
这首绝句与其说是写春寒,不如说是咏海棠。说到咏海棠,自然忘不了苏轼的《海棠》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其实,这两首海棠诗都是借海棠写自己。苏轼笔下的海棠圣洁、幽寂,是他贬官黄州时的写照;陈与义笔下的海棠雅致孤高,是他流亡时的写照。
这首诗的前两句是铺垫。“二月巴陵日日风,春寒未了怯园公”,联系到下文,不仅有风,而且有雨,春寒料峭中,日日风雨,凄冷无比。更何况诗人还流离失所、漂泊无依。由己及物,想到满园即将吐蕊发芽的花木,禁不住有些担心。“怯园公”此三字,道出了诗人心境:既怯花不发,又怯花发遭雨打。
尽管有些心情,但孤寂的诗人还是希望寻觅到些许的安慰。当他看到园中海棠时,欣喜之情油然而生:“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蒙蒙细雨中。”宋祁词《锦缠道》曰:“海棠经雨胭脂透。”海棠经雨打风吹,像湿透的胭脂一样,会有所残败。但诗人眼中的海棠,却是那样的傲然不屈:“不惜”娇色、“独立”风雨。花木不会有什么情感,有情的只是诗人,诗人“情眼观物”,便万物皆有情了。此时的海棠不再是海棠,而是诗人的化身——风流,雅致,却还有孤傲的品格。
此诗作者开海棠喻己之风,以海棠幽寂喻自己贬官遭际。而陈简斋笔下的海棠雅致孤高,不仅风致,更具品格,正是他流亡时的写照。诗人将自己的风骨、品格融入对海棠的描写中,使这首诗成为咏物诗的上乘之作。联系到“靖康之难”后大多北方的宋人被迫漂泊他乡,这首诗也就获得了超越个人情怀的普遍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