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江又名曲江池，故址在今西安城南五公里处，原为汉武帝所造。唐玄宗开元年间大加整修，池水澄明，花卉环列。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西有杏园、慈恩寺，是著名游览胜地。
第一首写他在曲江看花吃酒，布局出神入化，抒情感慨淋漓。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首联是说，落下一片花瓣让人感到春色已减。如今风把成千上万的花打落在地，怎不令人发愁？
在曲江看花吃酒，正遇良辰美景，可称赏心乐事了；但作者却别有怀抱，一上来就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惜春情绪，产生出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他一没有写已经来到曲江，二没有写来到曲江时的节令，三没有写曲江周围花木繁饶，而只用“风飘万点”四字，就概括了这一切。“风飘万点”，不止是客观的写景，缀上“正愁人”三字，重点就落在见景生情，托物言志上了。“风飘万点”，这对于春风得意的人来说，会煞是好看，为何又“正愁人”呢？作者面对的是“风飘万点”，那“愁”却早已萌生于前此的“一片花飞”，因而用跌笔开头：“一片花飞减却春”！历尽漫长的严冬，好容易盼到春天来了，花儿开了。这春天，这花儿，不是值得人们珍惜的吗？然而“一片花飞”，又透露了春天消逝的消息。敏感的、特别珍惜春天的诗人又怎能不“愁”？“一片”，是指一朵花儿上的一个花瓣。因一瓣花儿被风吹落就感到春色已减，暗暗发愁，可如今，面对着的分明是“风飘万点”的严酷现实啊！因此“正愁人”三字，非但没有概念化的毛病，简直力透纸背。
“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颔联是说，且看将尽的落花从眼前飞过，也不再厌烦过多的酒入口。
“风飘万点”已成现实，那尚未被风飘走的花儿就更值得爱惜。然而那风还在吹，剩下的，又一片、一片的飘走眼看即将飘尽了！第三句就写这番情景：“且看欲尽花经眼。”“经眼”之花“欲尽”，只能“且看”。“且”是暂且、姑且之意。而当眼睁睁的看着枝头残花一片、一片的随风飘走，加入那“万点”的行列，心中又是什么滋味呢？于是来了第四句：“莫厌伤多酒入唇。”吃酒为了消愁。一片花飞已愁；风飘万点更愁；枝上残花继续飘落，即将告尽，愁上添愁。因而“酒”已“伤多”，却禁不住继续“入唇”啊！
只是一落花，连写三句，极尽反复层折之妙。接入第四句，魂消欲绝。然而作者何以要如此“反复层折”的写落花，以致魂消欲绝。究竟是仅仅感叹春光易逝，还是有慨于难于直陈的人事问题呢？
“江上小堂巢翡翠，花边高冢卧麒麟。”颈联是说，翡翠鸟在曲江上的楼堂上作巢，原来雄踞的石麒麟现今倒卧在地上。
第三联就写到了人事。有人说此联“奇想惊人”，细想却恰恰在人意之中。诗人的目光随着“风飘万点”在移动：落到江上，就看见原来住人的小堂却巢着翡翠——翡翠鸟筑起了窝，何等荒凉；落到苑边，就看见原来雄踞高冢之前的石雕墓饰麒麟倒卧在地，不胜寂寞。经过安史之乱，曲江往日的盛况远没有恢复；可是，好容易盼来的春天，眼看和万点落花在一起，就要被风葬送了！这并不是惊人的奇想，而是触景伤情。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荣绊此身？”尾联是说，仔细推究事物盛衰变化的道理，那就是应该及时行乐，何必让虚浮的荣誉束缚自身呢？
面对这残败景象又有什么办法呢？仍不外是“莫厌伤多酒入唇”，只不过换了一种漂亮的说法，就是“行乐”。难道“物理”就是这样吗？如果只能如此，无法改变，那就只须行乐，何必让浮荣绊住此身，失掉自由呢？
联系全篇来看，所谓行乐，不过是他自己所说的“沉饮聊自遣”，或李白所说的“举杯消愁愁更愁”而已，乐处又在哪里呢？
绊此身的浮荣何所指？指的就是“左拾遗”那个从八品以上的谏官。因为上疏救房琯，触怒了肃宗。从此，为肃宗疏远。作为谏官，他的意见却不被采纳，还蕴含着招灾惹祸的危机。这首诗就是乾元元年（758）暮春任“左拾遗”时写的。到了这年六月，果然受到了处罚，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从写此诗到被贬，不过两个多月的时间。了解了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就会对这首诗有比较确切的理解。
这是“联章诗”，上下两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下一首，即紧承“何用浮荣绊此身”而来。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第二首开头四句是说，上朝回来，天天去典当春天穿的衣服，换得钱来每天到江头买酒喝，直到喝醉了才肯回来。到处欠着酒债，那是寻常小事，人能够活到七十岁，古来也是少有的了。
前四句一气旋转，而又细针密线。时当暮春，长安天气，春衣才派上用场；即使穷到要典当衣服的程度，也应该先典冬衣。如今竟然典起春衣来，可见冬衣已经典光。这是透过一层的写法。而且不是偶尔用典，而是“日日典”。这是更透过一层的写法。“日日典春衣”，读者准以为不是等米下锅，就是另有燃眉之急；然而读到第二句，才知道那不过是为了“每日江头尽醉归”，真有点出人意外。出人意外，就不能不引人深思：为什么要日日尽醉呢？
诗人还不肯回答读者的疑问，又逼进一层：“酒债寻常行处有”。“寻常行处”，包括了曲江，又不限于曲江。走到曲江，就在曲江尽醉；走到别的地方，就在别的地方尽醉。因而只靠典春衣买酒，无异于杯水车薪，于是乎由买到赊，以致到处欠着酒债。付出这样高的代价就是为了换得个醉醺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诗人终于作了回答：“人生七十古来稀。”意味人生能活多久，既然不得行其志，那就今日有酒今日醉吧！这事愤激之言。联系诗的全篇和杜甫的全人，是不难了解言外之意的。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第三联是说，但见蝴蝶在花丛深处穿梭往来，蜻蜓在水面上款款而飞，时不时点一下水。
第三联写江头景，在杜诗中也是别具一格的名句。这一联体物有天然之妙，但不仅妙在体物，还妙在“缘情”。人生如此短促，大好春光，又即将消逝，难道不值得珍惜吗？诗人正是满怀惜春之情观赏江头景物的。“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这是多么恬静、多么自由、多么美好的境界啊！可是这样自由、这样美好的境界，还能存在多久呢？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末联是说，传话给春光，让我与春光一起逗留吧，虽是暂时相赏，也不要违背啊！
“传语”犹言“寄语”，对象就是“风光”。这里的”风光“就是明媚的春光。诗人以情观物，物皆有情，因而传语风光说：”可爱的风光啊，你就同穿花的蛱蝶，点水的蜻蜓一起流转，让我欣赏吧，哪怕是暂时的；可别连这点心愿也违背了啊！“
《曲江二首》是因为仕途不得志而作，所以惜春、留春之情包含深广的社会内容，耐人寻味。
这两首诗总的特点，用我国传统的美学术语说，就是“含蓄”，就是有“神韵”。所谓“含蓄”，所谓“神韵”，就是留有余地。抒情、写景抒写的是最典型最有特征性的东西，从而使读者通过已抒之情和已写之景去玩味未抒之情，想象未写之景。
就抒情方面说，“何用浮荣绊此身”，“朝回日日典春衣，……”，其“仕不得志”是依稀可见的。但如何不得志，为何不得志，却秘而不宣，只是通过描写暮春之景抒发惜春、留春之情；而惜春、留春的表现方式，也只是吃酒，只是赏花玩景，只是及时行乐。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日日江头尽醉归”，从“一片花飞”到“风飘万点”，已经目睹了、感受了春减、春暮的全过程，还“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真可谓乐此不疲了！然而仔细探索，就发现言外有意，味外有味，弦外有音，景外有景，情外有情，“测之而益深，究之而益来”，真正体现了“神余象外”的艺术特点。
清初学者仇兆鳌《杜诗详注》：此诗上六句写雨中景物，末二句写雨际行舟。风狂雨急，故鸣而有声，既过则细若飞丝矣。草不沾污，见雨之微。风虽乍稀，雨仍未止也。舞燕将子，记暮春雨。行云湿衣，切巫山雨。江舸逆浪，杜甫对冒险营运表示担忧。
清代杜诗研究家浦起龙《读杜心解》：“望晴之词，祝其止舞而挟子以游，停云而振衣适志，已引动欲归义。乳子本说燕雏，仙衣本说神女，公乃借形挈家归去之志也，运古入化。”
当代诗人谢颐城认为仇兆鳌对“舞石旋应将乳子，行云莫自湿仙衣”两句的注解有问题，浦起龙“运古入化”的评语也不恰当。他认为杜甫借“舞石”“将乳子”，表示自己将“挈家归去”；借巫山神女的典故“行云莫自湿仙衣”，是提醒自己不能只顾“行云”、游览潇洒，而延误了归程。同时谢颐城认为这首诗最大的毛病是：“舞石”典故用得突兀，不协调。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这首小令，毛晋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本《后村别调》中题为《感旧》，它是对词人年轻时代一段生活的感怀。
公元1218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刘克庄出参江淮制置使李珏幕府。他到淮东后，见维扬（今扬州）兵不满数千，因而提出“抽减极边戍兵，使屯次边，以壮根本”，但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第二年春天，金兵果然乘虚而入，犯安濠，攻滁州，南宋朝野震动。刘克庄“在幕最久，得谤尤甚”。滁州围解之后，他就退出了幕府。小令所写的就是这一段生活。
上片通过记梦引出对当年军幕生活的怀念。“酲”，意为病酒，即酒醒后神志不清有如患病的感觉。“毬”即球，又称鞠丸，是古代习武用具，以皮为之，中实以毛，或步或骑，足踏或杖击而争之。词人春酒微醉之后，进入了梦乡。在梦中他又在与战士们快马飞驰，争毬为戏；他仿佛又回到了军营，听到了明月下悠扬的笛声和晓寒中嘹亮的号角声。
从“豪如昨”的自述里，大家不难想见词人当年在军中的豪迈英姿。正如他在《满江红》词中所写：“金甲雕戈，记当日辕门初立。磨盾鼻一挥千纸，龙蛇犹湿。铁马晓嘶营壁冷，楼船夜渡风涛急。”这里写的也是当年的军幕生活，从中可以看出词人的文才武略，和他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豪情。正因为这样，他对那一段生活才如此怀念，以至心有所感，形诸于梦。
下片因梦而感旧，表现了无限的感慨。古来成败是难于用言辞描述的，当年词人如果继续留在军中，很难说他就没有建立功勋的希望。然而他当时却一气之下退出了幕府。而今时光流逝，壮志难酬，不免生出“当时错”的悔恨之情。
“铁衣犹在，不堪重著。”这种感慨是真切实在的。在上引《满江红》词中，词人也说：“生怕客谈榆塞事，且教儿诵《花间集》。叹臣之壮也不如人，今何及。”字里行间，流露出功业无成的伤感。
刘克庄一生胸怀大志，盼望着恢复国家统一。他不止一次地表达了这一宏愿：“两河萧瑟憔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问长缨何时入手，缚将戎主？未必人间无好汉，谁与宽些尺度！”（《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然而词人自己却一生坎坷：“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沁园春·梦孚若》）。南宋王朝也一天天腐朽下去，光复的希望日益渺茫，他只能“凄凉感旧，慷慨生哀”，这是他“却悔当时错”的原因，也正是这篇小令的主旨所在。
刘克庄词，在艺术上豪放雄健，时有直露之病。前人说它壮语足以立懦，雄力足以排奡，又说它“直致近俗，学稼轩而不及者”（张炎《词源》）。这首小令感情豪迈，在表现手法上也不求曲折，而以平直见长，很能体现出他的词作的主要特色。但伤于直露，语无余意，下片又全以议论出之，削弱了词的形象性，这又是它的不足之处。